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读巴金的一部代表作：《家》。在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对我说：《家》，大家已经太熟悉了，你是不是挑一部大家不熟悉的来谈。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选了《家》，不是偷懒，而是因为我对文学研究有一个观念，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一代代人去阅读、去理解的。比如我们今天说《诗经》是经典，《离骚》是经典，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红楼梦》《水浒传》是经典，就是因为几百年以来，一代代的人都在阅读，每一代人在阅读过程中都结合了自己时代的思想来重新阐释。如果一个作品经得起一代代的阐释，那才叫经典。如果它在一个时代非常轰动，很受大家欢迎；可是过了这个时代，大家就把它忘了，这样的作品就不是经典，而是畅销书或流行书。

在文学史上，巴老的《家》是公认的经典，是他的代表作。这个作品的创作距今已七十多年的时间。今天的很多读者都以为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故事离我们太远了，认为已经过时了。这个话，过去巴老自己也说过。“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巴老在“后记”中说：《家》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现在已经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这些故事可能更好一点。我认为巴老的“后记”很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这个小说是反封建的，那么中国社会就一定要有个封建给它反，这样，小说才有意义。如果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部小说就没有意义，就过时了。但也可能是巴老对自己的创作持比较谦虚的态度。实际上我在想，《红楼梦》呢？《水浒传》呢？《水浒》讲强盗造反的故事，总不能说今天有强盗造反才去读这本书啊？

那么，现在再来读《家》这部文学史上的名著，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部作品？怎么使这部作品的意义、内涵和今天的生活、社会心理以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连接、沟通起来？如果能够达到这种沟通，那么这部作品就仍然有意义。

巴金的《家》最早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书名是《激流》，后来出书的时候，“激流”则成了“三部曲”的名字。显而易见，在创作中“激流”是作者一再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什么叫激流？江水从上到下奔腾而来，那样气势磅礴的冲击力就是激流。在《激流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把这股冲击力看成青春的象征，这是《家》最主要的东西。如果阅读《家》看不出这种强烈的激流精神，那么《家》的意义就没有被充分解读出来。以往，我们阅读和阐释现代文学作品，所有的作品都用反帝反封建来涵盖，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大家就觉得反封建最可以解释五四新文学作品。但我曾有过一个疑惑，那就是，我发现巴老在解放以前讲《家》《春》《秋》的时候，尤其是《家》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过“反封建”这个词。反封建是在1950年代后，由于我们国家把革命定义成反帝反封建，大家才用它去阐释巴金的作品。我注意到，巴金最早谈到《家》，用词最尖锐一次是“我在揭露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我觉得这是他用政治词汇用得最尖锐的一次，当时我心里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巴老讲的是资产阶级家庭？

后来我有点理解了，一是对这个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一是对家庭特征的认识问题。当巴老提出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是把这个概念和他当时的社会理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性质是什么，当时大家是说不清楚的。1930年代以后，左翼阵容才开始提出讨论中国性质的问题，对中国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产生了争论。巴金的《家》出现在社会性质论战之前，当时对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权威的解释。中国在推翻了满清王朝进入民主共和的民国时代，社会属于什么性质？在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有个统一的说法。而巴老从无政府主义社会观念的解释出发，他很清楚当时是资产阶级时代，同时也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样理解过程中，巴金始终把资产阶级社会跟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专制结合在一起，跟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概念放在一个系统上，所以早年当巴金提出资产阶级家庭时，他脑中是没有反封建这个概念的。其实当时人们（包括读者和作者）脑中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明确、这么认可的“封建家庭”概念的。他其实就是写了一个家庭专制。为什么要写家庭专制？实际上是有影射的，是用“家”这个空间来象征整个社会。在巴老看来，当时的社会是个资产阶级的独裁社会。1930年代国民党刚刚统治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力机构，当时国民党一直在推行独裁政策，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巴老就是要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专制社会。所以他在解释《家》的时候，表现“家”的时候，并没有今天这么清楚说的所谓的“封建家庭”。说句老实话，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封建家庭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家长专制：一个家长做主，儿女婚姻不自由。我们通常把这样的东西概括成封建家庭，但我认为巴老当时写《家》，不完全是为了批判家庭这个主题，他是以家庭为象征物来影射攻击当时的社会。

