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巴金反封建实践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为什么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人，同时又是反帝反封建的杰出战士呢？这说明巴金的信仰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反封建的作用。

李文显然忽视了这一点，作者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反抗旧制度上面，而是建立在反抗社会主义思潮上面。”^[7]并且断言，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作者想用这一规律来否定巴金与这个学说的联系。

无政府主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就其本质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却要早得多，大约是1907年就开始了。那时中国资产阶级正在同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作决死斗争，同盟会的不少会员都用无政府主义为武器反对清王朝。吴玉章同志指出过，它在当时“鼓舞着人们去进行冒险的革命斗争，主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8]辛亥革命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西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他们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转而信仰起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说过，无政府者，无强权也。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看，“强权”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强权”，是封建军阀统治的“强权”。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反对封建旧文化道德的战斗作用。怎么能说它不是“反抗旧制度”呢？

无政府主义是以极“左”面目出现在反封建阵营中的。它以攻击封建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狂热性，和对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宣传，在五四时期确实吸引过不少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例，他们在五四时期都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李大钊在一些文章中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认为“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9]毛泽东也说过：“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0]他在《论民众的大联合》里也介绍过克鲁泡特金。如果说无政府主义当时全是反动，没有进步意义的话，就不可能吸引那些革命者。

当然，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反封建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反强权”，也包括了反“劳动者的强权”。因此十月革命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激烈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倒向反苏俄阵营一边去了。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仍然处在新老军阀的专制统治下，无政府主义同样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这种特殊情况使它有时也会对反动统治者作出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对当时的青年是有影响的。

另外，任何一种思潮的传播，总是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的。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国家，在白色恐怖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反抗却找不到出路，他们苦闷、失望甚至产生冒险心理，无政府主义思想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无政府主义在知识界是十分流行的。不仅是巴金，就连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蒋光慈等人的著作中，也流露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这种影响，应该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黑暗统治的一种抗议。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产生了反封建反专制的作用，它才跟巴金反封建的斗争合拍，成为巴金的战斗武器。正如巴金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巴金译为《告青年》）的序言上所说：我们要“消灭那灾祸痛苦，要改革现在的社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无数受苦的人！……在这时候一本小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11]这种反专制、反封建的意义，无疑对巴金的创作是有积极影响的。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巴金世界观中既有民主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使他的作品产生了反封建的精华，无政府主义只能给他带来消极影响。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实质上机械地理解了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巴金以反封建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是《激流三部曲》，它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作家的生活积累，但反映在作品中的反封建礼教和反家庭专制制度的思想，与他的信仰并不矛盾。无政府主义者从要求绝对个性解放出发，认为封建婚姻制度是“万恶的泉源”，把反对封建家庭制度看作头等大事，甚至提出“政府的推翻，宗教的破除，私产的打破，还可以稍延迟一些，但那万恶之源的家庭，不可不立刻就去打破他”。^[12]这些思想同巴金的创作是不相悖的。另外像觉慧、琴、淑英等青年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力量，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如妃格念尔的形象始终鼓舞着他们，这除了表现在他们读书、演戏、参加社团活动外，还在一些细节上流露出来，如《家》中提到觉慧不愿乘轿子，这个思想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著作中也有过阐述。^[13]

巴金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指导，去探索青年的革命道路的。他曾这样描绘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富于反抗的精神，不能忍受着压迫，他热烈的爱人类，爱自由，他很刻苦的朴素的过他的生活，他具有极端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因而他才敢于做他所认为正当的事。”^[14]不管巴金对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他在创作中正是从这种精神出发塑造革命青年形象的。杜大心、李冷、陈真、李佩珠等人身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们像牛虻、拉赫美托夫等文学典型一样，满腔热情地追求光明，具有不惜为大众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这些革命者的形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英雄相比固然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战斗精神，对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向往革命的广大青年，起到了鼓舞作用。当时确有不少青年，尤其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青年，受到巴金作品的鼓舞而投入了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巴金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同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是一致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参加党领导下的斗争，在客观上却成为党的同情者和朋友。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时，他曾愤慨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我反对骂共产党为卢布党徒者也以此。”^[15]这段话很可以说明巴金早期的政治态度。

由于把巴金同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反封建和反专制，所以他虽然信仰这个学说，但当后来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信徒都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时，他却始终是一位杰出的文化战士，用他的创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只要我们像恩格斯评论歌德那样，不是从党派的、道德的观点，而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出发，是完全能够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陈思和　李辉（发表时未注明时间）

（初刊《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注释】

[1]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第13—21页。

[2]巴金《短简·我的幼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第11页。《文集》10／1961／116和《全集》13／1990／9。

[3]巴金《忆·信仰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18页。《文集》被删。《全集》12／1989／407。

[4]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第16页。

[5]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巴金译，《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6]列宁《国家与革命》，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7]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第15页。

[8]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续二）》，载《中国青年》1961年19—20合刊，第16页。

[9]守常（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10]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11]巴金《〈告青年〉序》，旧金山平社1937年初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7／1991／162—163。

[12]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7—248页。

[13]师复《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见《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101—105页。

[14]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期（1926年4月16日，第102—104页）和2卷16期（1926年5月1日，第188—196页），引文见16期第195页。收巴金《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147—167页，改题为《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引文见第166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52。

[15]芾甘（巴金）《答诬我者书》，载《平等》月刊1卷10期，第6—9页，1928年5月，引文见第7—8页。《全集》18／1993／178，“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被删，以省略号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