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作的自主性——立足中国的土壤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即使是为巴金所喜爱并深受影响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一旦当他自身的创作风格发生变化时，也不知不觉地被抛到了后面。这说明巴金作为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大师，尽管吸取大量的外国文学的养料，形成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但没有一位外国文学家能够真正地左右他，操纵他。过去有段时期，我们常常喜欢把中国的某个作家与俄国作家相比，得出“中国的×× ×”的称号。可是我们能把巴金比作谁呢？谁也比不上。巴金就是巴金，正如他最近在一篇随想录中所说的：“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41]

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在创作中总是顽强地表现出别人所不能代替的，打上他自己印记的内容。巴金也是如此，他的独创性就表现在他始终是一个站在中国现实生活土壤里的作家，他反映的生活画面虽然并不广阔，但大都是以当时中国社会万人注目的事件为背景；他描写的人物，主要也是他在自己周围寻找的原型，概括了一部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状况；他运用的语言，是明白畅晓、典范的白话语言。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家，并不仅是因为他成功地借鉴了俄国文学的精华，还由于他的创造性劳动是与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不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就俄国文学而言，巴金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由于两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反映在创作内容上的不同。十九世纪的俄国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都处在政治专制，经济落后的状况之下，具有许多共同之处，涅克拉索夫那种叹息的诗“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也同样适用于形容中国。在那样一个时代产生的俄国文学，诚如高尔基所说的，“特别富有教育意义，以其广度论是特别可贵的——没有一个问题是它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图去解答的”。^[42]这种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也正是中国五四新文学所体现的战斗精神。这种共同性，说明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与俄国文学相似的东西是不足为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两国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阶级斗争的特点及社会形式的不同，它们的文化又必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内容来。杰出的作家总是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这种不同之处，巴金正是这样。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反帝反封建是他创作中的两大旗帜，这是俄国文学所不可能具有的。俄国在十九世纪的主要社会问题是改革农奴制，俄国古典作家对祖国的热爱情绪主要表现在对它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之中，至于反帝反侵略的主题，要么作为历史题材来反映作家的爱国热忱（如《战争与和平》），要么作为异国题材来暗示社会变革的到来（如《前夜》），一般说来没有成为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一个特点。巴金的创作却不同，从《死去的太阳》到《火》，都迅速地反映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愤怒反抗之情。反帝反侵略是巴金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不仅直接描写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场面，而且在抨击国民党政权，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也没有忘记将帝国主义的罪行记上一笔。他的散文《一九三×年·双十节·上海》^[43]，就是一篇三者结合的优秀杰作。同时，他的笔下还塑造过许多反侵略的外国战士的形象，如《发的故事》《火》第一部中的朝鲜爱国志士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在精神气质与典型意义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巴金抨击封建家族制度的作品与俄国作家抨击农奴制度的作品也完全不同。俄国上层社会的堕落带有整个西方文明的腐烂气息（这些场面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被无情地揭露过），而巴金在《激流三部曲》和《雪》里揭露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腐朽的生活方式，则是地地道道的土产，是产生在封建制度朽木上的丑恶毒菌。高老太爷们一边讨姨太太，玩小旦，一边却道貌岸然地以道德、孝义训子弟；煤矿里的王科员男扮女装，以色相取媚局长，这些丑恶行径是俄国贵族老爷所不可能取代的。在描写正面人物中，巴金笔下的许多青年男女都为婚姻不自由而苦恼、挣扎，甚至丧失生命，这种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父母之命”的魔影，也是俄国作家笔下的青年所没有的。俄国贵族青年在婚姻问题上比中国青年健康得多，有些女青年为了脱离家庭的控制，故意采取“假婚”的办法，找一个并不相识（但也追求进步）的男青年来求婚，举行婚礼后，姑娘假装跟着“丈夫”离开家庭，随后分手各奔前程。这种方式虽然被巴金介绍过，但在创作中却一次也没有被表现过。

