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合上述种种问题的产生，《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在残稿没有发表的时候，研究者对《春梦》的理解仅限于巴金自己的回忆；如果《春梦》是以全貌发表的，我们也可以依据原稿来判断巴金回忆的准确性。现在的特殊性在于，《春梦》是一部残稿，而且呈现的内容与巴金以往的回忆内容不一致。这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探讨兴趣。本文谨表示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从上述四个问题来解读，我的理解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

我在前面首先论证《春梦》手稿本不应该只有一本，但是前面所遗失的稿本恰恰是巴金创作失败的部分。因为创作《春梦》的动机，是巴金完成了《灭亡》以后，受到了阅读左拉的系列小说的鼓舞，凭空设想出来的五部系列小说的计划。这有点像一个不成熟的文学青年对自己创作的过高期待，并不是从他内心涌现出来的创作激情。巴金一生的创作没有离开过同时代的现实生活题材，从未涉及历史题材，因此他的创作缺乏时间跨度，《激流三部曲》的时间仅仅是从五四到1920年代初，不过三五年的时间。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计划是写家族遗传，一定要涉及几代人的生活，巴金要写左拉那样的书就不得不进入历史题材，要从他的父辈的故事写起。所以，他设计了杜大心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能来自于他的家族经验，当他要设计杜大心的母亲在城外分娩，就必须有一系列的故事细节都跟上去，不可能没有“血光之灾”的说法，不可能没有家长的去世，于是就必然要牵涉出自己的家族隐私故事。

但是当时巴金并没有明确要写自己家族的故事，更没有想到杜大心的父亲以他的大哥为原型，他当时还是一个经济上完全依靠家族支持的出国留学生，对于揭露家族、尤其是家长的隐私，不仅是心存顾虑，可能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如果不从家族隐私出发他就无从寻找作为父辈的典型的生活原型，也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细节来支撑他描写一个晚清时代的懦弱者的故事。前面已经说过，巴金是一个靠激情支撑的创作者，他不是依靠理性研究来构思创作的，支持他的激情创作的只有他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热情。当他构思《春梦》的时候，他不能不脱离自身的经验去构思一个他陌生的时代的故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所以，不难推想，巴金当时在巴黎、在马赛以及在海轮上进行创作的艰难。前面部分关于杜大心父亲的故事片段多半是失败了的。

但是当他渐渐进入了比较顺利的片段创作时，他的创作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他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时代激情。巴金在进入创作之前已经是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安那其主义者，他不但有足够的社会生活经验，也有饱满的理论激情去思考许多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问题。他创作《灭亡》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国际流亡者集聚之地开始的，又有着营救被美国政府判处死刑的两个意大利工人的热火朝天的国际性运动的背景，所以说《灭亡》是一部安那其主义的小说也不为过。这种激情与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革命小说风格是他前期浪漫小说的主调，当他写杜大心父亲——一个懦弱者的故事失败的同时，却无意插柳成就了一个充满内心激情、敢于寻求生命价值和真爱的青年人的形象，那就是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里的几个片断的男主人公的形象。不少专家在讨论会上都指出了这一点，如周立民认为《春梦》里的主人公要比《激流》里的高觉新更勇敢^[8]，文贵良认为《春梦》的语言比《死去的太阳》更加抒情^[9]。原因都在这里。事实上巴金在创作《春梦》的过程中有过一个变化，在我们看到的残稿部分的内容里，巴金已经放弃了对杜大心父亲故事的叙事，他在他的主人公身上放入了他所熟悉的安那其主义的因素：激情和反抗，以及具有世界意识的视野。这才会让杜△△产生代表男人跪在全世界女人面前的想法。

但是这样的改变，显然已经不是杜大心父亲的故事了。所以，巴金在回忆里所说的故事或许没有在实际创作中表现出来，或许在表现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改变，而真正写出来的却是他的计划之外的、我们从残稿里读到的故事：主人公自杀未遂、与妻妹经历了一段爱与死的生命历程。作为主人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杜大心父亲的故事了，那么就是杜大心一辈的故事。到这时候，巴金似乎还是没有放弃左拉式的系列小说的打算，既然不能写杜大心父亲的故事，那么写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在投身革命之前的生活故事，仍然可以构成某种连续性，于是主人公的名字出现了游移不定的现象，一会儿作为杜大心，一会儿又作为杜△△。《春梦》的前面遗失部分很可能有杜大心父亲的名字出现，但在这部分残稿里的杜△△，已经是处于父与子之间的过渡，最终他把主人公设定为杜大心。

但是这样一来，《春梦》里的杜大心的故事与《灭亡》里的杜大心的故事还是有不相衔接的地方，主要是《灭亡》里关于杜大心十九岁时在家乡的那一场失败的恋爱故事。这一场恋爱描写是不成功的，巴金当时为了突出杜大心仇恨世界的心理来源，把他表妹因软弱而屈服家长旨意的背叛性质夸大了，不但写出了杜大心对表妹的不原谅和仇恨，甚至对整个女性的软弱性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指责。似乎杜大心仇恨世界的世界观就是建立在女性的背叛上。这在巴金以后的文学创作里从未再发生过，同时与巴金对女性的一贯的尊重态度也相违背。我隐约地感觉到巴金对于《灭亡》中这一情节的描写有些不安，其下意识的表现就是在《春梦》残稿里企图弥补这一缺憾，让杜大心跪倒在全世界女性的面前。

尽管《春梦》的书写激情饱满，尽管由杜大心父亲的故事转为杜大心的故事也顺理成章，但是毕竟超出了巴金对于《春梦》的预设，而且一系列的问题（如涉及家族隐私、与《灭亡》故事不相衔接，等等），都使巴金不能不感到无奈和沮丧，他无法最终完成创作也就有迹可寻了。在他回到上海，发现《灭亡》已经获得了成功以后，他当即就把《春梦》残稿中与家族经验关系不大的片段（即关于爱与死的讨论）改写到《死去的太阳》里去，变成了安那其主义者吴养清和他的女友之间的故事，一点也不落痕迹。而对于《春梦》中另外一些关于家族隐私的部分，他一直感到踌躇，担心会得罪自己的家族。直到1929年7月他大哥来上海看望他，他把这个顾虑告诉了大哥。这就是他在回忆里所说的：

他常常对我说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10]

巴金以自己家族为背景的构思终于得到了大哥的批准和鼓励，一个新的艺术典型也找到了，那就是以他大哥为原型的高觉新。于是，《春梦》正式完成了任务，退出了巴金的创作的视野。

2010年9月13日完成于黑水斋

（初刊《复旦学报》2010年第6期）

【注释】

[1]会议座谈纪要发表于巴金研究会编的内刊《点滴》2010年第3期。

[2]《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第20页。

[3]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全集》20／1993／398—400。

[4]巴金《关于〈激流〉》，《全集》20／1993／674。

[5]巴金《关于〈激流〉》，《全集》20／1993／676。

[6]巴金写《灭亡》也是写在法国小学生的练习簿上。见《全集》20／1993／710。

[7]《灭亡》第15 章讲到齐卢之战发生不久，那是1924年9月的战事。所以杜大心故事应该是1925年发生的。

[8]周立民《〈春梦〉残稿释读》，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第25页。

[9]《巴金文献资料与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载《点滴》2010年第3期，第72页。

[10]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全集》20／1993／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