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巴金从战斗的反封建反专制的要求出发，对俄国十九世纪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怀着浓厚的兴趣和赞赏，对俄国政治历史以及文学作了深入的研究、介绍和翻译，这就使他不能不受到俄国历史和文学的极大影响。这些影响自然而然地在巴金的创作中流露出来。当我们读着巴金早期的许多小说时，就会发现俄国的文学对他影响如此之深，以至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与情节的描写上都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这些相似之处，首先是来自俄国民主革命者的英雄事迹。前面说过，俄国民粹派的英雄事迹几乎和无政府主义同时吸引巴金，无政府主义给了巴金一个美丽的社会理想，而民粹派英雄则直接启发了巴金应该怎样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巴金非常赞赏民粹派英雄为革命事业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在创作中很自然地把这些形象构思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如他说过，他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和李冷“只有一半的真实，其余的一半则是从书本（尤其是一些外国革命家的传记）里来的”^[13]。巴金在1929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通过革命青年杜大心为反抗反动军阀的迫害走上暗杀之路而牺牲的故事，寄托了作者对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愤慨。这种创作基调，在巴金早期创作中一直保持着，《新生》与《爱情的三部曲》等基本上可以说是《灭亡》的续篇。在这些小说中，巴金塑造了一批革命青年为了革命事业，不堪忍受反动统治者的迫害，由和平方式的反抗走向暴力反抗的过程。这一过程，同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过程非常相似。民粹派起先发起“到民间去”运动，深入农民中去宣传进步思想，后因沙皇的镇压迫使他们中断了这一宣传，于是走上了暗杀的恐怖活动。^[14]巴金描写杜大心为给战友报仇去刺杀敌卫戍司令而牺牲，描写敏忍不住失败的痛苦去暗杀敌旅长而身死，这些形象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意党人的印记。巴金在谈《灭亡》的创作时说：“在《灭亡》里面斯捷晋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15]《新生》中的李冷，曾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像民意党人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他在临刑时，坦然自若地说：“死是冠，是荆棘的冠，我必须戴这荆棘的冠。”^[16]这种精神状态与司特普尼亚克对民意党人的描写也非常相似。^[17]

巴金笔下的青年恐怖主义者的思想感情，同另一位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人物也有不少暗合之处。如果我们将《灭亡》同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放在一起读的话，就会发现杜大心的精神世界与绥惠略夫非常接近。这两个人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狂热的革命者，他们对群众的愚昧与思想麻木感到绝望，转而去憎恨人类，绥惠略夫说：“我实在憎恶人类。”杜大心也说：“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两部作品中都贯穿着爱与憎的争论，杜大心同李冷兄妹围绕爱与恨的争论和绥惠略夫同亚拉借夫的争论有相同的含义。他们最后都为社会所迫，走上了复仇之路，而首先毁灭了自己。鲁迅分析绥惠略夫说：“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18]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对杜大心行为的解释。阿尔志跋绥夫在后期是个虚无主义作家，但他在早期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写过不少鼓吹反抗沙皇专制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也带有较浓厚的虚无色彩，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都作为进步的作品，被我国进步文化界介绍翻译过。鲁迅首先翻译过他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在谈到重印《工人绥惠略夫》译文的原因时，他说：“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即绥惠略夫——引者）相像的。”^[19]茅盾当时还为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书没有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重视而感到不平。1929年前后，阿尔志跋绥夫的名著《沙宁》在中国出现了三种译本，其中郑振铎的译本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影响最大。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朝影》还被左翼作家钱杏邨热烈地推崇过，钱杏邨在《力的文艺》一书中，把《朝影》的主人公巴莎与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罗夫相比，并进一步呼吁：“中国现在需要的正是这样果敢的，超个人主义的革命家。”^[20]毋可讳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进步作家的思想上存在着某些不成熟的因素，但他们对阿尔志跋绥夫的推崇是出于反抗当时黑暗的政治，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巴金的杜大心似乎正可以看作是这些左翼作家所期待的中国的“巴莎”，他在当时起到的进步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在描写青年人的爱情与婚姻方面，我们前面已说过，巴金把追求个性的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的表现方式，不是来自歌德的维特或易卜生的娜拉，而是来自民意党人的启发。司特普尼亚克在《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中论述过：“在虚无主义者来看，妇女解放底问题并不限于‘自由恋爱’之狭小的权利。因为若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变更，则所谓自由恋爱不过是自由选择主人的权利而已。重要的还是去追求自由底本身，把恋爱的问题让与个人的意志去解决。”^[21]巴金曾经翻译过一组反映旧俄新女性的作品，其中有一篇普利洛克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就是具体描写了俄国女青年如何利用“假婚”的方式逃出家庭的藩篱而投身社会革命的故事。这种“假婚”在中国没有被尝试过，但俄国青年对于恋爱自由的理解，在巴金的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过去有人批评巴金的《家》中觉慧是个爱情至上者，这除了乱扣帽子外，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巴金的思想。高觉慧的出走，并不是因为爱情的失败，而是为了投身于社会革命。另一个旁证是《春》里淑英的出走，除了反抗包办婚姻外，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取得读书与做人的权利——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在婚姻道德观上，巴金似乎是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利他的个人主义”观点。他在《何为》的后记中说：“虚无主义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但它那‘利他的个人主义’的精华依旧存在于那些现今激动着欧美前进青年的社会思想中，对于我们的青年也应该有点帮助。”^[22]这种“利他的个人主义”也包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婚姻道德观。在《怎么办？》中，罗普霍夫发现妻子同自己的友人吉尔沙诺夫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而他自己同妻子的性格却不很投合的时候，他假装自杀，悄悄退出，让妻子同吉尔沙诺夫结合，享受真正的幸福。这种崭新的婚姻道德观，毫不掩饰地将爱情作为婚姻道德的基础，它不是把女人作为男人的占有物，而是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这种婚姻道德观也不时地在巴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创作的许多男女恋爱故事中，女人的地位始终与男人是平等的，爱情体现着男女双方对共同生活理想的追求。他唯一写到夫妇关系破裂的小说《寒夜》中，女主人公曾树生跟陈主任去兰州时，她的丈夫汪文宣尽管很难过，但仍没有把妻子视作私人的占有物，他承认她找到一条出路，并真心诚意地为了她的幸福同意她去兰州。汪文宣的形象，主要是一个压垮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在婚姻道德问题上，他身上还保留了这么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新人”的遗风。

