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巴金在写作这两部小说时，都十分崇敬地提到了左拉的《萌芽》。在《砂丁》的序中，他说他想写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样的大作品，在《雪》的序中，他又说：“这部《雪》比起左拉的小说来，太渺小了，太渺小了。不过我的愿望还没有死。也许再过几年我会把这小说完全重作一次。那时候我希望它会更象样一点。”^[18]

凡读过左拉作品的人都会承认，巴金在序中的话并非自谦。《砂丁》与《雪》无论从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还是工人形象的生动有力，都不如左拉的《萌芽》。这除了作家本身在艺术修养方面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方面：第一，从工人运动的发展来看，西欧的工人阶级从里昂起义到巴黎公社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斗争过程，爆发了许多震惊世界的起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诞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特别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法国社会民主党中盖德派同可能派、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等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些客观现实都大大丰富了作家的创作内容。而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代的“二七”罢工、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等，在中国革命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这段历史很短促，随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工人运动转为低潮。以后共产党主要是采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中国的工人运动不可能像西欧的巴黎公社那样对作家产生如此深刻、清晰的影响，而且共产党在白区长期进行秘密工作，许多内幕详情也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掌握的。第二，从文学运动的发展来看，西欧文学中反映工人斗争题材的创作也有着较长的历史传统。英国早在宪章运动以后，就产生了一批注意描写下层工人生活的作家队伍，如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以及宪章运动诗歌派，德国也产生了海涅、维尔特等人创作的反映工人斗争的诗歌，法国在巴黎公社以后，曾出现过一批反映公社起义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一切，都为左拉创作工人题材的小说开创了良好的条件。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十几年里，反映现代工人题材的创作则处于拓荒阶段。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应这个时代潮流而诞生的新文学，首先就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几千年的封建孔教和腐朽的家庭制度，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几乎没有。五卅运动之前，在寥寥无几的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中，主要有《三天劳工底自述》（利民）、《师弟》（许志行）、《乡心》（潘训）、《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灵魂可以卖吗？》（庐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工人的一部分生活，开了中国新文学反映工人题材的先河。但它们所反映的主要还是城市手工业者，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学徒、车夫、匠人等，其中有些是刚刚离开农村，从农民或其他阶层转变为工人的，因此，要从这些人物身上反映出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力量是比较困难的。同时，从作者当时的思想水平来看，主要还是注重于揭露统治阶级对手工业者的压迫，以引起疗救者的同情，对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由于生产关系引起的矛盾和斗争，基本上还没有接触到。五卅运动以后，“左联”一些作家受到“革命文学”口号的鼓动，有意识去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但由于这些作家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以及工人的生活现状都不甚了解，所以他们仅仅在发掘工人的斗争性这一点上写对了，而对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刻画出来。巴金的《砂丁》与《雪》正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基本上也带着这时期工人题材作品共有的优点和缺点。一切都只能相比较而言，在整个三十年代文学反映工人题材都比较薄弱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巴金的创作还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巴金工人题材的创作，过去评论界没有给予重视。1949年以后出现过为数很少的几篇评论文章，也总是夸大其词地进行“批判”。如有一个观点，说巴金在这些小说中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描绘成“救世主”，而把工人群众写得“麻木不仁”“愚蠢无知”。根据我们上文对赵科员、曹蕴平等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批判是不负责任、完全违背事实的。我们不否认巴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创作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形象寄予很大同情，但他没有把知识分子革命家凌驾于工人之上。相反，从《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雪》中的曹蕴平的形象中，我们都能看到，巴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和软弱，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态度必须联系巴金自己的世界观来分析才能实事求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巴金亲眼看到起先挂着无政府主义招牌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了国民党政府的怀抱，他由此得出结论：“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是工人，从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靠不住的。”^[19]同时他还为自己出身于封建资产阶级家庭感到耻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小说中不是贬低工人形象，而是有意识地写出工人高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人结合，投入工人的运动中去才有出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在巴金的小说中，并不是作为作者已认定的真理来向读者宣传的，而是被当作作者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在作品的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仿佛是在同读者谈心和交流，因此需要读者仔细地从情节中去体会。

