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可割断的联系：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

上面的分析说明了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在1940年代以后开始转变的。但在这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创作，包括以描写大家庭兴衰命运的《激流三部曲》。那么，在这些创作中，是否存在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呢？

从巴金本人的创作回忆中，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因为巴金是在五四时期提倡欧化、反对传统的氛围下开始接触文学，又是在阅读了大量英文的西方文学名著以后从事创作的，所以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他从事创作主要是靠得益于西方文学的修养与积累。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封建官僚家庭，从“子曰诗云”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是否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熏陶？作为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封建家长专制下的家庭生活的多卷本著作，是否可能完全割断它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

前一个问题，巴金在回忆录里已经作过解答。他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经深情地谈到了他母亲怎样手书古典诗词教育他们兄弟诵读的情景。他把母亲一字一字地诵读词的声音称为他“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15]在他读私塾期间，流行的通俗小说要比四书五经对他更富有吸引力，他先后读了《说岳全传》《彭公案》《施公案》等小说，至于《红楼梦》，在他的家庭里更是广泛流传，以至在他还没有开始阅读的时候，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与情节。巴金没有专门论述过他读《红楼梦》的感受，他在早期的一些散文中曾态度冷漠地提到过这部书。如1927年赴法途中，他记录了他的同舱伙伴们怎样着迷地阅读《红楼梦》，唯独他却埋头借助德语字典阅读德国作家斯托姆的一本浪漫感伤的爱情小说《茵梦湖》。^[16]但是巴金对《红楼梦》是非常了解的，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环境里，上辈虽然官职不大，但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是相像的。对年轻人来说，大家庭中各房的兄弟姐妹朝夕相聚在一起，也很有些大观园的风味。如巴金的大哥，就有一个与《红楼梦》里贾宝玉相同的绰号“无事忙”，因为有好几个表姊妹与堂姊妹都同他感情很好，每当她们来玩的时候，他也甘愿为她们效力而忙碌，显然这个绰号正是从《红楼梦》里学来的。由于生活方式的相同，使他们对于大观园里的各种生活感到十分亲切。据巴金回忆，“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17]

不管巴金是否意识到，这些古典小说与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文学熏陶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激流三部曲》中，作家曾多次地提到这些古典作品。李商隐、苏东坡、岳武穆、萨都剌的诗词总是在人物的特定心境下被适当地吟诵，《红楼梦》的故事“宝玉哭灵”，由旧艺人编成唱词进行表演，甚至连武侠小说的影响也被提到了；在《家》里，觉慧常常梦想自己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在《秋》里，淑华又一次重复了哥哥的理想，她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女侠，如同《镜花缘》《三门街》《施公案》里的女英雄一样。作为一种古典气氛的渲染，作家为多愁善感的觉新安排了一个富有中国传统艺术境界的环境，在他出场之前，常常先传来一阵如泣如诉的洞箫声，在他与两个女性的恋爱中，又穿插了瑞珏画梅的情节。这一类传统文化的影响还不仅止于《激流三部曲》，在巴金的其他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譬如短篇小说《亚丽安娜》中，月光被描写成离别情绪的象征，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杜甫与苏轼的诗词。这些艺术处理，即使不是作家的精心布局，至少也可以看出作家对于传统文学艺术的修养程度。

当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影响，以上述的方式反映在巴金作品里，这还是一种表面的见证。巴金在创作中绝没有刻意追求古典诗词境界的企图，他的小说所流露出来的古典文学趣味，主要还是由创作素材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巴金在创作中从不关心这些艺术技巧，他关心的是思想、信仰、观念，并且采用外国小说样式来表现它们。传统文化只有在作家不自觉中溶入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创作方法之中，才真正地表明其更为内在和成熟的力量。

这主要表现为作家对于家庭题材的出色描绘。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在描绘中国传统家庭方面，没有人能与巴金相媲美。虽然他也旗帜鲜明地诅咒了旧家庭，但他毕竟以巨大的热情描绘出中国家庭的各种特征。正如著名的法国巴金研究学者明兴礼所指出：“‘家’在巴金作品里，不尽是相同的：在《激流》中是一个被威胁的‘家’，在《憩园》里是一个分裂的‘家’，在《寒夜》里是一个动摇的‘家’，最后在《火》里，我们找到一个团圆的‘家’。”^[18]明兴礼的概括不能说很准确，但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他从一个宗教徒的家庭观念出发，也看出了巴金对家庭不是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在《巴金与西欧文学》一文中，我们曾经将巴金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与同类型的西方小说作过一个比较，指出了两者的最大差异在于巴金对家庭伦理道德比西方作家怀有更大的热情，尽管这种热情是通过诅咒来反映的。在《激流》中，作家在斥责纨绔子弟挥霍祖产败坏家庭名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与克明和觉新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对待卖公馆的问题上，作家更是本能地流露出维护祖业的心理。在《憩园》中，他以厌恶的情绪描写了杨家几个兄弟的签字卖公馆，小说中的杨梦痴无疑是一个克定式的人物，但他在反对卖公馆的问题上，却赢得了作家的同情。杨家小孩的形象里也可以体现出作家的家庭理想：他始终渴望着母亲与哥哥能够原谅浪子父亲的过错，使家庭恢复正常的天伦之乐。

