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我们从巴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巴金完成了自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我们很难找出一个突变性的选择。因为，就是在巴金最坚决地反对传统的时候，他创作了最富有中国传统文学特点的家庭小说《激流三部曲》。同样，在他晚年对传统文化表示赞扬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对封建腐朽意识的批判与斗争，而且，他仍然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热心的同情者。就在近年盲目排斥西方文化的某些时候，他仍然挺身而出，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22]由此可见，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变化，绝不是一种单向型的自我否定，他没有从一种排他性的选择跳入另一种排他性的选择，他走出了片面，从而获得了整体。

[1]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2页，1932年11月1日。后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5和《全集》9／1989／295，巴金对一些字词略有改动。

[2]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9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名为《地下的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拉斐耳”即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

[3]孙俍工《归家》，载《小说月报》16卷10号（1925年10月10日）和11号（1925年11月10日），引文见16卷10号，第12页。

[4]巴金《旅途随笔·薛觉先》，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第97、98、98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174。

[5]巴金《沉落》，载《文学》4卷2号，第282页，1935年2月。现据初刊文校对。《文集》10／1961／207和《全集》12／1989／465（“努力”改为“势力”）。

[6]巴金《在门槛上》，载《大陆杂志》1卷7期，第239页，1933年1月1日。现据初刊文校对。《文集》8／1959／55—56和《全集》10／1989／107，略有改动。

[7]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杂文集《无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第8页。初刊文与收入《无题》集时，都有三个部分，后收《文集》与《全集》时，第二部分全部被删。引文在被删之列。

[8]巴金《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载《中流（上海1936）》2卷3期，第140页，1937年4月20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05。

[9]参阅黄裳《记巴金》，收《专集》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10]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54页。《文集》14／1962／464和《全集》20／1993／528—529。

[11]巴金《谈我的“散文”》，载《萌芽》1958年第9期。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61页。《文集》14／1962／473和《全集》20／1993／536。

[12]巴金《真话集·未来（说真话之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全集》16／1991／391。

[13]巴金《真话集·西湖》，第123—124页。《全集》16／1991／400—401，巴金的改动比较大，把“不是鬼的化身”改为“不是鬼”，还在此后加了一句：“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

[14]巴金《病中集·汉字改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4页。《全集》16／1991／465—466。

[15]巴金《忆·最初的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32页。《文集》10／1961／22和《全集》12／1989／355。

[16]巴金《海行·印度洋中的茵梦湖》，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第49—50页。《文集》11／1961／39和《全集》12／1989／45。

[17]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91页。《文集》10／1961／57和《全集》12／1989／389，个别字有删改。

[18]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65页。

[19]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感情世界也同样是极为深刻与丰富的，但作者更多的是偏重于反映心理的世界，而不是社会现实的世界，侧重点是不同的。

[20]巴金《春》，《文集》5／1958／76—78和《全集》2／1986／71—73。

[21]巴金《随想录·文学的作用》，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8页。《全集》16／1991／42。

[22]巴金《病中集·一封回信》，第23页。《全集》16／1991／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