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节本来是要讨论巴金先生的信仰，因为这涉及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贯性以及关于“说真话”的问题，结果似乎仍然没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结论。但这并不离题，因为看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行动。无政府主义在长期被镇压的过程中逐渐蜕变为一种日常的伦理行为，即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毕修勺先生自觉把无政府主义精神解释为“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格原则，并贯穿到他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中去。吴朗西先生把只讲奉献、助人为乐都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中去。这样的转变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早在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消失，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分化，比较上层的人士都参与了国民党政权，如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而处于社会下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都分散到边缘地区，积极从事理想主义的教育、出版等工作，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

关于这些想法，我过去在巴金传记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经说过，不必再重复。本节要讨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是如何被体现出来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与民间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19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绝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轮美奂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现“安那其”的理想。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与偏执。到19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出任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巴金先生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热情，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憩园》《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而是中国社会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这就是他先拒绝李立三，后又拒绝周扬的根本立场。鲁迅晚年摆脱了周扬等“左联”领导集团的控制后，自觉团结了一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工作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是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尤其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来也被残酷地中断了，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19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坛上。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