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给予巴金的影响，是巴金文学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巴金文学才能的各个方面。我们考察巴金的文艺思想与艺术风格的形成及其渊源，同样能看到它们与俄罗斯文学存在某种关系。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艺思想比较丰富复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的作家。这些特点的形成，紧紧地联系着这位反封建战士近半个世纪来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也紧紧联系着作家自身的政治与艺术修养。俄国文学的影响正是通过他的文学修养在这些方面流露出来。

对文艺目的的理解上，巴金历来就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毫不忌讳文艺是同人生结合在一起，为反封建反专制的战斗服务的。这种文艺思想使他本能地接近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宣称：“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如何伟大，然而，对于这几位文豪我却没有好感，过去的文人我比较喜欢的倒是讬尔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志跋绥夫几个。”^[29]这里虽有偏颇之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列举的三位俄国作家，都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对旧世界的批判和与人生的密切关系。这三位作家中，与巴金关系最深，文艺思想最接近的，无疑是托尔斯泰。

巴金从来不是狭隘地理解文艺的战斗性，尽管他的写作实践多次发挥了文艺的战斗作用，他利用文艺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鞭挞，是与他的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理想中，人与人之间不应当存在着剥削与压迫，不应当存在着虚伪强权和贫富不均，人人都应当平等、自由、相互理解，在和谐的社会环境里生活。这种社会理想的思想根源实质上是人道主义。巴金是用文艺为武器去鞭挞和批判那些阻碍他的理想实现的统治者，当我们细细地阅读他的作品，就能体会到人道主义比阶级斗争思想更加本质和内在地制约他的文艺思想。在强烈反封建的作品《家》中，作家一方面辛辣地讽刺了封建家长高老太爷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却写了高老太爷临死时祖孙之间的隔膜在相互谅解的气氛中消除了。在《火》第三部中，作家一方面批判了基督教的无能为力，同时也着意描写了基督教徒田惠世与非教徒冯文淑之间的感情交流。这种向往人类和解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巴金的短篇小说《将军》中表现得更为清楚。他在小说里刻画了一个流亡中国的白俄。作家对这个解除了武装，失去祖国的飘零游子寄予了同情：“他想那些人（指苏联工农——引者）给他的苦痛已经是很多的了。‘现在我们不是仇敌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30]正是这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才使得巴金非常理解托尔斯泰的文艺思想中的一些观点。

托尔斯泰从广泛的人道主义出发，认为艺术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类相爱，结成一个和睦的整体。他在给青年罗曼·罗兰的信中明确指出：“只有沟通人类的同感，去除人类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只有为了坚定的信仰而牺牲一切的才是真有价值的艺术家。”^[31]巴金读了这封信后非常感动，半个世纪以后，他回忆这种感情：“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写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当时罗曼·罗兰只有二十二岁，而托尔斯泰详尽地为他解释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参与人类的联盟。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很大。”^[32]

对于文艺特征的理解，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认为艺术是抒发人的感情，“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的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艺术的使命就在于“善良的、力求取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感情，代替了低级的、较不善良的、对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33]巴金的作品之所以感动人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虽然他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把感情理解成改造人心的“宗教感情”。巴金倾吐的是被压迫人民的感情，他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是为了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是为了替那些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逼迫着做了牺牲的年青人的呼吁、叫冤。”^[34]尽管感情的内涵不同，但对艺术特征的理解上，两人有相一致的地方。

值得指出的是，巴金与托尔斯泰在文艺思想某些方面之所以接近，托尔斯泰关于艺术目的的论述之所以使巴金感动，除了共同的人道主义思想充当了连接他们的媒介外，还有另一种思想在起作用，那就是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思想。巴金早期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克氏在论断这一社会理想时，比较多地偏重于道德的力量。他的《互助论》用生物学的观点，论证一切生物（包括人类）的存在繁荣，除了有相互竞争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靠了相爱相助的力量，互助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无论对巴金还是托尔斯泰，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托尔斯泰说过：“自从我能窥测世界的进程以来，我看见只有互助依赖的原则能够产生人类的进步，全部历史不是别的，只是人人互助这条唯一的原则的概念逐渐准确及其实施。”^[35]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两位艺术大师彼此接近的思想基础。

