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2年初，他应该是七十八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梯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认为巴金早年的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著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有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我们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先生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连他说那话时挥手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是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并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只要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是不信仰它。在他的晚年文章里，他曾解释过他的思想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竭力主张他把早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郭在1958年编文集时把他的辩论文章《卖淫妇的饶舌》收录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罪于对方的意图，但巴金从未再提过这件公案。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一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点揶揄地说：“还是他（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这使我感到，巴金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唯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经验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种能够被现代读者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沉默那么久。果然，继《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但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保留了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坦率地谈自己的信仰。因为像毕修勺等人在1950年代都遭受过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从19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坚持的信仰，而且还可能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编文集时删改自己旧著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就是表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我接触过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比较激进者对此都有微词。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时候，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19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声明，他宁可用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上发表吞吞吐吐的杂文，这是为什么？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迅，连史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社会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冯雪峰显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国人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保护文化名人的重要。鲁迅死后，他曾一度想去主动接近知堂，争取知堂。这些成功的和没成功的计划，都显示出冯作为一个政工人员的卓越眼光。我想鲁迅当年与周扬那样一批既有热血又有野心的狂妄青年之间的隔阂肯定会存在的，而今天的巴金所面对的是比当年鲁迅、蔡元培更加无奈的环境，他只能选择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19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采取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我之所以举巴金曾经信仰的学说并非无的放矢。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现代经济学家统计，当代世界所生产的财富早已足够让全人类过比较健康的生活，问题在于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制造出发展主义的假象，导致消费过剩与能源危机。我这样概括可能太简单了一点，但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那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与个体真正地无路可走，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还有一件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象，就是去年我读到台湾一位另类女作家洪凌的小说，她的小说世界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反叛社会道德的生命现象，而她自觉地给它们冠上了一面旗帜：施蒂纳和蒲鲁东的“安那其”。我不知道洪凌是否纯粹出于游戏而举出了这一旗帜，但我的内心由此感到震撼。我想洪凌的感受也许是很寂寞而且孤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多似牛毛，但只有很过时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才是一个永远与财富、权力和国家机器无关，永远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损害的人们守候在一起，永远与个性主义的孤魂野鬼纠缠在一起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权力斗争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地发挥作用。巴金的小说由1930年代鼓吹反抗到1940年代同情小人物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