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数量上说，从1981年陈丹晨出版《巴金评传》至今，这不到八年的时间已经有八种巴金评传或研究专著出版，平均每年一种，另外在刊物上连载传记或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而即将结集出版的专著，已知的已有三四种，再算上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巴金研究资料集、巴金作品评论集、巴金年谱等类著作，总数将达二十种左右。这在整个现代作家研究领域里不能不占首位（鲁迅研究除外）。至于研究论文，据统计，“1977年以来，在全国近三十家报纸、一百五十多家刊物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百篇以上，加上有关史料、评介、通讯报道、回忆访问等，总计达四百余篇。这是新时期巴金研究成果中更为丰富多彩的一个方面。这里不妨作一个对比。从1929年报刊上开始正式评介巴金的创作到1976年底，四十八年间，发表有关巴金的各类文章约二百五十篇（十年动乱中那些与学术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大批判”当然除外），其中研究论文不足四十篇。不难看出，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其他有关文章，近八年都远非前四十八年可比。这也清楚地显示出新时期巴金研究篷勃兴旺的局面”。^[4]不仅如此，近七八年来，复旦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开设了巴金研究的专题选修课，1985年5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学术讨论会”，其中巴金创作学术讨论会的参加者有五十多位，一些不能到会的研究者也寄来了论文与翻译文稿，在会上成立了“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由王瑶、贾植芳两位教授领衔，1988年由重庆出版社开始出版《巴金研究论集》的不定期丛刊。按上文所引用的贾植芳教授对学科发展的界定，可以说巴金研究工作在这近十年中才渐渐地摆脱了作品评论阶段，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

当然，研究工作的成熟标志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学术质量上，要看这一领域的实际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体现这一时代最高的学术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定量的分析。关于这一切，我将在《巴金研究十年》^[5]的概述中作具体的介绍，而本文的意图，只是想凭借对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综合和分析，对这近十年来已经取得的成绩谈几点看法：

一、巴金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几十年来，围绕着巴金作品所展开的讨论，没有一次是纯文学的，人们总是力图通过对巴金的世界观与创作关系的评价，来达到对历史的评价，这就造成巴金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即以尽可能详细的材料，来把握巴金世界观的复杂构成及其思想发展的意义。但这样一个前提，在1978年以前从未被人认真考虑过，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一）在1949年以后，无论客观环境还是作家的主观意图，都不容许作家前期世界观以本来面目保存下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生存环境，作家多次修改了自己的旧作，抹去了早期创作中所留下的各种痕迹；（二）由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向被视为异端，这一社会思潮几乎受到自晚清以来的所有政府的镇压，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都被毁和流失，以致在近几十年中，人们除了从国际共运史的教材中略略听到这个政治术语外，对它的内涵、性质、理论是一无所知。这就给巴金研究带来了最大的困难：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和经作家修改的作品在读者面前重新塑造了一个巴金；而几十年来一些心怀叵测的文艺批评家在读者面前也重新塑造了另一个巴金，他们不仅歪曲巴金，也歪曲了他的信仰的本义。这两个巴金形象虽然冰炭不容，但在妨碍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功效上完全是一致的。因此，当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真正的巴金研究活动只能从基础上做起，从这一学科的原始资料积累和整理开始。从1980年代起，国内相继出版了两种规模较大的巴金研究资料集。一种是贾植芳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的《巴金专集》，另一种是李存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丛书”之一的《巴金研究资料》，两种资料集均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求实精神钩沉旧籍，寻找佚文，编出了详实的“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巴金著译目录”“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确立了基本齐全的巴金资料库。它们的贡献一是基本弄清楚了巴金一生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他一生的著译情况。由于中国无政府主义文献的失散，有许多原著在国内已经无法查到，不得不依靠国外学者的帮助。如美国的巴金研究者奥尔格·朗的《巴金和他的著作：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所引的材料，对《巴金专集》最初的书目编撰起过重要的引路作用。李存光搜集的巴金在《春雷》《惊蛰》上发表的文章，是由日本学者樋口进提供的。曾经发表过巴金许多文章的《平等》月刊，国内图书馆资料残缺不全，我们在编写《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时，是通过美国伯克莱大学图书馆查阅到的。经过各种艰苦的努力，凡已知的巴金早期非文学性著译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查阅到了，剩下百分之二十左右现在还无法查到原件，仅知书目。第二个贡献是这两本资料集对大量佚文的发现，以及坚持以初刊本的面貌收集发表，给巴金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文本，纠正了以往以十四卷《巴金文集》为底本的局限，使人了解了历史，也了解了巴金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多侧面和多重性，给巴金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巴金早期的世界观问题作出了充分的学术讨论。这三十多年围绕巴金评论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有一个司芬克斯之谜般的难点，就是对作为一个杰出的反封建民主战士的巴金和作为一个虔诚而充满热情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的巴金之间无法达成统一的看法，研究者们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形象并存于同一个巴金身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其中一个形象而贬低或排斥另一个形象：要么强调巴金创作中的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而回避他的信仰问题，即避而不谈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巴金世界观发展中的主导因素；要么因为巴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否定他的全部创作。1980年代以后，随着巴金早期思想材料的发现和公开，也随着研究者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深入研究与了解，研究者逐渐摆脱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开始从巴金的具体思想具体行为出发，表达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到目前为止，这些见解没有达成一致，这当然是正常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真正成熟总是表现在异议并存、百家争鸣的格局上而不是达成表面的统一，重要的是研究者各自的观点都得以充分展开，有关的材料也无碍地公布。而且，他们在下面一个观点上几乎是统一的：即谁都承认巴金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个事实，谁也不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反动的、一无可取的思潮而没有任何进步性，谁也不再否认，巴金早期接受无政府主义时不但接受了它的反封建反强权的一面，也接受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研究者们再也无须躲躲闪闪地回避一些事实，更不会因为巴金信仰了无政府主义而去否定他的整个创作。这种宽容、客观的态度，不但使讨论深入到实质性问题，也使巴金研究工作获得了新的意义，即通过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道路的研究，去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般规律。

三、开始从研究巴金作品的思想价值转入研究巴金作品的审美价值。原来，耸立在巴金研究者面前有两个庞大复杂的系列：一个是巴金的思想系列，它是由一系列思想侧面如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恐怖主义等因素直接作用而构成的整体；另一个是巴金的创作系列，同样丰富而复杂，难以用一个或几个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术语去归纳，它最终将落实到巴金作品的审美价值判断上面。过去巴金研究的主要热点是探讨其思想系列，巴金作品多半是作为论证其思想的材料，对它们作思想意义上的分析远超过对内在艺术的或审美的探索，对巴金创作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点也很少有开拓性的见解。这种情况一直到1987年才有所改变，那一年同时出版了两种同书名的《巴金小说艺术论》^[6]，开始探讨巴金小说的艺术特征。尽管这两种论著还未能从根本上有所突破，在有些审美判断上也偏于溢美之嫌，但它们毕竟是第一次系统地谈到了巴金小说的审美精神、文体风格、艺术视点、小说结构以及象征、节奏、景物描写等一系列技巧性的命题，摆脱了对小说思想意义的老生常谈。这很可能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研究者们对巴金思想的探讨基本完成，而转向了更有意义的工作，即探求巴金小说的魅力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