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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19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唯一的选择。我当时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指出：巴金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异端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特有的影响力来不断支持异端的文化现象，反对权力者对异端的迫害，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他感受到压迫越来越严重，就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从消极意义上拒绝与权力者的合作。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在1980年代很多次政治风波中，巴金始终没有丧失人格去迎合权势，而是树立起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旗帜。在写作《随想录》的最后一个阶段里，巴金一口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批判“清除精神污染”，以及为胡风、叶非英等冤案抗议的文章，使《随想录》的境界提升了一层。我注意到有些指责文章提到了巴金对胡风一案的暧昧态度，其实早在1981年，胡风冤案刚被提出的时候，巴金就在《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里对此开始反省，直到1986年写《怀念胡风》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正义的声音。这里固然包含了复杂的客观因素对巴金的压力，但同时也足见忏悔之沉重与表达之困难。像唱歌一样地到处表达忏悔之情是官僚周扬的方式，而对沉默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太沉重的思考，难道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吗？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映时代话题、又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政治文化百科全书。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了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可惜，这些言说艺术在普遍粗鄙化的1990年代文化氛围里很难被人注意到，因此，误解与隔阂就在所难免了。

有的批评者把1980年代的《随想录》与1990年代的《思痛录》相比，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比较。且不说1980年代共名状态下的二元对立的肉搏式思想斗争与1990年代无名状态下的多元话语并存的环境不一样，巴金先生作为一个统战对象与韦君宜先生所处的地位也不一样。巴金先生反思的只能从他身边的事件引出教训，表达良知；而韦君宜先生则是从权力圈子里倒戈出来，她的所知范围自然更有揭示内幕的价值，而且以她的资历和党内地位来说，她也无须用“奴隶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是，任何人的觉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1980年代巴金先生吞吞吐吐地为胡风鸣冤的时候，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先生正是阻止《新文学论丛》发表胡风先生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出来的长达五万言的《〈胡风评论集〉后记》的当事人之一。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韦先生的意思，我对《思痛录》也是充满敬意的，只是我想，即使是韦先生的肺腑之言，也不是想说就能随时说出来的，也是经过了内心激烈的自我斗争和最后之觉悟。我们讨论问题应该尽力做到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现实环境的制约，以青年人的急躁心态来轻易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1980年代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巴金先生个人的悲哀，总的来说，1980年代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到了1990年代几乎是广陵散绝，自有另一批新的偶像与战士来领风骚，这是时代风气的变迁所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九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人永远与青年人一样冲锋陷阵。何况，在1990年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以思想界领袖或青年斗士自居的人们是否真的在冲锋陷阵？退一步说，是否都能像巴金先生那样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这也是值得怀疑的。《随想录》当然会有局限，正如任何前人创造的精神成果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现实环境里，都会有其局限一样。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前辈的创造？我总以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二十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所谓百年积德，真正的“德”，我们这个时代里是极其薄弱的。我们现在无法创造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光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有责任勉力去做，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隔阂，就用狂妄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导者心情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既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成为少数精英们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点一滴，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