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学中，俄国文学与巴金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诚如冯雪峰所说：“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社会性质和状况，和处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国社会有那样大的近似；俄罗斯人民的丰富的革命历史，以及那么精辟和英勇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又是那样地启发和激动着中国的人民；于是，再加上俄罗斯文学的特色，俄罗斯文学这就比任何别的文学更抓住中国人民的心灵了。”^[2]由于这个原因，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在俄国文学中吸取斗争的力量和武器。巴金正是在反抗封建专制制度、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被俄国文学中描写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民意党人反沙皇斗争事迹的传记与创作所深深吸引。可以说，巴金的社会理想和信仰的确立，与他对民意党人的敬仰是分不开的。早在十五岁那年，他读了两本使他找到了“终身事业”的小册子，一本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本是波兰作家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告少年》让他“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而《夜未央》描写俄国民粹派革命者反抗沙皇制度的流血和牺牲，让他第一次找到了“梦景中的英雄”。^[3]这以后，巴金又陆续读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沙烈夫、拉甫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作品，以及司特普尼亚克、妃格念尔、克鲁泡特金等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传记，对俄国十九世纪反沙皇专制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俄国的民粹派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革命运动，他们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进行反沙皇专制、追求解放的斗争。尽管在理论上、行动上有许多错误，但他们对沙皇专制的反抗，对农奴制度的攻击，在俄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不畏强暴，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曾激励俄国人民起来同沙皇专制进行斗争。列宁曾经指出：“从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民粹派的理论是荒谬的、反动的，但是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来说）和进步的。”^[4]在中国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环境中，巴金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意党人的事迹对他有很大的诱惑。^[5]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民粹派运动的历史及其与整个俄国社会运动的关系，陆续编写了《俄罗斯十女杰》《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断头台上》等小册子或文章。1928年他编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写了原计划的五分之一，共九章，后因创作小说而中断，1935年他将这九章连同新作的一章与“前记”汇编成册，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从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一直写到民粹派的初步掀起，其中详细论述了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沙烈夫等人的革命活动。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巴金对俄国政治历史的研究下过苦工夫，在材料的收集与论述上颇见功力。

巴金写作《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受到了司特普尼亚克的很大影响。司特普尼亚克是民粹派著名的活动家，1878年暗杀圣彼得堡宪兵司令后流亡国外，撰写了许多民意党英雄的传记，特别是《地底下的俄罗斯》一书，在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巴金在1926年就读过这本书的日译本，后来在巴黎又先后通过西班牙文、英文、法文三种译本对照读了几遍，被这本书的“文笔和事实感动到极点，便起了翻译的念头”。^[6]随后他又阅读了司特普尼亚克的《沙皇政治与革命》《沙皇治下的俄罗斯》《一个虚无党人底经历》等著作，翻译了《地底下的俄罗斯》，1929年8月由上海益智书局出版，1936年巴金将它改名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新出版。

在研究俄国政治历史的过程中，巴金也接触了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优秀文学。那些迅速反映人生的艺术画面，作家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和充满正义的抗议声音，强烈地打动了他。他在编写俄国社会历史小册子的同时，还翻译了俄罗斯民歌《凡尔加底岩石上》、普希金安慰在西伯利亚矿坑中的十二月党人的诗和十二月党人的答诗、赫尔岑的回忆录《母亲之死》，并撰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巴金给过很高的评价，并打算翻译，后因写作《灭亡》未成，1936年他请女作家罗淑翻译，节译本以《何为》为书名编入“文化生活丛刊”出版。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巴金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但他在创作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

巴金介绍和翻译俄国文学的这些活动，与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倾向是一致的。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寻找中国出路的眼光转向北方。他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从俄罗斯文学武库中寻取自己所需要的武器。左翼运动掀起后，以鲁迅、瞿秋白、茅盾为首的革命作家更是热心介绍、翻译前苏联与旧俄文学，使其逐渐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文学潮流。但是，我们从巴金的翻译活动中可以看到，他对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既有同左翼文化运动相通的一面，又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政治与美学标准。这些标准决定了他对俄国文学的爱好与取舍，既不同于一般的左翼作家，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主主义作家。