从巴金的创作风格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那种喷泉般向读者倾吐感情的风格，与俄国贵族革命家赫尔岑的风格十分接近。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憎感情，来打动读者的心。屠格涅夫有一次读了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手稿，感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36]巴金十分喜欢赫尔岑的文体，他把赫尔岑看作自己的老师，说自己写作《灭亡》是受了他的影响，并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学习赫尔岑“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37]我们从巴金最近写的《随想录》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熔回忆、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散文风格，也可以看到《往事与随想》对他的影响。巴金对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十分喜爱，这首先在于两人创作特点的彼此接近。屠格涅夫是个非常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他总是十分敏锐地抓住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情绪，并出色地把它们刻画出来。《罗亭》反映了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思想界的状况；《父与子》展开了两代人的矛盾，巴扎洛夫成为新起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典型；《前夜》暗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处女地》描写了18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门槛》直接歌颂了民意党女英雄。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动荡历史，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得到了编年史般的生动的艺术反映。在描写中，屠格涅夫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广泛地描写各个社会面和各阶层的人物，而是集中围绕着知识界，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进行描绘。因此他的小说每一部都彼此紧密连续着，描绘了十九世纪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写作特点与巴金的创作特点十分相似，巴金也擅长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写出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每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中的革命情绪与斗争生活：觉慧代表五四运动影响下的革命青年，向封建专制进行猛烈地攻击；吴养清表现出五卅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热情和软弱；杜大心、李冷及《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青年们都反映了在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步青年自发的反抗和斗争；刘波、冯文淑等则是抗日烽火中的积极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巴金这样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家还是不多的。这一特点当然主要是由巴金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一个外国评论家说：“不注意考虑屠格涅夫的作品，就不能研究十九世纪俄国的青年形象。”^[38]这个话对研究巴金的作品也同样有一定的意义。

如果说，巴金与屠格涅夫在题材方面的相近是不自觉的，那么，巴金对创作中的爱情描写的理解，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则是明显的。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常常以爱情作为人物性格发展的中心。借这些人物在爱情上的表现，完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如罗亭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这一性格的最后完成，便是通过对待娜达丽亚的爱情态度表现出来的。克鲁泡特金指出：“恋爱乃是他（屠格涅夫——引者）的一切小说中的主要发动；而其充分发展的时候也即是他的主人公——他可以是一个政治的煽动者，也可以是一个温良的乡绅——出现得充分地光芒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人类的典型不是仅以那人日常所任的工作可以形容得出他的特色来的——虽然那种工作也许是重要的——更也不是许多无用的言词所能成功的。”^[39]在这点上，巴金显然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启发。他在《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中说：“把一种典型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晰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话语，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40]在他的作品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爱情事件，特别是《爱情的三部曲》，周如水的懦弱，吴仁民的浮躁，李佩珠的转变，张小川的蜕化，都是通过他们对爱情的态度表现出来的。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巴金小说的结构常常将人物的对话与争论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成分，在《家》《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中，青年人经常在一起争论某些社会问题，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都通过争论得到了展现。短篇小说的开头，巴金爱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形式，他早期一些作品的开头常常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各自讲自己的经历，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缘起。长篇小说的结尾，巴金喜欢用简洁的几笔告诉读者主人公的命运：《灭亡》结尾几句话交代了李静淑几个月后领导了总同盟罢工；《春》里结尾以信的形式告诉读者淑英出走后的情况；《雪》的结尾几段文字简要地叙述了罢工被镇压的情况；《火》的第三部刘波和素贞的结局也是由结尾时一段新闻报道补出来的。对此，熟悉屠格涅夫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艺术手法正是屠格涅夫所常用的。巴金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也讲到屠格涅夫在艺术技巧上对他的影响。

当然，巴金艺术创作风格的形成，有一个不断探索、发展、趋向成熟的过程，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这期间虽然也曾受到不少外来影响，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他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抗战后期，巴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从他在那个时期创作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小人小事》等作品来看，随着他在艺术探求上的日臻成熟，他越来越摆脱早期作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作品至少有两点与他早期作品是不同的，一是他感兴趣的人物从充满理想色彩的青年革命者转向了被社会抛弃、又毫无自卫能力的小人物，人物的感情不再是凌厉激昂、气魄远大，而是猥琐、善良又缺乏生气，类型化、理想化的“英雄”被复杂个性的小人物所代替；另一点不同是，作家创作时那种一泻无余的瀑布式的激情被一种富有幽默感的涓涓不断的悲哀愁绪所代替。这两个特点都不是屠格涅夫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