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讲一讲高觉慧，也就是“激流”的意义。巴金说“青春是美丽的”，我认为这是这部小说的主题。青春是美丽的，那么谁在“杀”青春？谁在阻碍青春？是专制。因为专制主义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统络到它的权力之下。奴隶社会里，奴隶是没有青春的，没有生命自由的，所以说青春必须要像一道激流冲破各种各样的障碍，奔腾向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里的主人公不能不是高觉慧。可是高觉慧在小说里年龄实在太小，大概就十三四岁吧，这么小的人要面对这么大的家庭，他显然无力承担起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读不出觉慧的主人公意义。巴金在当时写了最出色的一批年轻人，都是社会革命家，都是内心单纯热情又容易脆弱绝望的一些人，觉慧恰恰是这一系列人物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巴金在写了一批社会革命小说以后，突然写一个骂自己家族的故事，很显然，觉慧就是在骂自己家族的主人们，抗议这个家族的主人们。在对觉慧的理解上，大家还容易忽略一个问题（也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常识的问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敢正面对无政府主义做一个解答，我们只能把觉新、觉慧的形象容纳到一般的五四新文学潮流里，把高觉慧看作五四新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年轻人。其实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这里有个比较。高家有三兄弟，老二叫觉民，他与觉慧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老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他是巴金心目中的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年轻人。这个人是个人主义者，强调的是个人。小说有一段是两兄弟在念一本书，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面有一段话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英雄”等等。这段话是说我们是人，有人的权利；我们是个人，不是指集体的人，也不是指全人类的人，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权利。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重要的。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的。中国过去孔子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权利。权利都产生在相对的关系当中，做儿子的权利在父亲手中，做臣子的权利就在皇帝的手里，妻子的权利就在丈夫的手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个人是没有权利的，是没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只有到了五四以后，西方的民主思想传到中国以后（也就是五四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对中国社会心理冲击最大的是个人主义。我们后来长期对个人主义持批评态度，其实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是最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新思想。因为我的利益第一，我要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如果不让我结婚，我就逃婚逃走，根本不顾及任何人。觉民逃婚，给高老太爷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的打击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不孝，到处挥霍养姨太太，最后把家产都挥霍掉。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就这么被两代子孙毁掉了。一代子孙是败家子，一代子孙是革命者，自己走掉了，高老太爷就这么绝望而死。在这个意义上。觉民的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私自利，都是进步的、革命的。正因为他为了个人的恋爱和个人的幸福不顾一切离家出走，才致命地打击了高老太爷，把老头子的命都送掉了。这就是革命性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颠覆性，颠覆了这个家庭秩序。但是在巴金的眼睛里，新文学运动所培养出来的个人主义者，并不是理想的英雄，他在小说里一直用觉慧之口批评觉民的个人主义，批评他太自私，不关心社会运动，不关心人家的事，只关心他自己。

为什么觉慧会批评觉民？因为他的理想比觉民的要高得多。觉慧就是巴金所想象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即后来说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想的是人类的事情，一个全社会改变命运的事情。虽然他是小孩，但他立足于穷人的立场，要反抗的是整个家庭制度。所以说他大胆，所以他在鸣凤死的时候还全神贯注地写文章，所以最后他会离开这个家庭。觉民的逃婚是为了他自己，而觉慧的离家出走是为了更大的理想。两个人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我要强调这个差别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巴金虽然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可是他却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他就觉得自己比当时一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个人主义要深刻得多，要高一个境界。对他来说，爱鸣凤，爱婉儿，或者爱其他两个丫鬟都差不多，对穷人都爱，对受苦的弱势群体他都爱。小说里面觉慧的很多品质，我们没有很深地去挖掘。他对鸣凤不是恋爱或者男孩对女孩的喜欢，他心里有着很高的精神向往。他经常给外地的人（如上海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写信，和外面的朋友接触，他的视野完全不在家里面，他有更大的天地。这样一个代表着青春力量的人，才是真正要颠覆这个家庭的人，才是一个革命性的力量。为什么觉慧在这个家里面一直处于格格不入的境地？一开始，家长们对觉民好，对老三觉慧是最不放心的，主张把他关起来，把觉慧当成异端来处理。到了《春》和《秋》，觉慧就消失了。可是觉慧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家里人感到绝望的时候就会想到“三哥在上海”，觉慧又鼓励家里的淑英等一些年轻人逃出去。觉慧成了这个家里远远的理想，照耀着这个家庭，鼓舞着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去反叛、去抗争。这一点我们今天还没有很深入地挖掘。到底觉慧所带来的理想，所带来的乌托邦，所带来的社会道德理想，究竟在今天有什么意义？

我想，今后随着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像巴金的作品里所隐藏的很多含义会进一步得到人们的关注。现在，我们读者有很多局限，研究者也有局限，时代也有局限，对于巴金作品中很多很深刻的东西都没法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视线已经把它规定好了，就是“反帝反封建”，用很多很狭隘的定义把作品规定起来了。这样我们就打不开思路，没有办法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理解。我看了很多演《家》的戏剧，从一个爱情的故事来演也好——因为舞台上总需要男男女女，而且一部经典作品是需要不断地被改编，被演出，被改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剧本，才能使经典成为大家所喜欢所熟悉的作品——但是对这个作品的真正解读，还是应该回到原始文本，回到《家》本身去。其实《家》像个宝藏，很多问题都没被开掘出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阅读和研究。

（初刊《巴老与一个世纪——“走进巴金”系列文化演讲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本文是笔者于2004年12月17日在上海档案馆所作的演讲，内容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