除了对待爱情的态度以外，在女青年对待事业的态度上，民意党人的影响在巴金作品中也是显著的。这除了索菲娅、妃格念尔等人的传记外，最典型的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作家用寓言的形式赞美了为革命献身的俄罗斯女革命家，诗中写到一个恐怖阴暗的建筑物的大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迈进这个门槛，就意味着抛弃一切享乐甚至生命，为革命事业作出牺牲。那姑娘坚定地跨进这个门槛，这时她听到两个声音，一个说她“傻瓜”，另一个说她“圣人”。这个形象艺术地概括了许许多多俄罗斯优秀女革命者的形象，她深深地感动了巴金，并在他的笔下一再出现。他在中篇小说《海底梦》和《利娜》都塑造了“门槛上少女”式的形象，另一篇小说《在门槛上》描写一位俄国姑娘为了革命，放弃在巴黎的学习，回国参加斗争，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死去。这位主人公可以说是《门槛》中女英雄的具体化。巴金在回忆散文集《忆》中，还特地写了一篇《“在门槛上”》，叙述他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的关系。

其他俄国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也都不同程度地给以巴金影响，民意党人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感动过巴金，他在作品中多次引用妃格念尔的话和她的事迹，而且翻译了她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他说阅读她的回忆录，“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23]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不仅在精神上对巴金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后来也被巴金用到创作中去。如克鲁泡特金在狱中与夫人通信时，把他们办的杂志《反抗者》称作“我们的顽皮孩子”，巴金在《火》第三部中描写田惠世创办杂志《北辰》时就运用了这个细节。

从上面所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的影响是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是直接的借用，我们在读巴金的散文和政治文章时，发现这位作家十分喜欢在文章中大段引用别人的话，也许他觉得这些引语比他自己的阐述更能明了地表达他的思想。在创作中他也常常使用这个方法，如在《灭亡》中直接引用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的诗歌；在《火》的第三部中，冯文淑大段引用沙宁的话来批判基督教的虚伪性；在《家》中，觉慧兄弟们也多次吟诵《前夜》中的话。另一种则是因为巴金研究俄国历史与文学具有很深的造诣，对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非常熟悉，以至使他在构思自己作品的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时不自主地流露出他所熟悉所热爱的俄国英雄人物的影响。

美国研究者奥尔格·朗（Olga Lang）指出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巴金的《雪》一般被认为是受了左拉的《萌芽》的影响写成的，但《雪》中的知识分子曹蕴平这个形象却与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中篇小说《贪婪之神》里的工程师十分像，他们都为自己的薪水与生活条件比工人优越而感到内疚。曹蕴平说：“我每个月一百多块钱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那些窑工的血汗吗？我自己也是一个榨取者。”库普林也是这样描写他的工程师：“眼看着他们（指工人——引者）那么艰苦的劳动……他感觉到好像自己也经历着他们的肉体上的痛苦。他为自己体面的外表，上等的衣料与自己一年三千卢布的工资感到内疚。”^[24]奥尔格·朗接着又详细地考证说，没有迹象可证明巴金在创作《雪》之前读过《贪婪之神》。^[25]

要解释这个现象并不难。因为巴金非常熟悉俄国十九世纪革命与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并把这些思想经过消化后作为他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当他在创作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时，不自觉地将这些思想倾注到笔下的人物身上去。曹蕴平的思想不是来自库普林笔下的工程师，但这种思想是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也是中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巴金自己在内）所可能有的。但作家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去描写这一性格。

而且，由于中俄两国的社会状况有些地方比较接近，俄国民主革命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止巴金一人，鲁迅就说过：“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26]当时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中国青年，对俄国民粹派运动十分向往。辛亥革命前后，就出现过不少俄国民粹派式的中国革命者，五四前后，也有不少向往革命的青年提倡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27]巴金的朋友中也有人主动放弃舒适生活，如成都的一个朋友为自食其力而去学做裁缝。这些人给巴金的创作增添了不少素材，也使巴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与俄国青年的不少相同之处。有人说巴金早期的作品都很概念化，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来，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因为巴金所反映的生活，是他所经历的生活和他所了解的生活。他的创作，尽管有很深的俄国民主革命者的影响，但仍然是有生活作基础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