其次，由于中俄两国阶级斗争特点不同，巴金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与俄国作家在当时的地位不一样，这就使两者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立场都不尽相同。尽管巴金的社会理想主要是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派，尽管他对俄国古典作家的民主思想怀着极大的敬意，但他毕竟是站在自己土地上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战士，他对这些俄国作家的思想立场都有明显的保留态度。巴金与屠格涅夫不同。屠格涅夫是个自由主义作家，他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描写，常常是置身局外，并且害怕别人对他的作品作出合乎革命民主主义要求的解释。特别在他的后期，他笔下的革命者形象常常被歪曲，有些甚至带有不自觉的敌意。巴金则不同，他是他笔下青年的朋友，是他们战斗团体中的一员，因此他满怀激情地歌颂他们，在他们身上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这些人物虽然比不上屠格涅夫的人物那么圆熟、优雅，但要比后者更为热情、坚强。对于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农民的立场上批判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其批判是深刻的，但斗争是软弱的，他企图用“禁欲主义”“道德说教”来抵挡日益渗透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结果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说教者。巴金则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立场上批判封建制度，他并不忌讳物质文明，歌颂人类进步。巴金对世界的进攻多于揭露，他描绘了一批斗志昂扬的青年男女向旧世界宣战，他反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在《激流三部曲》里，他成功地塑造了觉新这一“不抵抗主义者”的形象，通过他的家庭悲剧与个人悲剧来揭露这种人生哲学的危害性。

在对待革命和革命策略问题上，巴金是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社会革命理论的。所以他总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将自己的信仰、自己探索革命道路的答案，一起告诉读者。这一点他与阿尔志跋绥夫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的杜大心在反抗心理上近似工人绥惠略夫，但巴金绝不像阿尔志跋绥夫那样悲观绝望，堕落到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泥坑里去。他是在痛苦地探索前进，用战斗热情与信仰鼓舞自己和读者。在革命的策略上，巴金与民粹派作家们也有所不同，他在反抗和自我牺牲精神上是钦佩民粹派的，但并不以他们那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与恐怖手段为然。巴金作品中非常注意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在《死去的太阳》和《雪》中，他把知识分子吴养清与曹蕴平放在工人中间加以对照，揭示出他们的弱点。在《火》里，他直接描写青年们投入到人民的斗争行列中去，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他们不再抱着民粹派那种拯救人民的思想，而是强调“参加人民的工作”。对于民粹派所采取的恐怖手段，巴金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同情恐怖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但又在理论上反对这种做法，他在作品中的恐怖活动描写，不像民粹派作家那样热情地讴歌宣传，而是客观地反映了自己的矛盾态度。另外，巴金在创作中塑造了不少工人的形象，反映了工人斗争的场面，这也是旧俄作家所欠缺的。

从巴金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的艺术风格来看，他的独创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俄国文学的熏陶，仅仅是作为他艺术修养的一部分，融化在他独有的风格之中。在写作形式和技巧上，巴金同其他五四时期的作家一样，认为对民族文化的继承，首先应着眼于民族精神，并非是旧传统小说的形式。这种观点虽失之片面，但对当时新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为了探索适合于表现新文学新思想的创作形式，巴金大量吸取了世界各国优秀文学的成功经验。他正是在博采百家之花后，方酿成自家独特之蜜。我们从巴金的创作发展中看到，他早期的创作中欧化现象确实存在过（主要表现在《复仇集》《光明集》等），但随着他创作风格的日趋成熟，这种现象消失了，他在抗战后期创作的《寒夜》，表现出作家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炉火纯青的艺术风格。巴金文风的特点，单纯明快，清丽流畅，富有节奏性、跳跃性，感情色彩浓烈，但不矫作，再配上非常纯熟的口语，这与典型的俄罗斯作家的文风特点也有很大的不同。^[44]

（初刊《文学评论丛刊》第11辑，1982年2月）

【注释】

[1]转引自《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全集》19／1993／498。

[2]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

[3]引文均见巴金《忆·信仰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18页。《文集》里被删。《全集》12／1989／407。

[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8页。

[5]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

[6]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后记”第1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名为《地下的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7]巴金《忆·“在门槛上”》，第15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429。

[8]巴金《谈契诃夫·我们还需要契诃夫》，上海平明书店1955年初版，第45—46页。《文集》未收。《全集》14／1990／337—338。巴金对契诃夫的这种感情，似乎与民意党人对契诃夫的感情是相通的。民意党人妃格念尔在回忆录中写到，她在监狱中读了契诃夫的小说后，大声疾呼：“难道生活真的是这么无聊、不活动、死一般的吗？”（《狱中二十年》，巴金译。现据《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巴金直到抗战后期，风格才逐渐与契诃夫接近。1950年代，他写过一本小册子《谈契诃夫》，对这位俄罗斯作家作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论。

[9]巴金《生之忏悔·〈黑暗之势力〉之考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8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78—279。

[10]巴金在《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中论述了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在这些《书简》中拉甫洛夫便成了一代青年底导师。他教导青年说他们对于人民所应尽的义务是很重的，他们在受教育时代，在大学读书的年岁里的生活是完全靠着贫苦阶级来维持的，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来帮助人民，报答人民。”（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初版，第139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615—616）巴金的“为上辈赎罪”的思想与拉甫洛夫、托尔斯泰的思想不完全一致，但受到他们的影响是肯定的。

