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写作才华，自觉地将创作当作主要的感情发泄手段和生活手段，是在1930年7月写出《洛伯尔先生》之后。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指出：巴金在这以后，开始了自觉的创作活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一口气写完了《复仇》集里的大部分短篇，到了次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差不多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底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底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们使我底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4]就这样，一个作家诞生了。从1930年7月到1941年底，巴金创作了十四部中长篇小说，十个短篇小说集，还有十几本散文随笔集，这一段时期，是他的感情爆发期，也是他的创作丰收期。

在巴金的创作中，小说无疑是占主要地位的，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在题材上，除了批判封建家庭制度和探索青年革命道路这两大题材外，还涉及矿区、农村，还写了市民、知识分子以及历史人物，甚至有不少反映西欧、日本等异国生活的作品；在内容上，巴金编年史式地写出了中国现代革命中各个时期的青年斗争生活：五四、“五卅”、军阀统治、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但是，题材与内容都不是巴金创作中占决定性的因素。他的题材虽广，然而如他认为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5]在巴金那里，题材并不是他创作的目的。他写历史题材，为的是表现今天；他写异国题材，抒发的还是中国人的感情；他反映工人题材的作品，就素材的真实性而言，可能会被人指出许多缺点；他写的童话，严格意义上说也不大像童话。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创作时，并不考虑如何使这些题材充分展开，他关心的是内心的感情，题材不过是寄托感情的一个外壳，一层外衣。我们不必苛求作家笔下的工人像不像工人，也不必追究历史题材中描写的大革命领袖究竟是不是历史上的真实形象。我们只要在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作家的一股火辣辣的激情，并为之感染、奋起，那么，作品的价值也就实现了。同样，巴金虽然描写了青年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追求和探索，但除了《火》（第一、二部）中的中国青年具有特定爱国内容以外，其他大多数青年的面貌都相差无几，并没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巴金不同于茅盾，他从不有意识地去表现历史，也决不把小说当作历史来写。他所要发泄和表现的，还是他内心的感情，他要通过他的感情，揭示出人民大众的悲、哀、苦、愁，呼喊出人民大众的生存权利和自由要求。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义务，他唯一的写作目标。“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6]唯有感情，才是他作品中最稳定、最有价值的因素，他的作品只是他的感情的物化。我们只有抓住作家的感情，才抓到了进入这座艺术大厦的钥匙。

那么，巴金是在怎样一种激情的支配下写作的呢？粗略地归纳一下，他在这一阶段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作品倾吐的是作家哀怨的情绪，表现了青年时期的巴金对于人生幸福与青春的渴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悲哀、伤感之情。他把这种私人感情与他向来所有的博爱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倾吐出来的则成为人类普遍的悲哀——“他们是人类底一分子，他们是同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7]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大都是倾吐青年个性得不到发展，爱情得不到满足，或者在专制制度迫害下的个人不幸遭遇。其哀大于怨，仿佛是一支支精巧的悲歌，申诉着青年的不幸，人类的不幸。如《洛伯尔先生》和《不幸的人》都写了贫穷的流浪乐师为失恋而苦恼终身；《丁香花下》写了少女所期待的爱人在前线阵亡；《爱》写了一个男子因妻子的不贞而报复，最后又为爱情消磨了一生的精力与理想；《亚丽安娜》与《一封信》都是写中国男子与异国女子的恋爱悲剧，前者由于专制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后者是由于旧礼教对男子精神上的束缚；《哑了的三弦琴》写一个囚徒的个性得不到发展的悲切心理；《墓园》写许多青年被战争夺走了理想与生命；《狮子》里写了一个理想无法实现的穷学生；《亡命》里写了一个失去自由的革命者；《老年》写的是一个老人因反对子女婚事而导致晚年凄凉；《爱底摧残》写了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的种种内心渴望和扰乱，性的引诱与道德的谴责。另外，还有一组小说都是写父女之爱的，《好人》写的是一个老年男子对养女的爱，为了爱而不惜破坏养女的爱情；《父与女》则相反，表现了父爱与性爱的冲突，父亲最后为了女儿的幸福而只身离去；《天鹅之歌》写了一个女儿以她全部的爱阻止父亲续弦的故事。这一组故事题材虽同，表现方法却各有新意，写得情意缠绵，父女之爱与性爱达到了浑然和谐。这一类作品还包括中篇小说：《雾》写了一个男子因没有勇气与旧礼教的影响一刀两断，而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幸福；《春天里的秋天》也是倾诉一对青年恋爱不自由的悲剧。