巴金与一般左翼作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对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由于政治上的误解，巴金很少介绍和翻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作家与作品。以高尔基为例。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高尔基已被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奠基人，对他的介绍和研究常常是与对社会主义前苏联的介绍联系在一起的，而巴金对高尔基的介绍，却比较偏重他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巴金翻译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等小说，这些作品主要体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力量，与巴金早期的小说很接近。如巴金的短篇小说《五十多个》，描写一群灾民寻找光明和出路，与高尔基笔下的流浪者故事十分相似。另外，巴金与一般民主主义作家也有不同之处。五四时期，许多作家带着个人主义或追求个性解放的朦胧反抗意识去接受外国文学，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青年中就产生过较大影响；奇怪的是，这些影响我们在巴金的作品中却很少看到。歌德曾被他当作“纯艺术”的作家排斥过，易卜生的著作只是在他的《家》中与胡适的《终身大事》放在一起作为新思潮的一种表现提到过几次，但作家并没有热情地介绍其中的思想。这也许与巴金的思想有关。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巴金的思想实质上仍带有个人主义的痕迹，但他有鲜明的政治理想，他在当时所追求的是消灭一切阶级、人人平等自由的安那其社会理想，并坚信这一理想一定会实现。所以他的追求个性解放是比较积极的，能够自觉地将个性解放与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从这一点看，维特式的消极反抗和娜拉式的孤独出走远不如俄国革命青年把追求个性解放视作投身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富有吸引力。所以巴金喜欢和研究的俄国文学，具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性。

巴金的独特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使他把介绍俄国文学当成向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猛烈进攻的战斗武器。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金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在探索和追求着革命的出路，这种追求使他用战斗者的眼光去取舍和选择俄国文学作品。他喜欢描写俄国民主革命者的故事，尽管民意党人的传记文学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很大，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不是古董，它们是用活人的血写成的”^[7]，他喜欢它们。从文学方面看，巴金比较接近的作家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尽管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接触或反映了俄国民主革命，部分地反映了革命者的战斗生活；而同样优秀的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他们的创作主要是揭露沙皇官僚地主的丑恶和描绘“多余人”的形象，对民主革命的状况反映不多，因此对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个著名作家契诃夫，对巴金早期非但没有什么影响，甚至还引起过巴金的某些反感。巴金说过，他在还不到二十岁时，第一次接触契诃夫的作品，几乎弄不清作者在讲些什么，以后逐渐懂得契诃夫了，但对他笔下的小人物还是不感兴趣，因为契诃夫写的是“人性的失败”，与自己早期作品中热衷反抗的英雄是格格不入的。^[8]

不仅在对俄国作家的选择取舍上，巴金流露出鲜明的政治和艺术标准，而且对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的选择和取舍，巴金也是从这一标准出发的。普希金是俄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优秀抒情诗无论对俄国文学还是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可是巴金从来没有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这位诗人，他只翻译了普希金写给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一首诗《寄西伯利亚的音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被巴金称为比较喜欢的作家，但他作品中所反映的那种畸形、病态的人性，那种对顺从、忍耐等宗教理论的宣扬以及大段心理描写的表现手法，对巴金的创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巴金在一篇评论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之势力》的文章中，曾提到过陀氏的《罪与罚》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主要是称赞作品中自愿跟随爱人去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女主人公。^[9]这些形象似乎与涅克拉索夫诗中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形象有某种相同之处，巴金显然是从这一点上对陀氏表示了赞赏。

托尔斯泰的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巴金几乎没有提到过，使他感兴趣是《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赎罪思想。我们不知道巴金是否读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但从他关于拉甫洛夫的论述中，可以肯定他知道《历史书简》中关于知识分子向人民负下一笔债的思想对俄国进步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10]而《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活动，正是具体地体现了一种真诚的赎罪思想。这种思想，很容易使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又真诚向往革命的知识青年巴金产生共鸣。巴金自己宣称，他的《家》是受了《复活》的影响^[11]，在觉慧等人身上强烈体现出“为上辈赎罪”的思想意识。在《灭亡》中，李冷兄妹身上也体现出类似的思想。^[12]

屠格涅夫是巴金最喜欢也最接近的作家之一，这位自由主义作家的思想经历过前进、停滞、甚至危机的复杂变化。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处女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内容都同十九世纪民主革命有密切关系。巴金也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一些优美的短篇和散文诗，以《散文诗》为例，这是反映作家晚期思想比较消极复杂的一部作品，但我们从巴金对这个集子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两篇，一篇是充满爱国主义思想激情的《俄罗斯语言》，一篇是歌颂女革命者的《门槛》。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金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的政治标准与审美趣味，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巴金翻译俄国文学的思想动机，也能够比较真切地了解巴金的创作中为何有许多地方同俄国文学有着惊人的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