对于这些作品的另一个指责是，巴金在小说中写了工人们的赌钱和想女人。这曾经使作品受到极大的攻击，许多评论文章认为这是把工人描写成“庸俗的、低级趣味的酒色财气之徒”，“对工人阶级有很大程度的歪曲”。^[20]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也应该作些具体分析。不用说，1949年前在资本家非人的剥削压榨下，工人还未觉悟到自己阶级的内在力量时，赌钱酗酒都是很普遍的行为。问题不在于作家能不能写工人的赌钱酗酒，而在于如何从这些生活细节中发掘出更有意义的内涵。同样是描写酗酒，左拉从遗传的角度作了解释，高尔基在《母亲》中却把它当作工人在未觉悟前发泄苦闷的表现，当巴威尔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毅然拒绝重蹈父辈的覆辙。巴金在写工人赌钱时，首先指出促使工人留恋于赌场的是一种企图发财的心理，这虽然也不无正确之处，但作家绝没有停止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在《雪》里就可以看到赌场的秘密：矿山附近的三个赌场，最大的一个是煤栈主任的一位亲戚开设的，也有几个矿局职员的股子，矿局的张科长本人就是赌场的一个大股东。这就清楚地揭露了赌场不过是资本家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之后，又换一种剥削工人的手法。至于工人嗜赌成癖，作家通过老矿工冯阿大的形象告诉我们，工人们深深怀念革命者周春辉，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把苦闷发泄在赌场上，赌钱正是他们为了排遣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心情。他们一旦找到斗争出路后，就立刻积极投入斗争，如小刘一样，再也不去赌了。由此可见，作家在这方面的描写是有利于揭露资本家的剥削和刻画工人形象的。至于描写工人想女人，这也不过是写出了工人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这种畸形的心理状态，正是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工人们极端贫困的生活现状所造成的，这跟上层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趣味（如局长同王科员的同性恋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一个工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欲望也没有，他怎能够为更高理想，为争取工人解放而斗争呢？但应该指出的是，作家在有些斗争场面中不适当地加入了恋爱场面（如小刘同小朱寡妇的恋爱），冲淡了整个作品的悲壮气氛，这个缺点是存在的。

只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而不去苛求前人，我们就能恰如其分地分清巴金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尽管他对工人生活不很熟悉，在描写具体人物形象时不自觉地倾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没有塑造出二三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但绝不能因此就一笔抹杀巴金在反映现代工人生活和斗争题材创作上的努力，不能否定他的创作在客观上无疑是配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革命斗争。

关于用文学来反映矿工的生活斗争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1923年11月号的《中国青年》上曾发表了秋士的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文中写道：“我曾经在一个煤矿附近作过工，时常有机会到煤窑里面去。那几十里黑暗的隧道中，有六七千牛马不如的苦工人在作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了三十多年了。我对一个朋友说：‘这种苦况可惜没有文学家在这里，把他描写出来。’那位朋友的答话是：‘这还不是现在的事，现在还没有进煤窑的文学家啊！’我觉得他这句话是真实，也是文学家的耻辱！”^[21]七八年过去了，这样的作品仍然没有出现，偶然有一些短篇，可作者都是坐在亭子间里从未到过矿山的，“至于连矿山的设备，矿工们的术语都不知道”。^[22]而巴金的作品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初刊《海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是笔者与李辉合作完成，共同署名发表。

[2]转引自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1933年5卷13期，第7页。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3]巴金《砂丁》，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初版，第97页。《文集》2／1958／163和《全集》5／1988／255，个别字有删改。

[4]巴金《砂丁》，第111页。《文集》2／1958／172和《全集》5／1988／262—263，略有删改。

[5]巴金《砂丁·序》，第ii页。《文集》2／1958／103和《全集》5／1988／195，“隐蔽”改为“隐藏”。

[6]本文中有关《雪》的引文，根据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初版校对，原名《萌芽》，1936年《萌芽》改名《雪》，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出版，以后此书一直以《雪》为书名。引文见第243页。《文集》2／1958／321和《全集》5／1988／407，略有改动。

[7]巴金《萌芽》，第84—85页。收《文集》2／1958／232和《全集》5／1988／322，略有删改。

[8]巴金《萌芽》，第174页。收《文集》2／1958／283和《全集》5／1988／369。

[9]巴金《雪》，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207页。《文集》2／1958／319和《全集》5／1988／406，Bakunin（巴枯宁）的名字被删。但书名为《萌芽》的初版本里不是这句话，而是克鲁泡特金的一句话：“在每一个时代的改革家和革命党里面都有雅各宾派和安那其主义者存在着。——克鲁泡特金”（第240页）

[10]周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载上海《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1963年收入其文学论文集《亭子间里》，改题为《中国文学的新发展》。现据《周立波选集》第6卷校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11]王淑明《〈萌芽〉》，载《文学季刊》1卷3期，1934年7月1日。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

[12]王文修《巴金近作〈雪〉》，载《国闻周报》13卷7期，1936年2月24日，文章原标题为《雪》。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539页。

[13]（苏）阿·普齐科夫的《左拉》，程逢如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

[14]巴金《萌芽》，第81页。《文集》2／1958／230—231和《全集》5／1988／320—321，有些改动。

[15]巴金《萌芽》，第71页。《文集》2／1958／225和《全集》5／1988／315，略有改动。

[16]巴金《砂丁》，第78—79页。《文集》2／1958／151—152和《全集》5／1988／243—244，有些改动。

[17]巴金《萌芽》，第93页。《文集》2／1958／237和《全集》5／1988／327，略有改动。

[18]巴金《雪·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文集》2／1958／184和《全集》5／1988／276，略有删改。

[19]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9—1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5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67。

[20]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从〈砂丁〉和〈雪〉中看巴金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专集》第2册，第545—544页。

[21]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载《中国青年》1923年11月，第6页。

[22]王淑明《〈萌芽〉》，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