那么，巴老为什么要以家庭影射社会？这与巴老特殊的创作背景有关。巴老在走上创作道路以前，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青年”，他并不想当作家，巴老早期是个社会革命家，是从事社会运动的。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想——无政府理想，即人类走向平等与打碎一切国家机器，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他当时抱着这个理想到法国去读经济学。巴老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沉默寡言的人心里的感情很丰富，对生活中一系列的事情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可是他嘴巴讲不出来，只好通过文字写出来，所以巴老一直说他创作是因为他心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比如在法国，他参与营救萨珂和凡宰特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没有成功，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崇敬的人被杀害。这个消息传来后，巴金内心的愤怒和悲伤，他所有想表达的感情都表达不出来，这个时候他就在一本练习本上胡乱地写下一些不成形的片断。这根本不像一个小说家在写小说，而像个导演在拍电影，他脑中先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镜头，然后把镜头串起来，最后修订成一部小说，这就是《灭亡》。他写一个青年人，因为不满这个世界，感情上又受到刺激，生了肺病，遭受病魔折磨，很痛苦，也很憎恨这个社会。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社会对他的刺激，就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暗杀也没有成功，他就牺牲了。写完小说，巴金就在前面写了一句“献给我亲爱的哥哥”。后来他把这本书寄回来准备自费印一本小册子给他哥哥看，什么意思呢？这个恐怖的故事就是要告诉他哥哥，时代是多么的黑暗，我们年轻人受到的刺激是多么的深，我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会再回来了。可是稿子寄到上海以后，交给一个在开明书店做编辑的朋友准备自费印刷，而那位朋友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知名作家叶圣陶先生看，叶当时在主编《小说月报》，就把它放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上连载。当《灭亡》发表的时候，巴金已经从法国回国。那是他第一次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小说，他自己也没在意，而当他回来时，“巴金”已经成了人人皆知的文坛新人。

巴金回国后的第一年还在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工作。到了第二年，这种政治工作已经完全失败了。这些人都充满理想，但也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不能实现。所以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把自己的理想转化成另外的工作，在福建泉州有的办学校，有的办报纸，有的搞工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巴金回国以后本来是满腔热情想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可到了1930年代，他发现昔日的同志都散掉了，他没有了战场，也没有了阵地。他就把这痛苦悲愤的感情完全转移到写作上去。他说1930年7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听到耳边有一片哭声，然后他就醒来了，醒过来就觉得像有什么人控制了他一样，他拿起笔来就写了篇小说。这个小说是短篇《洛伯尔先生》。他写完这篇小说，丢开笔，推开门，走到天井，看到天上一片彩霞，麻雀都在树上叫。他感到非常欢乐。从那天开始，巴金整个心绪都转变了。他把这件事郑重其事地写在回忆录里。在这之前，巴金实际上是个社会活动家。可是从那年以后，他原来从事的活动基本上不搞了，而成了知名作家。

1930年7月到1931年底，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他写了一个长篇，两个中篇，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散文、翻译等，其间，还两次到福建去旅游。当时，他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作，写完一部作品他去旅游，旅途中也在写作，回来就有一本旅游散文集叫《旅途随笔》。实际上也不是旅游，他是去找昔日的朋友，他当年的战友。他两次到广东、福建，他去看了很多他的朋友。可是最后他发现那儿不是他事业发展的地方。因为巴金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说话的人是不能做教师的，所以他去了几次，到学校看看，他很佩服那些在泉州教书的人，可是最后他自己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的理想不在这里。回来以后，他连续写了好几部作品，包括《新生》《死去的太阳》以及《爱情的三部曲》的第一部《雾》等，这些作品都是写如何战斗，如何反抗，如何搞革命。但这样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是被禁止的。到1933年前后，巴金的新作品几乎都遭到查禁或者删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巴金当时写《家》是改变了策略。这部作品的写作和其他作品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其他都是全篇写好，发在杂志上；但《家》是一部连载小说，连载的报纸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精英的，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市民报纸。写连载小说，过去是鸳鸯蝴蝶派的做法。张恨水等人都是这样一段段地写，写哥哥妹妹、妹妹哥哥的。而巴金这样一个写革命、写暴动、写暗杀的人，叫他这样写，他肯定要表达另外一种内容。