这一类作品大都写于1930年代初期，显示了作家初登文坛时的艺术才华。与前一时期不自觉的创作不同，从《洛伯尔先生》起，再也没有出现过早期作品中常犯的结构松散和情节不统一的毛病。这些作品结构精巧，主题单纯，每一个作品都表现一个故事和一种情绪，而且故事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的，语言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仿佛是一道山泉，清澈透明，流水淙淙，如怨如诉。再加上悲惨的结局与戏剧化的情节，使作品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这种倾诉哀怨之情的作品，构成了作家这一时期的感情交响乐中的一支独特的乐章。

第二类作品大都是表达了作家激愤的情绪，反映出作家面对社会现实，满腔怒火无处爆发、渴望战斗而不得的悲愤心理。这是一个复杂的感情组合，既有憎恨、诅咒、控诉的战斗成分，又有绝望、忧郁、痛哭的消极成分。他称自己的写作是“诅咒”^[8]，诅咒本身就包含着反抗的火种，但这又是没有行动、无可奈何的反抗，忧郁的阴影必然笼罩着作品。这一类作品中最典型的是中篇小说《海底梦》，这是一篇寓言体小说，作家虚构了一个黑暗王国中奴隶们从呻吟、觉醒到反抗、失败的全过程，小说里充满着对理想的追求，对黑暗的诅咒，既有英雄们的献身壮举，又离不开失败的忧郁。作家用咆哮的海，虚幻的梦，作为全书的象征，创造出一种悲愤的气氛。

作家照例又将这种个人的激愤之情扩大到全人类，使之趋向普遍化，“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底笔来申诉他们底苦痛了”。^[9]在巴金笔底确实出现了为社会各种底层人物呼冤鸣不平的作品：《煤坑》《砂丁》喊出了矿工的血泪仇；《五十多个》《月夜》写了农民的天灾人祸；《一件小事》写了小贩的自杀；《爱的十字架》《堕落的路》写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剧；在《幽灵》里，作者用荒诞的手法，让死人复活，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迫于生计不得不另适他人的惨剧；《狗》写出了中国人连狗都不如的现实；而《马赛底夜》则写了西欧人民贫困肮脏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这些悲惨故事时，作者不是纯客观地描述，而是满腔悲愤。他叙述人民的悲剧，目的在于唤起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我要把这诅咒深植在他们底胸中，唤起他们底憎恨的记忆。”^[10]与这些作品相适应的，巴金还创作了另一些呼吁反抗的作品：在《奴隶底心》里，他通过了奴隶的后代彭之口，大声呼道：“这奴隶底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奴隶的心呵！”^[11]彭终于起来反抗而牺牲了；《复仇》刻画了犹太人福尔恭席太因为妻子复仇杀死两个德国军官的故事；《短刀》写了中国农民的复仇；长篇小说《雪》中，巴金模仿左拉的《萌芽》，较大规模地表现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在《还乡》中，他又描述了农民团结起来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我底眼泪》《电椅》《亚丽安娜·渥柏尔格》《发的故事》《在门槛上》等小说里，他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刻画了外国革命志士的反抗斗争。此外，巴金还在一些作品如《摩娜·里莎》、《火》（第一部）里，描写了外国革命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另外一些题材里，作家通过曲折的方式，仍然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诅咒。关于《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等三篇历史小说，作家早就声明过：“我当时并非在写历史，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单靠恐怖政策不能解决问题。”^[12]《长生塔》等四篇童话，同样是发泄了作者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憎恨和愤怒。

这一类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巴金对青年道路的探索。作家深切体验了当时青年人的种种心理状态，把他们内心的矛盾、苦恼、挣扎、追求都充分地再现出来。同时，这种再现渗透着作家本人的经验与感情，因而显得格外真切动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三部中篇小说：《新生》、《雨》和《电》。《新生》中所记录的李冷的心理状态，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悲切心理。李冷一个人关闭在小房间里，否定一切，诅咒人生。然而他没有因此放弃对光明的追求，他承认：“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没有了光明，这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13]他最后转变了，并在一次领导罢工的斗争中英勇牺牲。《雨》中的吴仁民和《电》中的敏与李冷正相反，他们都热情洋溢。吴仁民多次宣称：“我需要的是热闹、激动。”^[14]但他这腔过剩的热情只成为自寻苦恼的根源，浪费在一场三角恋爱的悲喜剧中；敏也是一个被热情毁了的青年，他忍受不住白色恐怖的刺激，把“死”看作一种轮值，神经质地去追求死亡，以求一快于人我俱亡。这两个人的悲剧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一个人如果得不到“信仰”的指导，光凭热情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指出，在巴金的任何一本小说中，“信仰”都是一种空洞的理想，并无实体示人，真正感动人的是他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青年人内心的种种激情。尤其是《电》，他写了一群青年在学校、工会、妇协、农协、报馆等各条战线同军阀统治展开斗争，一个个战斗地活着，一个个庄严地死去，把白色恐怖下战斗的人心表现得非常透彻。在其他一些短篇小说中，他也描述了同样的激情，有女革命者的牺牲引起她的情人和同志的愤怒、悲伤与痛苦（如短篇小说《雨》和《生与死》）；有青年人在现状刺激下不安于平静生活而引起的内心骚乱（如《光明》《玫瑰花的香》）；也有青年人关于爱与义务的冲突而引起的苦恼（如《雷》以及《电》中的某些片断）；有离开了同志和战斗生活的青年人的寂寞感（如《星》）。抗战爆发后，作家又创作了《火》（第一部和第二部），描写了青年人在人民抗战运动中的战斗生活与热情。

