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杂志社的约稿，而是早就想把近一两年来我一直思考着的想法表达出来；也不仅是为巴金先生最近受到的某些攻击作辩护，像巴金这样的文化泰斗，任何褒贬都如风过峡谷，徒留呼啸之声而已。但是，我从当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现象中，明显感受到当代知识者的隔阂之处，而这些现象，又集中体现在对巴金的文化意义的认识上。

巴金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他的生命现象也不过分。听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说，1999年春节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医生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又听徐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在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下，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我不想讨论前些日子网上出现的那些攻击性的文字，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1980年代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些权力阶层；1990年代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性文字《雨果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十九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以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工人运动战斗一生，最后在年老无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自愿地结束生命。我从小对这个人物充满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雨果传说》，不是说雨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地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是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在中国大约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样品行高贵、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产生的隔阂，谈谈我个人对巴金先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