巴金研究的工作，主要是在1980年代开始的。在此以前巴金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上述的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巴金的思想和创作都被附加了许多意识形态的成分，无论是批判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还是强调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进步性”，都离开巴金实际的思想和创作状况很远。“文革”以后，巴金从灾难中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在1950年代以后的屈服是人生的耻辱，他要努力恢复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个决心也可以说是他对年轻时代的个人主义立场的重新选择。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想继续回到1950年代生活方式的老作家（如曹禺、丁玲、姚雪垠等）不同，他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毅然选择了反思“文革”、支持思想解放运动的道路，运用他的觉悟和努力，尽其可能地支持中国社会从愚昧、封闭、自大和落后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应该说，巴金的道路也是中国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由于他的崇高社会声望和巨大社会影响，他的声音在当时就格外引人瞩目。

巴金晚年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随想录》^[12]来体现的。这部《随想录》所关注的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巴金密切关注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变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论，并且以他的特殊的地位和声望支持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改革的探索。尽管《随想录》连载于香港的《大公报》上，但所针对的都是中国现实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用回应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这样做不是没有压力的，我们从五卷《随想录》的主题变化中可以看出：第一卷主题词是“争鸣”，当初是无预定计划地在社会发展变化中随时寻找写作题材，发表见解；第二卷的主题词是“探索”，明确表示了对现状的不满，需要进行探索；第三卷的主题词是“讲真话”，这是在受到压力以后，表示必须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论争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强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第四卷的主题词为“病中”，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年迈体衰，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自己在现实环境的“病中”；第五卷的主题词为“无题”，其实“无题”就是难以明说的主题：反思“文革”。这一卷的最后几篇“随想”，集中思考“文革”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由于巴金的“随想”越写越尖锐，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嫉恨和攻击。最近在上海拍卖行里发现的一批夏衍的书信，透露了1980年代巴金的言论受到有关方面的不满的材料。^[13]

中国学术界的巴金研究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开始的。巴金先生在国内的崇高声望和他的积极探索、坚持讲真话、反思“文革”的前卫立场，被当时的舆论称为“社会的良心”。这也是巴金先生一向推崇的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左拉等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巴金研究与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有很不一样的特点。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有名作家的成就都是体现在1949年以前，研究者的主要兴趣都集中在作家的早期创作；但巴金的创作比较特殊。巴金早期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理想追求，把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生开端，与他晚年的同样特殊的思想与写作联系起来，就构成了巴金研究的特殊内涵。巴金晚年的思想和创作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随想录》、讲真话、“文革博物馆”、自我忏悔等一系列的特殊话语都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在知识分子话语圈里广为流传。^[14]

围绕这些关键词所引起的争议也相应地展开。一方面由于《随想录》始终把矛头对准了“文革”的惨痛教训，引起了来自官方的顾忌，使《随想录》在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备受冷遇和压力；^[15]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的客观原因，使《随想录》的写作不得不选择一种含含糊糊的语言、吞吞吐吐的表达方式，甚至是官方色彩和媚俗意味的流行用语（如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这些语言在特定环境里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并且被社会所接受以至流传，但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空环境，尤其是进入到网络时代的青年人的阅读视域里，就显得单调、含糊和不过瘾。

关于《随想录》所遭到的冷遇，陈丹晨在一篇文章里披露：从《随想录》写作到完成，“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国内发表的有关评论文章加起来也不到十篇。据我所知，有的评论文章也是几经辗转拖延才得以发表的。全国性的重要报刊几乎没有对此表过态，更没有什么单位出来组织讨论会。这与近十多年热火的文学界可说是很不协调的。……《随想录》第一卷在国内出版时，那寒伧简陋的装帧是现在文学出版物中少见的。第二卷出版时，更是困难重重，拖延许久，才得以问世的。”^[16]直到1986年《随想录》五卷全部完成时，正是中国文学界最为开放和活跃的时候，当时《文艺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北京知名人士的笔谈，赞扬《随想录》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冯牧），是“充满真知灼见的大书”（唐达成），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刘再复），是“一种精神，一种公民的责任感、道德感”（王蒙）等等，均属溢美之词，只有张光年的文章透露出某种沉重的气息：“巴金同志最近著文，郑重提议设立‘文革’博物馆，使子孙后代牢记那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教训。兹事繁重，虽然一时难于实现，但我们应当体会这位文学大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渴望今后长治久安的苦心，切不可等闲视之！”^[17]张光年的发言还提到巴金对于当代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颇有语重心长之意。

