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1]巴金在1979年这样说。这个回顾涉及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十九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中华古老帝国长期执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破产了，许多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把眼光集中到西方，许多新思想、新学说都纷沓而至，一时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文学上，敏感的文人学士也忽然发现了文学世界的“别一天地”。最初用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的是林纾，尽管他在选择和翻译上都有许多缺陷，但终究为新一代文学青年的成长提供了新鲜的乳汁。1917年“文学革命”前后，大批中国留学生登上文坛，翻译西方小说已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水。到了1920年代，几乎达到了泛滥的程度。相应地，各种西方文学思潮也在中国文坛上流传开来，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理论、流派都寻找自己的信从者，在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坛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巴金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接触外国文学，从事文艺创作的。他说过：“从十一岁到十三岁，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如《水浒》等）；从十四岁到十八岁，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从欧美翻译的小说，但是我读这些书只不过为消遣而已。从十九岁时，我已开始读用英文写的外国小说了。”^[2]这一段时期，正是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二十年代初之间，西方小说大量被介绍进中国，改变着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孕育着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时候。巴金与比他早一辈的五四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五四作家们是自觉地将介绍、汲取西方文学营养作为手段，来发展我国新文学的；巴金却在他接触西方文学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新文学将承担什么义务，他首先关心的问题是选择人生道路，思索人生意义。这就形成了巴金在选择、接受外来文学影响方面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与五四时期整个外来文学引进的社会背景，是不完全一致的。

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巴金很少甚至是拒绝从纯文学的角度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几个西方重要作家的评价上。1936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自谓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没有好感。^[3]可是这几个作家不仅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都产生过影响，歌德还因为《少年维特之烦恼》而风靡一时。探讨其中的原因是很有趣的。因为巴金对这三位作家的菲薄，丝毫也不影响他个人在私下里对他们的欣赏。但丁的《神曲》在巴金心目中的地位随着他的《随想录》的发表已为大家所知，至于另外两位，巴金也并非真的对他们的伟大艺术无动于衷。早在1927年，巴金在悼念被美国政府杀害的两名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时，就满怀敬意地说过他们的事迹“确实值得用莎士比亚写悲剧的笔来描写”^[4]，话语中对莎氏的褒美之情跃然纸上。对于歌德，巴金也是欣赏的，1932年中国文坛纪念歌德逝世百周年，巴金曾为出版歌德的纪念集四处奔走。^[5]事实证明，作为一个艺术家，巴金对于西方艺术大师的价值是完全认识的，而他之所以在公开的言论中表示不喜欢，显然是出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的需要。与1920年代的中国作家不同，他对少年维特追求恋爱的行径表示少见的冷淡，他像俄国民粹派一样，主张更为激烈的行动，把追求恋爱自由与政治解放结合起来，反对“恋爱至上主义”，更反对青年人因失恋而轻生的怯懦的人生态度。《爱情的三部曲》里的周如水可说是对维特式的自杀的一种嘲讽。

在对待文学流派方面，巴金与1920年代一些西方文学的提倡者们也是一个鲜明对照。当时许多文学思潮刚刚引进中国，年轻的作家们怀有一种新鲜感，根据各自的爱好和主张，选择外来文学思潮。如文学研究会提倡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创造社宣传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也有人相信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且有不少作家都喜欢举出几个心爱的西方作家作为自己崇拜和仿效的对象，郭沫若、徐志摩、蒋光慈、王独清、田汉等都这样做过。巴金却完全不同，他从不考虑自己属于哪种流派，他经常提到的西欧作家中，左拉、莫泊桑是自然主义作家，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当时属于新浪漫主义，豪普特曼吸引他的主要则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他对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都很少提到，对以个人主义反抗社会的浪漫派代表拜伦、雪莱更为冷淡，尽管从反抗社会与创作气质来说，他早期创作也属于浪漫主义。他也不自比哪个西方作家，对于1920年代中国文坛上被尊为偶像的拜伦、雪莱、歌德、泰戈尔（稍后还有萧伯纳），都采取比较冷淡的态度。他有他对西方文学和西方作家的爱好标准与选择标准，而这些标准，主要则是从政治思想上着眼的。

