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巴金创作道路的发展，与他的思想道路、生活道路的发展是一致的。在生活上，他从生机勃勃的社会运动转向寂寞的书斋生活；在思想上，他从热情的无政府主义逐渐地还原为冷静的人道主义；与此相应的是，在创作风格上，他从富有英雄色彩的浪漫主义，演变为朴素的现实主义。

有些人认为，巴金在二三十年代里创作的那些呼喊革命、鼓吹反抗的作品代表了他的全部创作成就，而在抗战后期的创作只是标志了“艺术技巧”上的成熟，思想内容反倒失去了先前的光彩。也就是说，巴金的创作道路不是在前进，而是后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些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巴金创作道路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只是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一般规律来衡量巴金。这样一来，不是贬低了巴金后期的创作，就是对他的第一、第二阶段的创作缺乏深刻的理解。

巴金独特的文学道路告诉我们，他在第一、第二阶段创作的作品，绝不同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革命文学”，他不是“遵命文学”的奉行者，而是“感情文学”的实行者。他的作品，即使是鼓吹反抗与革命的作品，主题上也绝不是如此的单一。我们只有把它们看作是作家在黑暗环境中全部内心矛盾的发泄，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价值。

巴金在1930年代初说过：“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那些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31]巴金作品的最大特点是真实，他总是乐意向读者打开心灵的窗户，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心底里的话。因此他的作品也是他的心灵发展的写照，他为发泄感情而写作，当他思想处于矛盾中时，他所写出来的也只能是矛盾。

因此，我们在巴金第一、第二阶段的创作中，常常可以看到惊人的矛盾：《灭亡》中，杜大心的形象里固然寄托着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憎恨与绝望，但从李静淑身上又看得出作家心底里对人类之爱的追求，在李静淑与杜大心关于爱与憎的激烈争论中，读者也分不清作家究竟站在哪一边；《激流》中，高觉慧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无疑是作家的自况，但他对觉新产生的同情，又反映出作家对封建制度的顽固性的清醒认识。在气质上，巴金与中国现代作家中一般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无不同，他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与五四开创的“为人生”文学是一脉相承的，这表现在《激流》中的许多现实主义细节描写上，也表现在《苏堤》《将军》《神》《鬼》等朴素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但是另一方面，失败了的无政府主义在信仰上给他带来了一种激愤、浮躁、绝望的刺激。巴金是在社会运动失败后走上写作道路的，为了发泄感情，他拼命地写作。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战斗，但他又清楚地知道，靠笔墨去战斗是极其软弱无力的，这种矛盾心理使他在创作上出现了种种幻想。幻想英雄，幻想流血，幻想暴力，用幻想来满足内心的渴望。这就形成了他早期创作中的一层浪漫主义外衣。这些作品中，始终出现两个巴金：一个是富有正义感，富有仁爱心，怀着民主革命要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巴金；另一个是被失败激怒了的、但又无路可走的狂热的无政府主义信徒的巴金。前者使他在创作中对社会现实作出较为深刻的理解，带有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后者则使他创作中出现了鼓吹革命、暴力等富有刺激性的因素。尽管当时广大读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理解，从巴金作品的后一种因素中看到了真正革命的内容。但就巴金本身而言，这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因素，并不是他创作道路中的主流。他后期风格的稳定与成熟，才是他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摆脱了理想的束缚，还原出现实主义作家本色的标志。因此，我们不必为作家前期热情的收敛而感到遗憾。从《激流》到《寒夜》，才是真正代表巴金艺术风格成熟的发展轨迹。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成熟的水平，同时又代表了这一文学潮流的终结。在1949年以后，尽管巴金也写了不少朝鲜战争题材的小说，企图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但效果并不很大。巴金毕竟是属于五四作家队伍中的一员。他在二十多年中的辛勤创作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瑰宝，他的创作风格的演变，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初刊《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2期）

【注释】

[1]巴金早期的诗作，均引自岑光《略论巴金早期的新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第328—335页。

[2]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的文艺思想》。

[3]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9页。《文集》10／1961／141和《全集》12／1989／241，略有改动。

[4]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10页。《文集》7／1961／8和《全集》20／1993／551，各有不同的修改。

[5]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5卷13期，第8页，1933年2月25日。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 （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6]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1页，1932年11月1日。后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2和《全集》9／1989／292，略有改动。

[7]巴金《〈复仇〉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9—200页。《文集》7／1959／18和《全集》9／1989／4。除对个别字略有删减外，巴金还删去了“生命”，在“活动”后添加了“自由”。

[8]巴金《〈光明〉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02页。《文集》7／1959／191和《全集》9／1989／161。

[9]巴金《〈光明〉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02页。《文集》7／1959／191—192和《全集》9／1989／161，略有改动。

[10]巴金《〈光明〉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03页。《文集》7／1959／192和《全集》9／1989／162，略有改动。

[11]巴金《光明·奴隶底心》，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第234页。《文集》7／1959／239和《全集》9／1989／201，略有改动。

[12]巴金《沉默集（二）·序》，《文集》9／1959／5。未见于初版本和《全集》。

[13]巴金《新生》，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文集》1／1958／215和《全集》4／1987／208。

[14]巴金《雨》，《文集》3／1958／111和《全集》6／1988／110。

[15]杨风《巴金论》，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

[16]鲁迅、茅盾《〈将军〉作者简介》，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第9页。

[17]巴金《雷》，《文集》3／1958／296和《全集》6／1988／289。

[18]在高家大院里，也有像周氏、张氏等较为开明的家长，另外琴的母亲张太太也是如此。在《秋》里张太太曾说：“我觉得你们两个（指觉民和琴——引者）都很好。偏偏那些年纪大的人又不争气。我自己年纪老了，也该让位了。所以我不忍心跟你们作对。”《文集》6／1958／528—529和《全集》3／1986／504。

[19]巴金《关于〈还魂草〉》，载香港《文汇报》1980年6月1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663、662—663页。《全集》20／1993／659、658。

[20]巴金《新生》，《文集》1／1958／180和《全集》4／1987／176。

[21]巴金《新生》，《文集》1／1958／335和《全集》4／1987／323。

[22]巴金《雪》，现代书局1933年初版，原名《萌芽》。《文集》2／1958／301—302和《全集》5／1988／388。

[23]老舍《读巴金的〈电〉》，原载《刁斗》第2卷第1期，1935年。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396页。

[24]巴金《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文集》14／1962／158和《全集》8／1989／568。

[2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1979年版，第322—323页。

[26]巴金《憩园》，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初版。《文集》13／1961／140和《全集》8／1989／138。

[27]巴金《第四病室》，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243页。1955年5月，《第四病室》改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出版社的意思，巴金把《在甘地先生的左右》换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赞美甘地的这段文字被改为：“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文集》13／1961／417和《全集》8／1989／406。

[2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331页。

[29]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30]法国《世界报》1978年5月5日，转引自简讯《巴金的〈寒夜〉在法国翻译出版》（江小平），载《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第156—157页，引文见第157页。

[31]比金（巴金）《新年试笔》。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1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64，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