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是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围绕巴金的研究是在他还健在的情况下开展的，本来不应该有所谓资料问题。但是由于巴金的特殊信仰和他所生活的特殊环境，他的早期著作和思想资料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现代文学史领域、也是现代思想史领域的一个禁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苏联十月革命模式为理想的革命模式，而与此相违的一切思想理论甚至革命模式都被视为非法。这一理论导向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革命实践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模仿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发展而来，所以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统一教材里，对于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无政府主义持敌视的态度。但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与同样是中共对立面的托洛茨基派又有所不同。托派是直接由托洛茨基的国际组织在中共内部组织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中有实际的势力与影响，所以在1950年代初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无政府主义是五四前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其早期所影响的人士中，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左翼知识分子，有很多后来转为共产党的领袖；另外一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后来又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资深元老，而作为一种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30年代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力量，它转而成为一种空洞的伦理原则，对信仰者的道德情操有所规范。所以，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无政府主义没有构成对现实政权的威胁和破坏，这就使无政府主义本身在1949年以后没有成为整肃的目标，它仅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巴金也是在遵守这种禁忌的前提下，成为一位政府能够接受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巴金在后半生参加了国家的许多政治活动，但始终是以一个无党派^[2]人士的身份亮相的，而“无党派”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里本身是代表了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势力。在这个概念里，我觉得无政府主义若隐若现地还是保留了某些被允许存在的因素。^[3]

但是巴金本人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资料提供过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相反在“文革”前他一直是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一段历史，包括修改重版他早期的著作，尽可能地抹去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在无法完全灭迹的情况下，他也总是用自我检讨来淡化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巴金并不是第一批被抛出去批斗的“反动权威”，而是在上海市委已经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在无序的混乱中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和迫害。巴金是因为“反动权威”的身份和罪名被打倒，追究其无政府主义信仰是为了挖掘其“反共”故事，在这前提下无政府主义才成为他的罪名。当然这时候巴金的早期政治理想及其言论都作为“罪状”而公布。经过这样的灾难性的洗礼以后，反而使巴金晚年对于自己的信仰问题变得坦率起来，他再也不掩饰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早期信仰与相关文献，并多次表示同意公布这些材料。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整理出版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里，巴金把早期的一部分正面颂扬无政府主义英雄的人格榜样和精神传统的文献都收录出版，但还是作了一定的删节，有些过于敏感的文章，如直接批评早期苏维埃政权和列宁的文章还是被删去，早期根据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的著作改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没有收录^[4]，但毕竟是部分公开了早期巴金真实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言论。对于那些还没有公开的文献也有了较为完备的资料索引^[5]，并在一些学者有关巴金的传记著作里被引用。

1994年，日本学者山口守发表了《关于IISH和CIRA 所藏之巴金英文、法文书简》^[6]一文，对巴金研究资料有重大突破。这是山口守教授1992年访问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瑞士洛桑查阅资料时发现的巴金在1920—1940年代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批通信，这些书信不仅对探索巴金的思想极为紧要而有用，而且还体现出作为现代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当时确有的普遍性与广泛性。^[7]接着，山口守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等地继续寻找和发现巴金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通信往来材料，先后多达七十封左右的来往书信。^[8]通信时间最早在1926—1927年，最迟到1950年，1948—1950年间通信数量达到最高点，这也说明了巴金虽然在1930年代以后已经不再直接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思想上和国际关系方面，依然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这些通信中，他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中国大陆动荡剧变的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批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研究者很好利用，也没有让新一轮的巴金研究产生新的理论突破。

除此以外，在近两年中，其他有关巴金的资料整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2004年出版的巴金《再思录》增补本^[9]在1995年初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五万字的巴金晚年作品，均为《巴金全集》没有收录，包括巴金的最后一篇未完稿《怀念振铎》，新发现的巴金的外文书简还有法国学者安必诺提供的巴金致法国神甫明兴礼的两封书信^[10]。由于明兴礼是第一个撰写巴金研究著作的学者，巴金与他的通信中包含了很丰富的传记资料。可惜这部分书信尚有一些没有公布。巴金晚年的出访日记、与家人友人的来往通信也在陆续发表和整理当中^[11]，最后这部分成果比较多的是反映了巴金生命历程的最后二十几年的生活环境和创作心境，尤其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国大陆的文化背景，与研究巴金晚年的思想和写作也是直接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