早在巴金创作小说前，他是以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运动家，年轻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的姿态登上社会舞台的。他在阅读西方文学著作的同时，更多的时间则是耗费在阅读西方政治、历史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著作方面。文学与其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毋宁说是他的政治活动的一种辅助武器。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入宣传，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积累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经验，在西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欧洲许多进步的艺术大师都写出了反映劳资斗争、反映社会运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最初是作为研究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资料而吸引巴金的。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巴金曾非常精通地列举了一系列反映工人运动的西方文学，其中有左拉的《萌芽》、高尔斯华绥的《争斗》、豪普特曼的《织工》以及米尔波的《工女马得兰》，并且比较了它们的得失。^[6]在这些作品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左拉。1927年巴金到了法国后，读完了整套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和左拉的其他一些书，他并不欣赏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和那些专门揭发人的肮脏、卑劣以及生物性的性欲描写，但他仍然崇拜他的作品，因为左拉在作品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工人贫困的生活惨景，把贫富对立写得“何等有力，何等怕人！”^[7]这种宏伟的艺术魄力吸引了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左拉作品里塑造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尽管左拉本人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不尽相同，他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都是完美的，但这些形象毕竟激动着巴金。他曾经翻译过《萌芽》里一段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对情人（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回忆^[8]，并在一篇论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中，译录了《巴黎》中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华受审时慷慨激昂的几段演说，并说“左拉的描写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事实来的”。^[9]巴金在创作中，也有意学习左拉的小说，写出《砂丁》和《雪》等反映工人题材的作品。尽管他对左拉小说中好人受难的悲剧性结局持有异议^[10]，可是他自己在小说中也安排了同样的结局，并且为之辩护说：“暴动失败了。雪盖住了火山，但是火种并未消灭。”^[11]对于另一个法国作家米尔波的剧本《工女马得兰》，巴金更为推崇备至，虽然他明知米尔波在艺术上不如左拉，但还是把《工女马得兰》放在《萌芽》之上。他指出，“左拉是一个以人生为实验室的冷静的解剖者（……），而米尔波是一个热情的安那其主义者”，可是作家要“捉住时代，冷静的观察是不行的，必须自己生活于其中，与同时代的人分享甘苦，共同奋斗，才能够体验出他们的苦痛，明白他们的要求”，正因如此，米尔波能够“活画出近代各种人的性格来”。巴金从思想上艺术上仔细分析了这个剧本，并高度欣赏作品中的“像一线火花那样贯穿着全书的理想也更是现代的理想”。^[12]

由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的题材扩大开去，巴金对西方文学中表现劳动大众苦难、主持社会正义的作品都怀有好感。它们包括英语作家狄更斯、王尔德、惠特曼^[13]、伏尼契夫人^[14]、法斯特^[15]，法语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罗曼·罗兰、法朗士，德语作家豪普特曼、海涅^[16]、斯托姆等人的作品，以及东欧犹太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们的短篇小说，同时，他通过世界语还阅读和翻译了匈牙利作家巴基、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17]等人的作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早在五四时期就有大量剧作被翻译进来，可巴金很少提起过，他所喜欢的是王尔德的童话和散文诗：“我喜欢王尔德的童话，喜欢他那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严正控诉，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灵魂。”^[18]