在巴金描写家庭题材的一组系列小说中，作家情绪上的矛盾常常会迸发出来。在《激流》中，作家愤怒地诅咒这个黑暗王国的罪恶与不义，但在对待封建卫道士克明与败家子克安、克定的态度上，作家显然又情不自禁地对克明深抱同情；高老太爷作为这个黑暗王国的主宰，一切罪恶（鸣凤的自杀、梅的不幸以及瑞珏的难产）都可以归结到他的身上，然而在他垂死之际，作家又突然对这个人物作了充满温情色彩的描写。同样的矛盾表现在《憩园》里的杨梦痴身上，作家对这个人物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可是又时时流露出不能自制的同情，使小说充满着人情味与生活感。在客观上，这组小说要比另一组革命系列小说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

要解释这个现象，只能在巴金所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虽然这两组题材的创作，都有作家实际生活的影子，但家庭题材的创作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家庭小说，或者说，通过对一个大家庭的逼真描写来反映整个社会的人情世态，是中国自明以来白话小说的一个传统特点。《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一大功绩，就在于它摆脱了话本艺术的传奇色彩，以写实的态度，客观地描写出中国家庭的种种细节，平常而琐碎，却又充满着人生哲理与对世态的讽刺。到了《红楼梦》，这种家庭小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它以贾府为中心，写出了贾王史薛四大家庭的兴衰故事，并且以高度集中的艺术手法，使四大家庭的种种人物都聚集到大观园中，演出了一出出少男少女的悲剧。这种以家庭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现实主义创作成熟的标志之一。与同类型的外国家庭小说相比，自成其东方文化的特点，尤其是作家本人对家庭衰败所抱的复杂丰富的感情力量，在西方家庭小说中很少有人能企及。^[19]很显然，如果对照巴金的家庭小说，不难看出巴金的作品是具有传统特点的，在他的《激流三部曲》中，也是以四世同堂的高家为描写中心，附带又写出了觉新的姑太太张家、外婆周家、姨妈钱家等家庭的变故与兴衰。这些家庭里的年轻人琴、蕙、芸、枚、梅也一再被邀入高家，与高家的年轻人一同生活，以至产生种种感情上的纠葛。在表现手法上，如果说《家》还有些巴金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自《春》起，情节就日趋平淡，对家庭生活细节的大量描写代替了情节的大起大落。然而《春》还有一条淑英逃婚的主线，到了《秋》几乎完全以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取胜了。这种充满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鱼贯式罗列细节，通过无数细节的排列与组合，写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与脾气，揭示生活的发展趋势。在《激流三部曲》中，两种创作方法经常处于交替之中，一种是典型的西方思辨型的静止分析与跳跃性描写，另一种就是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有趣的是，在《家》里，每当作家的笔触落到对家庭生活细节的描写时，后一种创作方法就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了。譬如高家拜神祭祖、喝酒行令，玩龙灯点花炮之类。可是到了《春》以后，这种创作方法就占了上风，不仅在局部的细节描写中运用，而且成为推动整个情节发展与描写人物的基本手法。如以下《春》里的一段描写：

“大哥，”淑英忽然恳求地唤道。“你下次给三哥写信的时候，请你托他打听打听上海学堂的情形。”

“你替哪个打听的？”觉新回过头惊奇地问道。

淑英没有即刻回答，她似乎没有料到觉新会问这样的话。但是琴却在旁边自语似地插嘴说：“也许是为她自己打听的罢。”

“二妹，你自己……？”觉新惊讶地望着淑英激动的脸色问道。

淑英略略抬起头看了觉新一眼，她的脸色渐渐地变了，最后她淡漠地答道：“我不过随便说句话。我自己打听来做什么用呢？琴姐知道的。”