《家》的产生还与巴金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有关。他在写完《灭亡》成功以后，当时有很多人都对他说，他可以把这部小说再扩大写续篇。巴金自己当时读了法国作家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这组小说每卷写那个时代的一个领域，比如《土地》，就是写当时法国农村的事；《萌芽》，写的就是当时法国矿山矿工的事；《小酒店》，讲的就是普通市民的故事；《娜娜》写交际花的故事等等。二十部长篇，题材各不一样，主人公都是一个家族里的，父亲的几个儿子孙子，但每个人代表一个领域，最后写了二十本，写了二十多年。这组小说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他对左拉非常崇拜，他后来的很多写作都受左拉影响。当时他也想模仿左拉把自己的《灭亡》写成一个多卷本的故事。他计划写五本：《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前两本准备写杜大心的父母及家庭的故事，第三本写杜大心之死，第四本写杜的同事怎么前赴后继地革命，第五本写理想，写革命成功以后的故事。《春梦》写杜大心家庭的故事，巴金主要取材于自己家族的故事。当时他把这个理想和他大哥说起，得到了他大哥的热情支持。在他哥哥的鼓励下，巴金写了《春梦》的一些片段，但是《春梦》没有写完，后来他就把这个故事并在另外一部小说《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部分就划到《家》里面去了，《家》里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即瑞珏被赶到郊外生孩子而去世的片段，就来自《春梦》。1931年，因为有个朋友请他在《时报》上写连载故事，他又把《春梦》里的片段拿出来加以修改，如果不是他的大哥去世，《家》可能是另外一副面目。因为小说写到第六章时觉新才出现，前面五章都没有写到他大哥。前面五章写的是觉慧和他的二哥觉民、觉民的女朋友琴，还有个小丫鬟鸣凤，前五章都是写这些故事。可是就在巴金写完第六章《做大哥的人》，收到了他大哥自杀的电报，而且这一天正好也是《家》（最初题目叫《激流》）开始在报纸上正式连载。大哥的死讯传来，巴金非常难过，本来他写这部小说是要给他大哥看的，大哥现在却看不到了。反过来，他本来不想写自己家庭，或有顾虑怕得罪人，现在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因为他和他的家庭的唯一联系纽带大哥也去世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出发点，对于大哥的怀念和悲痛使他把自己从无政府主义战场上退败下来的全部积怨都激发出来了，把这个家庭变成了抨击的目标。在小说里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家庭满怀仇恨，充满了攻击性的情绪。

我觉得这种情绪和当时他的特定环境有关。巴金自己的家族是一个大家族。爷爷传下来有几房，巴金的父亲过早去世，巴金和他哥哥都是小辈，与叔叔辈的其他各房之间的矛盾肯定是很大的。受制于长辈的欺负，对于小孩来说特别敏感，特别容易感受世态炎凉，看到这个家庭无情无义，所以我觉得巴金年轻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种情绪看待这个家庭的，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刚才我所说的一系列过程。巴金写《家》的时候刚从政治战场上退下来，是在政治活动中失败的角色。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这样的人回到写作岗位上其实是不安心的。可是虽然他不安心，却偏偏在写作上很有成就。他想做的事情却偏偏不让他做，他的失败痛苦都灌输在这个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就有股特有的味道，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大家一样写革命，可是别人在写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战斗激情，而对于巴金来说，底蕴却是一种孤独，一种失败感，一种凄凉。这是巴金非常独特的魅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个作家，所以对于巴金的作品，你不能讨论写得好不好，写得优美不优美，文学价值高不高，他根本就不追求这些东西。他从心底里不追求。巴金在文坛上是非常独特的作家，他与其他以文学为生、以文字为生、以语言为生的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巴金以他最大的愤怒批判、抨击这个社会。可是这个黑暗的专制社会，不允许他那么赤裸裸地、直接地去攻击。他改变了方式，他以公开攻击自己的家庭为旗号为幌子来表达他对社会的攻击。这是他对社会的基本策略。这不是他发明的，是托尔斯泰发明的，他是从托尔斯泰那儿学来的。即如果我要批评你，我就不说你，我说我自己。我在忏悔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是有罪的，是个专制的家庭，我要攻击它批判它。你国民党再腐败专制，我骂自己的爷爷总可以吧？他用这种自我暴露自我忏悔的方式来达到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所以说“反封建”都是后来加上的，他的基本主题是攻击当时的社会专制和文化专制。这是《家》的核心。不让年轻人、底层的人有一点自由，扼杀了他们的生命，扼杀了他们的青春，这是有罪的。至于这样的家庭性质是封建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根本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