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巴金在他的作品内在的精神与气质上保持了民族性，那么，在外在的表现形式方面，他更多地借鉴了西方小说。巴金与西欧文学的复杂关系正表现在于此：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他在介绍、翻译、评价西欧文学时，首先提出了符合他政治主张与政治需要的标准，然而作为一个作家的巴金，他在文学创作中，更多的是吸取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这在巴金作品的表现形式以及文体上尤为明显。

巴金曾经说过，他创作连续性小说的计划，正是从左拉那儿学来的。^[53]在短篇小说方面，他也提到他的“老师”：“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一位老师，许多欧美的，甚至日本的短篇小说也都是我的老师。”^[54]当然，要指出具体的西方作家在小说形式上对巴金的影响是困难的，因为他从未有意识地模仿过哪个作家，在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学时，他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选择写作为他的终身职业。西方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对巴金的影响，更多的还是通过他的大量阅读，而后达到烂熟于心，一挥而就的程度。

在巴金的小说中，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关于这一点，他曾列举过两个英国作家：狄更斯与史蒂文森。但是像他们那样用第一人称写主人公的自传体小说，巴金却很少采用，他更多的是使用西方“框形小说”（或称“回忆小说”）的形式，由小说里的主人公讲述自己的遭遇，或者是通过一个人讲出另一个人的遭遇，这种形式，斯托姆、屠格涅夫、莫泊桑都是经常使用的。巴金声称他喜欢这种手法，因为“我觉得容易懂，容易记住……所以三十年来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我喜欢让主人公自己讲故事，像《初恋》，《复仇》，《不幸的人》都是这样”。^[55]在抗战后期，巴金写了中篇小说《憩园》，艺术技巧在结构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部小说正是把框形结构与叙事结构结合起来，使同一空间（憩园）中并时展开两个时间（现在与过去）、两个家族（杨家与姚家）的故事，这种结构在西方文学中是常见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巴金经常使用的另一种第一人称的表现方法是日记体（在中长篇小说中，至少有两部是日记体：《新生》和《第四病室》，《海底梦》部分也采用了日记体，《春天里的秋天》实际上也是一种日记体的写法。书信体的有《利娜》）。当时在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歌德、纪德、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作家，都使用过这种体裁，尤其是歌德，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成功地运用了书信体的文学形式。这本书在中国一出版，模仿者蜂起，影响了整整一代浪漫主义的中国作家。但是这两种体裁对巴金的影响，除了上述一些作家外，还有另外一条途径，那就是欧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民粹党人的自传与日记。古田大次郎的《死之忏悔》，柏克曼的《狱中记》，对巴金的影响都很大，很难说李冷的心理上没有他们的痕迹。又如《利娜》也是巴金根据俄国革命者的故事改编的，虽是书信体，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风格却很不一样。

巴金对西方小说表现形式的娴熟运用，与他的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不可忽略下面两个事实：一是巴金对封建教育很早就反感与厌恶。五四以后，随着他对新文学运动的接触与介入，他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越来越冷淡，甚至表示过明确的拒绝。他反对那种把民族形式从旧文化的内容中抽离出来并给以接受的主张。二是巴金十四岁就开始学外语，并在英语专科学校学习过，当时狄更斯、史蒂文森的原著，都是作为课文来学习的，因此他很快就掌握了直接打开西方文学宝库的钥匙。这以后，他又学了法、俄、日、德、西班牙、葡萄牙、世界语等外文，这种学习外文的过程，往往就是接触外国文学的过程，无须借助翻译。十四岁以后，巴金显然把阅读兴趣主要放在外国文学上，对于中国古典的传统文化反倒表示冷淡。这就造成了他自己所说的“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国的味道”^[56]的情况。

但是，巴金对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也非盲目地接受，他不喜欢西方文学中静止描写的方法，喜欢在动作中表现思想与情节，因此他的文章节奏感强，与一些冗长的西方名著不完全一样。^[57]他也不喜欢抽象的议论，偏重于集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方法，对于现代派的非理性的表现手法，一般也很少采用。将西方小说的形式成功移植到中国现代文学，并成功地注入了中国现实的生活内容，这正标志了中国新文学的成熟。巴金属于这一代作家。五四早期的拓荒者们，有的从几千年的传统重负下挣扎出来，虽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但犹如放了足的小脚女子，旧迹难免；也有的饥不择食地从西方搬来大量的样板，生吞活剥，中西文并列互渗，虽开一代新风，却难免生涩。伟大的鲁迅，在白话短篇小说领域开创了新纪元，然而从当时一般创作状况看，仍属寂寞。新文学进入1920年代后期，出现了茅盾、老舍、巴金、丁玲、沈从文，以及稍后的曹禺、张天翼等人，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语言上，都既摆脱了传统的阴影，又避免了照搬西方的生硬做法。他们有文学前辈的经验可借鉴，又有丰富的生活环境作为营养，使新文学在他们的笔下蓬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了1930年代的“黄金时代”。巴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