琴带着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淑英，她起初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后来也就明白了淑英的心情。她不说什么，却走去倒了半杯茶自己喝了，然后又斟了一杯走到淑英旁边，把茶杯递给淑英，一面说：“二表妹，你吃杯茶罢。”淑英先不去接茶杯，却仰起头看琴。琴对着淑英微微一笑，眼光非常柔和。淑英默默地望着琴，脸上的忧郁也渐渐地淡了。她连忙伸出手去接了茶杯，同时还说道：“琴姐，难为你。”

“你们在耍什么把戏？这样鬼鬼祟祟的！”淑华看见这情形，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有些纳闷，忍不住大声问道。

“这又奇怪了。偏偏你一个人心眼儿细。我不过给二表妹倒杯茶，有什么鬼鬼祟祟的？”琴带笑地望着淑华回答道。“你要吃茶，我也给你倒一杯。”她便往茶几那面走去。

“啊哟，我不敢当，”淑华故意做出惊惶的样子大声说。“我没有福气使唤一个这样阔气的丫头，看把我折煞了。还是让我自己来倒罢。”她说着就站起来，走到茶几前面，争着去拿了茶壶在手里。

“三女，你怎么跟你琴表姐争茶壶呢？她现在还是客人，你应该让她点，”周氏故意开玩笑地说。她还怂恿海臣到琴的身边去，她对他说：“快，快，你快到琴孃孃那里去，劝劝她们不要打架。”

海臣真的到琴的身边去了，拉着琴的衣襟唤她。

琴听见周氏的话有点不好意思，就搭讪着说：“我好心好意地给三表妹倒茶，哪儿是跟她争茶壶？大舅母看错了……”还没有说完，琴看见海臣走过来，就蹲下去抱起他，跟他讲话。

淑华听见继母的话，不觉失笑了。这时她刚刚喝了一口茶，听见琴的话，又看见海臣走过来，她忍不住噗嗤一笑，把一口茶全喷在自己的衣服上。她连忙放下茶杯，一面咳嗽，一面摸出手帕揩了水迹。

“阿弥陀佛，”淑英在背后低声念道。

“哪个在念佛？”淑华故意掉头望着淑贞问道。

“二姐，”这许久不说话的淑贞含笑答道。

“这叫做眼前报应，”琴忽然掉过头说了这一句，就站起来，牵着海臣的手回到座位上去，让海臣站在她的膝前。

“报应还在后头勒！”淑华冷笑道。

“已经够了，”淑英说。

“善有善报，人家的好报还在后头！佛爷连人家的终身大事也管的。”淑华报复地说了，自己第一个笑起来。

众人都笑了，只有淑英和琴没有笑。^[20]

不作冗长的摘引，难以理解这种创作手法的特点。这一段情节是写淑英在违抗父母包办婚姻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她萌生了步觉慧后尘逃离家庭的念头，于是脱口要求觉新打听上海学堂的情况。觉新完全想不到淑英的目的，而聪明的琴却已经猜到了，这种事对封建家庭中的少女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冒险的大事，所以两人内心都处于相当激动的状态。但作家再没有采用那种深入的心理描写，而是运用一个很平常的细节——倒水喝茶，来表现两个姑娘极为细腻的感情交流。可是偏偏粗心的淑华用莽撞的笑话打断了这种感情交流，而懵懂的周氏更不知情，以糊涂的玩笑转移了整个主题。情节已经开始向前发展了，但作家仍然紧紧抓住喝茶的细节不放，让淑华喝水呛噎。又引出淑英对淑华的报复，结果反遭到淑华的抢白。这里，淑华的心直口快又无心计，琴的聪明沉着又善于体贴，淑英的痛苦烦躁而难以言状，以及周氏的糊涂忠厚，觉新的麻木善良，都一一跃然纸上，须眉毕现。这种表现手法，不正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吗？

细节的力量在于真实，巴金的《激流》之所以能写得那样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感，而不至于被某种观念所图解，正是由于他自己生活经历的帮助。高老太爷在小说中无疑是反面人物，然后写到他生命垂危之际，他在作家心中就不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自己的祖父，于是一个活生生的老人的形象就产生了。巴金深深知道这种生活逻辑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甚至以此来理解《红楼梦》：“《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21]这难道不是对他自己写《激流》的一种经验总结吗？我们从这里也多少可以看出《激流》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的某种共同之处。

我们说《激流》是一种现代《红楼梦》，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描写家庭琐事来反映社会主题的传统，又烙上了现代意识的印记，以鲜明的时代感，写出了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一股民主革命激流怎样冲击着旧专制的老宅。作家尽管对中国人固有的家庭观念仍然抱有正面的理想，但他毫不怜悯这个旧家庭的崩溃，他站在这个家庭的对立面，不是看着它的崩溃而失望地遁入虚无，而是冲开它的废墟而走向更坚实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