但是在这样一种媒体的颂扬声中，另外一种声音也随之出现。早在《随想录》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在香港这样一个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青年读者，已经对《随想录》有了批评之声^[18]，但这还仅仅是艺术技巧方面的批评；1986年《随想录》受到传媒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宣传后，大陆也有了批评的回声。最初是四川作家张放的《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19]，张放说得非常小心，把争论的焦点主要针对媒体对《随想录》的过高评价，但因为批评了过高的评价，实际上也委婉地表达了对《随想录》在艺术技巧方面的不满。但在1990年代以后，批评就不仅仅局限在艺术技巧上，有些批评者站在貌似更加激进的批判立场上表示了对《随想录》以及巴金本人的不满。这些批评声音主要来自广州、深圳方面，以林贤治为代表。林贤治被时人称为“民间思想家”，是一位具有先锋意识的学者。他对现实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导致了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采取了不同情的理解，这种态度有点类似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对大诗人雨果的谴责，也类似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谴责。他一句自嘲式的话流传甚广：“如果说我们是文盲，巴金就是小学三年级水平。”他以这样的自我贬低来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水平低下”。他并不否认《随想录》的批判态度和表达知识分子良知的部分，但他认为，巴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达到的理性深度和水平，并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20]这些批评从抽象意义上理解是有其理由的，但问题是什么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达到的水平”，这本身是有疑问的。林贤治把晚年巴金的言论与他早期的言论、鲁迅的言论以及外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做比较，抽去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特定环境，把知识分子“应该达到的水平”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在特殊的中国环境里，恰恰是根本做不到，以致最终被自动取消。正如1990年代知识界推崇大陆学者陈寅恪、顾准一样，陈、顾的著作都是身后传世的潜在写作，与巴金这样站在现实土地上直面社会的污泥浊水，同时又以高度的政治智慧来有理有节地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随想录》除了在国内知识界引起重大反响外，在日本、韩国等地也引起学术界的相当关注。《随想录》有日译本出版，在日本研究者中也引起过热烈的讨论。1984年6月《猫头鹰》第三号刊载《巴金文学特集》，发表了日本学者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等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的座谈纪要，题目为《试谈精神史前景》。其中坂井洋史的观点较为深刻。他联系巴金一贯的内省与批判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指出巴金认为“只有通过对包括自己罪恶在内的罪恶不断进行批判，才能从自己的罪恶中解脱出来。基于这一意义，正说明巴金从《灭亡》到《随想录》是一贯的”。韩国留学生李喜卿的论文《〈随想录〉——寻找、恢复自我形象的过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逐一分析巴金如何在写作《随想录》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转变，并且在现实的困境中寻找出一种人性复苏的轨迹。^[21]这篇论文把巴金的写作过程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联系起来，研究作家的人格发展与社会背景互动的关系，反映了《随想录》研究的最新成果。

巴金去世后，我曾经发表以“从鲁迅到巴金”为总题目的系列论文，其中一部分分析《随想录》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发展而来。我认为，反思“文革”只是《随想录》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也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随想录》关注的是1980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入推进的过程，是参与其全过程的一部重要文献，从1978年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我把《随想录》视为鲁迅精神传统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回应，鲁迅晚年杂文创作的主要特征内涵，体现为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并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等等，这些特点都在巴金的《随想录》里得以充分体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