因此，巴金虽然不主张继承民族传统形式，但不能被看作一种缺点。他的小说里很少有传统文学的痕迹，连《红楼梦》的影响他都矢口否认，这正是表现了一个新文学建设者的气魄与倾向。时代决定了这种特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总是由作者与读者两个方面造成的。巴金的读者是在当时知识界里占大多数的青年学生，他们在五四以后的教育制度中成长起来，他们身上舶来的气质多于土生的气质，他们否定传统、要求革新、寻找出路，这种骚乱的心绪决不是旧小说的形式所能表现的，西方文学比传统小说更能吸引他们。巴金是这群人的作家，他不仅在思想情绪上与这个读者群相通，在美学趣味上也相通。1940年代，曾有个日本学者作过一个统计，他让中国大学生写出他们所喜爱的作家，结果答案是：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和巴金（只有一个学生提到了萧伯纳）。^[58]中国学生把巴金与外国作家并列，正说明了这个读者群的兴趣所在，也说明了巴金的成功所在。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文体问题。与风格一样，文体是一个作家精神面貌、性格习惯以及语言修养的综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的运用。巴金的语言深受西方影响，他说：“我读过很多欧美的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我从它们那里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我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中文的修辞学，却念过大半本英文修辞学……，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59]对于“欧化”，现在常为评论家所垢，认为是“脱离民族性”，一些当事人也往往悔恨不已。其实，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欧化”现象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评价。语言的“欧化”，是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一种副产品，又是必然的现象。中国文化长期垄断在封建文人的手中，语言文字越来越脱离生活，成了一种高雅的古董，失去了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正如鲁迅所说：“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60]因此，借助大量的外来词汇和语法，充实汉语的内容，加强它的表现力，在当时是势在必然。它不仅起到了促使文言瓦解的进步作用，而且对现代汉语的完善化与规范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早在1918年白话初行时，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就大声疾呼，要有“欧化的国语文学”出现；到了1920年代，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进步作家在讨论语体欧化的问题时，也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赞成“欧化”；1930年代初，瞿秋白也大声疾呼：“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61]沈雁冰当时也提出语言的“欧化”，要“不离一般人能懂的程度太远”；^[62]瞿秋白的主张是以“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63]为前提，而这些前提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语言文字必须为人所懂，但反过来，新的词汇、语法、句法也影响和提高人们的理解水平，使人们逐渐适应它，接受它。今天的现代汉语，原是经过不断吸取外来语言才得以形成的。所以“民族化”的概念，只有处在其外延不断发展变化时，才能适合今天对它的理解与应用。对于文学样式、语言文字上的外来影响，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

巴金学习过英语语法，语言欧化是在所难免的。不能否认，过于生涩的句子，无疑会影响语言的表现力，巴金早期作品中亦有此类句子。如有的名词前加过多的修饰词，或按外语语法来写中文。但总的说来，这种现象并不算多，而且所用的语言、句式，对当时一般读者，也没有什么阅读上的困难。如《初恋》中的一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少女。那么当时的肉身的她不知道要比照片上的好过多少倍。”^[64]这“肉身的她”，无疑是外来用法，巴金是用英语的习惯来表达，使用“a girl in person”一词，“in person”的含义是“本人”，但“person”也有“身体”的意思，因此解释“肉身的她”并无困难。然而这词尽管初看不合乎汉语习惯，但当时的或现在的读者，绝不会不懂它的含义，反倒比一般常用的“她本人比照片上的好看”更为生动和形象。

巴金的文学语言与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受外国文学的熏陶是不无关系的。巴金翻译工作开始得很早，如他自己所说：“我翻译过好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65]其实，他前一句所指的现象，只占他翻译著作中的极少部分，而且大都是理论著作，如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蒲鲁东的《何谓财产》^[66]等等，更多的译作并非如此。巴金觉得，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洋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的成分，所以一种著作底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67]归纳出巴金的这个翻译观很重要，这就意味着，他不是做外国语言的俘虏，而是将自己渗入外国语言中去，在翻译中形成自己的特点。因此，巴金翻译的作品，在语言艺术上往往与他自己的语言特点较接近，如热情洋溢的克鲁泡特金与司特普尼亚克的语言，充满语言的“音乐美”的若克尔，柔丽、完美、富于音乐性的王尔德，还有屠格涅夫、赫尔岑、斯托姆、巴基等等，这些西方作家优美、流畅、热情、清新的文体，一方面借助巴金那支热烈的笔传达给中国读者，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巴金，熏陶了他在文字上的修养。与此相反，我们从巴金的作品里，很少能看到文言的痕迹。他也不爱过多使用汉语中富有特点的成语典故，以及比较生僻、过于书面化的语汇。正是他的这个语言风格，当时吸引了大批青年读者，而我们至今仍感到他的语言是那样新鲜、通俗、富有活力。

巴金文体的另一个特点是抒情性，但这种文体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式的言情毫无共同之处。他的抒情的核心是真实，以自剖心胸示人，抒其爱憎之情。这也反映了作家的文学思想：“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68]这种鲜明的写作目的和敏感的爱憎感情，很使人想起法国浪漫主义精神之父卢梭。巴金直言不讳：“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69]卢梭抒情风格的最大特征是真实，他毫不掩饰心灵深处的感情以及面对人生的观点，甚至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以暴露自我缺点为自豪。他的《忏悔录》不仅撕破了欧洲绅士阶级的全部假面，而且在文学上也为真实地描写普通人的感情开了先路。巴金学习卢梭，至老不衰，特别是他的《随想录》，类似的心迹朗若白昼。卢俊在《忏悔录》里一开始就宣布：“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70]巴金在《随想录》里也表示了相似的心情：“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71]他们的感情魅力都在于真实地向世人敞开心胸。巴金在《随想录》里所揭露的自己灵魂中的弱点，也同样不仅使许多尚存的伪善者感到难堪，而且为此后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