[11]参见《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黎海宁译，《全集》19／1993／493。

[12]《灭亡》中李冷兄妹有一段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文集》1／1958／92和《全集》4／1987／89。

[13]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文集》未收。收《全集》18／1993／490，改题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14]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

[15]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7—61页，引文见第61页。《文集》14／1962／317和《全集》20／1993／392。

[16]巴金《新生》，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文集》1／1958／327和《全集》4／1987／315。

[17]“宁愿抛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指民意党人——引者）便走向殉道的路上去了。他们恰如早年的基督教徒，以至诚博爱之心，严格的态度与温和的微笑走上了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水同消了。”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37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32页。

[18]鲁迅《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9]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20]钱杏邨《力的文艺》，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第78页。

[21]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10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14页。

[22]巧尔尼雪夫斯基《何为》，世弥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这句话在后记的最后一段，《全集》里被删。

[23]薇娜·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现据《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页。

[24]奥尔格·朗（Olga Lang）《论俄国文学对巴金的影响》，陈思和、李辉译，贾植芳校，收《专集》第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337页，此段中的引文与分析见第329页。

[25]“巴金1932年写《雪》的时候，他没有看过俄文书。那时《贪婪之神》还没有英文、法文、中文的译本，在日本有一种译本，但是他在1934年去日本旅行之前，好像还不能读这种程度的日文。而且，如果巴金已经看过《贪婪之神》这篇小说，必定会有一个印象，他会在一些地方提到它，或者将它翻译过来，收在他的《文化生活丛刊》中的库普林作品集里。”奥尔格·朗《论俄国文学对巴金的影响》，《专集》第2册，第336页注释62。

[26]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27]1919年11月，瞿秋白、郑振铎组织“社会实进社”，出版《新社会》旬刊，他们在《新社会》上号召青年“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载《新社会》第3号，第3版，1919年11月21日），“去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载《新社会》第9号，第2页，1920年1月21日）。

[28]例如，巴金在《电》和《星》里都写到无政府主义青年团体的武装斗争，一般被认为是受到了外来影响。但据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的范天均先生回忆，192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团体在福建晋江一带确实成立过武装集团，与当地土匪打过仗，这与《星》中的情节十分相似。

[29]巴金《忆·片断的纪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72页。后改题为《断片的记录》，《文集》10／1961／104和《全集》12／1989／442。“对于这几位文豪我却没有好感”被删，比较喜欢的作家改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

[30]巴金《将军》，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1日，第59页。《文集》与《全集》里被删，用一句简短的话代替：“‘我现在明白了。……我们都是一家的人。’”《文集》8／1959／190和《全集》10／1989／161。

[31]转引自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兼论近日小说的特性与价值》，载《国闻周报》13卷11期，1936年3月23日。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34页。

[32]转引自《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80页。《全集》19／1993／493。关于这一点，很早就有人指出过：托尔斯泰给罗兰信中的这段话，“实在是巴金先生这部小说之估价目标。罗曼·罗兰所谓的‘民族太小了，全人类才是我们的题目’，也是巴金躬身实践的。”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兼论近日小说的特性与价值》。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34页。

[33]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152页。

[34]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文集》与《全集》里这句话被删。

[35]转引自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36]转引自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一），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后记（一）”第395页。

[37]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一），巴金译，“后记（一）”第396页。

[38]奥尔格·朗（Olga Lang）《论俄国文学对巴金的影响》，《专集》第2册，第319页。

[39]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郭安仁译，重庆书店1931年初版，第136页。这部著作原名为《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书中对俄国重要作家都作了分析评价，有些论述比较精辟。巴金很受此书的影响，克氏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一些论述，都被巴金引用过。

[40]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78页。《文集》3／1958／477和《全集》6／1988／15—16，个别表达稍有改动。

[41]巴金《探索集·再谈探索》，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0—41页。《全集》16／1991／178。

[42]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缪灵珠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

[43]巴金《一九三×年·双十节·上海》，载《新生周刊》1卷36期，1934年10月13日。后改题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集》10／1961／172—176和《全集》12／1989／325—329。

[44]笔者认为，巴金文风的形成，西欧文学的影响比俄国文学要大些。巴金很早就掌握英、法两种语言，阅读大量英法文的文学著作（包括翻译为英法文的俄国文学作品）。他开始创作小说时，正在法国，因此早期创作中的文风特点与西欧文学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前面谈到赫尔岑和屠格涅夫在创作风格上与巴金的接近，这两位俄国作家都是长期侨居欧洲，这种接近很可能也是由于受到同一环境的影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