第三类作品所表达的感情较为复杂，也较为含蓄，这是作家饱经人世风霜以后对人生作出的一种客观的观察。在表现手法上，既不同于第一类作品那样富有浪漫主义情调，也不同第二类作品那样激愤溢于言外。第二类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山洪暴发式的，激情澎湃，呼啸不息。而这一类作品正相反，如《苏堤》，是一篇描写船夫不幸生活的小说，但作者不是用惯常的手法如咆哮、哭诉、诅咒，而是通过几个知识分子在月光皎洁的西湖泛舟游览，侧面写出船家一边辛勤劳动、应付沉重的家庭负担，一边还要担惊受怕，唯恐遭人欺侮的可怜地位，淡淡地写出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风格、感情、写法与第二类作品都不一样。这样的作品，还有作家以回忆为主写成的《杨嫂》和《第二的母亲》。还有一些描写青年生活的作品，写法也不一样，如《春雨》写了一个小职员对生活采取苟安的态度，最后肺病而死，他的妻子则跟着他的弟弟走上了革命道路；《化雪的日子》写了一对青年夫妇之间的矛盾，最后丈夫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妻子则另嫁他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一个女人》是对一个离开革命团体沉溺于小家庭的青年的批判；《窗下》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汉奸亲日势力的控制下不得自由相爱的故事。这些作品虽然也写青年生活，但不像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着重刻画青年骚动、热烈的情绪，而多是偏重外部描写，冷静地描述事实，批判多于歌颂。另外还有些作品寄托作家对社会上一些人的讽嘲与批判，如《沉落》《神》《鬼》，都批判了某些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自甘堕落的软弱态度；《知识阶级》揭露了某些教授的卑鄙心理；《人》则是作者被日本警察署拘留中的经历所见。这些作品笔调冷峻、朴素，不编造紧张的情节，不添加外在的抒情，结构上也不甚讲究，乍读上去有些沉闷、冗长，但在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中，寄托了作家内心的炽热感情。它仿佛是平静时的海，广阔、深沉，在微波不兴的表层底下酝酿着感情上的巨澜波涛。

这三类作品构成了一部巴金热情迸发、恣肆宏伟的感情交响乐。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看，第一类作品大多创作于1930年代初，第二类作品创作于整个1930年代，第三类作品主要是在1935年以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作品形成的创作风格，这是巴金抗战后期创作风格演变的滥觞。当然，感情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静止和机械的。感情是河流，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我们归纳出三类作品所表现的不同情绪，不过是指出其主要的倾向。事实上，有一些作品是无法用上述三类内容去套的，如《罪与罚》，作者用几段报道，勾画出一桩资本主义社会的谋杀案的经过；《将军》写了流亡国外的白俄的生活；《父与子》写的是父子间天然的仇恨。同时也有不少作品表现了作家复杂的创作情绪。以《家》为例，故事主线是觉新、梅、瑞珏三人的恋爱悲剧，发泄了哀怨之情，但觉慧、觉民的反抗与诅咒，显然又属于第二类型。不过如果细读《激流三部曲》的话，大致的情绪差别还是存在的。早在195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出：“这三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虽然是共同的，但贯串在每部作品中的基本情调却并不一样。在《家》里，那基本情调是悲愤的控诉，虽然也写了反抗，虽然那控诉中也有反抗在；在《春》里反抗的声音掩盖了控诉的感情，那惨痛的事实也在于激起人们反抗的激情；《秋》里的忧伤气氛很浓，对那些被那个家折磨致死的青年人的哀悼和伤痛笼罩了《秋》。”^[15]归纳的语言虽不同，但还是说明了这三部小说所表现的作家不同的创作情绪。巴金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是他感情如火山爆发的情绪的产物，数量众多，才华横溢，感情上的纷乱多变与风格的不一致形成了万花筒式的复杂状态。但他的风格又是缓慢地发展着，有迹可寻的。鲁迅和茅盾在同外国友人介绍巴金时，曾对他这一时期的风格变化作过评定：“《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 了。”^[16]这一变化当时初露端倪，抗战时期方渐渐稳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