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巴金研究工作的真正历史应该从1980年代开始算起。尽管随着巴金第一部中篇小说问世以后就不断有评论巴金其人其作的文字出现，尽管其间屡有新文学掌旗人鲁、郭、茅诸公对他作过评论，有老舍、李长之、沈从文、巴人等名家评论过他的作品，又有胡风、钱杏邨、刘西渭、常风等批评家与之发生过论争，但，从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末，这类文字大多属印象式批评，无论精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巴金研究前阶段，或者说是准备期。因为它只是显示了如下两种意义：一、名家的评点证明了巴金从事创作二十年的客观影响和历史价值；二、各评家或有深邃的识见，或持尖锐的批评，都为后世开了一种较好的风气。特别如老舍、沈从文、刘西渭诸人的批评，至今读来仍是上乘佳品。

从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中期，本该是巴金研究极有希望开展的时期。这期间中国先后出版过两本研究专著：一本是法国学者明兴礼著、王继文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出版；另一本是余思牧著的《作家巴金》，香港南国出版社1964年出版。虽然作者都不是大陆学界人士，但他们的著作为巴金研究工作竖起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两本著作都属评传型，视角很不一样。前书作者身为法国神父，他用宗教的眼光整合巴金，对巴金的传记材料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看法。如对巴金童年生活的描绘中，唯有他才注意到巴金母亲曾一度与外国传教士来往的细节，并由此推断出巴金从母亲处获得博爱思想的来源。教徒的眼光也使他对巴金著作作了重新解释，他注意到巴金小说中“家”的不同内涵，把《激流三部曲》称作“被威胁的家”，《憩园》称作“分裂的家”，《寒夜》称作“动摇的家”，而国内评论界一向不重视的《火》第三部，在他看来则是一个“团圆的家”，因为小说体现了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观念。他为巴金将人民利益视作上帝的宗旨感到遗憾，并指出了巴金小说由于过分关心社会的功利而忽略了形而上的高远指向。这本书从研究方法上说也是独特的，从介绍巴金的生平始，以分析巴金的人生信仰终，完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与通常传记的时间顺序不一样。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学知识结构，论述中还时时将巴金与罗曼·罗兰、马尔罗等法国作家作参照对比，开了用比较文学研究巴金的先河。书中所引用的巴金自述其受外来影响的通信材料，也常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这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也是论文中唯一公开出版的部分。《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五六十年代曾在香港担任教学工作，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与编辑，曾为香港读者介绍出版五四新文学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家巴金》可以说是第一本中国人写的巴金评传，虽然作为一部评传，从材料从分析都有疏漏处，但在论述作家作品时总是表现出作者的独立见解，为海外读者清晰地描述了一个大陆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尤其是作者用了文学笔调来写这本书，描述语言富有感情，读起来相当生动。在叙述过程中作者不时插入自己的感想以及与巴金交往中的一些琐事，如对上海武康路巴金家庭的描绘，关于巴金不收香港出版其著作的稿酬等，笔者曾注意到这些均被其他海外现代文学著作所引用。^[1]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1960年代中期能如此忠实地宣传巴金实属不易，当时在大陆“左”的阴影笼罩文艺界，巴金已受到阵阵寒风侵袭，在香港港英政府对大陆进步作家的作品尚有不少禁忌，有些话也不能说透。这就是作者在后记中所称的“由于海外出版环境的特殊，说话不能从心”的背景，今天看来的种种疏漏由此亦可理解。这两部著作是巴金研究的先导，当1980年代初大陆开始兴起巴金研究热时，它们都无愧地承担了启蒙的作用。

相反，1950年代以后大陆研究界并没有很好地利用那一阶段的成果。虽然关于巴金的评论日益增多，却很少能说出论者的真实感情，大都为时尚的“左”的论调所左右。明兴礼与余思牧的两种评传出于不同的动机都回避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问题，而在大陆，巴金的信仰问题几乎是绕不过去的大礁石，许多研究者都在此不慎翻船。甚至连丁玲、冯雪峰等有识之士，在1950年代对巴金作品的评价也都充满了过火的批评，遑论一般随大流的论者。唯可观者，有1957年前后发表的扬风的《巴金论》（载《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和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四期），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巴金的思想和著作。扬风出于为巴金辩护之心，提出巴金早期世界观为“革命民主主义”论，虽很牵强，但不失为学界一家之言；王瑶的论文相当认真地分析了巴金各类小说的得失，于当时于现在，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来在这一基础之上，大陆的巴金研究工作可以借此发展起来，可惜不到一年时间，文坛上“拔白旗”的歪风旋起，巴金作品受到名为“讨论”实为围攻的遭遇，而扬、王的观点也均成众矢之的，巴金研究——进而是整个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就此进入漫漫长夜，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复兴。

1958年的那一场“巴金作品讨论”是由《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发起的，同时还有《文汇报》《青年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羊城晚报》《山东师范学院学报》《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学报》等近十家刊物参与进来，撰稿者基本上是一些受愚弄的无知学生，除个别文章中闪烁着良知外，大都是“大批判”式的东西，这些东西后来收集成两本小册子和一本资料集出版，学术上无甚价值。^[2]比较有影响的是当时算一名评论家的姚文元和现在还是评论家的李希凡的文章，对巴金作品进行肆意的歪曲和批判，棍框齐下，不但为“文革”中迫害巴金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那种用大批判式语言评论巴金作品开了先河。这场讨论破坏了原有的巴金研究的准备和积累，降低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学术素质，以致在1980年代初期巴金研究工作开展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先充当清道夫，像清除污水一样去清除这些大批判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说大陆巴金研究在195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中曾有过什么令人注目的成绩，当然笔者并不想否认，偶尔也有过几篇较真诚的文章。

192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巴金研究”道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笔者在这里故意跳过了“文革”十年中造反派们对巴金的迫害文章，因为这已经完全不属于学术范畴。综观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似乎只能说，这是巴金研究的“准备期”。笔者赞同贾植芳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凡界定一种研究学科是否发展，至少应有三方面的条件，即：有一批较稳定的专家队伍和理论专著、有固定的学术刊物，以及在高等学府里开设专题课程。^[3]而巴金研究工作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初具规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