在巴金所喜欢的西方作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法国作家。这些法国作家大多数都是同社会邪恶势力作过不妥协斗争的民主战士，正如卢卡契所说：“优秀作家恰好是同劳动大众的运动一起出现的……当左拉和法朗士、巴比塞和罗曼·罗兰表明了尖锐的政治立场之后却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威望，则表现了法国发展的特殊性。”^[19]这种特殊的民主风气是由法国作家们开创的，又反过来激励起更多的作家，使之成为法兰西民族的光荣传统。从卢梭猛烈批判社会黑暗势力，伏尔泰为宗教迫害案平反昭雪，一直到雨果痛斥小拿破仑，左拉、法朗士控诉“德莱福斯事件”，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法国民族史与文学史，它无疑激动了巴金和教育了巴金。他多次重复了左拉的名句“我控诉”，还引用过法朗士、罗曼·罗兰等人在营救萨、凡活动中的抗议。^[20]这些作家光辉的战斗人格，给急于寻求人生道路的巴金莫大的鼓舞。1979年他重访法国时这样说：“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21]这种情况，在其他五四作家中也是不多见的。

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巴金与其他五四作家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对于西方文学的选择与取舍标准不一样，在理解和宣传西方文学方面也不一样。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纯客观地引进一种学说是很少见的。不管是谁，在引进、介绍西方文学时，总是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土壤上，从实用的观点去理解西方文学。但是巴金的“为我所用”更为极端，有时甚至对西方文学作出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解释。以尼采为例，五四时期不少作家有愤于中国国民的精神萎靡锢蔽，曾借助尼采的超人哲学与唯意志论来提倡个性的解放。但不管如何理解，对于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这一点是承认的。巴金则不然，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尼采，并作了如下引申：“这是无上的‘沉醉’（Drunkenness），这是莫大的‘狂喜’（Ecstasy），犹如尼采所说的‘Dionysian emotion’使我们每个人‘都消失在完全的忘我里面’。所以我们也曾夸大地立下誓言：要用我们的血来灌溉人类的幸福，用我们的死来使人类繁荣。”^[22]事实上尼采所谓的Dionysian emotion（酒神精神）是指一种“意志的世界，是酣醉的，兴奋的，冲动的世界”^[23]，它放恣无度，有时使人烂醉，有时诱人犯罪，但它是乐天知命精神（Apollonian emotion）的反动，是一种进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丝毫不包括巴金所引申的无政府主义的牺牲精神。自然，巴金在此也绝非为了抬举尼采，只不过是信手拈来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服务罢了。

在对《圣经》文学的解释上，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更为明显。巴金在法国一度对《圣经》感兴趣，并作过研究，他喜欢在著作中引用《圣经》，但这些引用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他非但不是一个宗教信徒，还是它的反对者。基督教义里最为核心的爱与宽恕的理论，对巴金丝毫没有影响，他是用《圣经》来宣传他自己的思想，利用它作为武器去战斗，如他经常引用基督诅咒富人的话来攻击旧社会的不平等，公然鼓吹暴力反抗。^[24]有时候，他也用《圣经》的话来宣传他的信仰，以对付国民党对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查禁。^[25]另外，他还曾通过宣传基督教的殉道精神，来激励人民前赴后继为自由解放而斗争。如在《新生》第三篇中，作家写到李冷为革命而牺牲，没有很多描写，只是在“死并不是完结”的标题下引了《约翰福音》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含义极其深长。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也给了巴金很深的印象，他曾提到基督教处女被关在暴君尼禄的竞技场里静候野兽吞噬的献身精神^[26]，并以圣彼得“重进罗马”的精神来鼓励青年进行斗争^[27]。显然，他从《圣经》文学中引申出来的所有思想，与基督教义本身都是根本相反的。

总之，巴金介绍翻译西欧文学具有独特的政治与审美标准。在1930年代初，就有人指出过：“任是作家怎样强辩，在创作上面是看不出他的思想和信仰所在，但在作者的译书中可以看出来。”^[28]然而，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巴金与语言艺术家的巴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介绍、翻译西欧文学是一回事，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西欧文学的欣赏、借鉴又是一回事。以上我们在分析巴金对莎士比亚、歌德的态度时指出过这一点，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尽管巴金从政治思想上着眼去选择他所喜欢的西欧文学，那么，西欧文学是否也仅仅从思想内容上给巴金创作以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到巴金的具体作品中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