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早的文学创作是在1922年7月。这一年里，他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陆续发表了六首诗（其中一首《被虐待者底哭声》里包括了十二首俳句式的小诗）以及一篇类似短篇小说的《可爱的人》。第二年，他在《妇女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首小诗。这些作品与巴金在1927年以后创作的三个中短篇小说《灭亡》《死去的太阳》《房东太太》一起，构成了他第一阶段创作的主要成果。

巴金不擅长写诗，他早期的诗作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全部才能。在艺术上，这些作品与当时流行的白话诗一样，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抒胸臆，直陈所见，语言多白话，带感情，散文化，有些还带有某种人生哲理。如他在一首诗《疯人》中，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假若有一个极富的人”，“假若有一个商人”，“假若有一个大田主”，肯将自己的财产施于穷人，那世人肯定说他们疯了。作者最后叹息说：“我是生在这聪明人的世界中呵！／这世界中已经没有一个疯人存在了。”^[1]语言虽浅露，含义却令人深思。第二种诗是受到当时流行的抒情小诗、哲理小诗的影响，寥寥数语，捕捉生活中的具体意象，揭示某种人生经验，如《被虐待者底哭声》之十：“一株被花匠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以枯萎的梅花来象征封建礼教迫害下寂寞一生的妇女，十分耐人寻味。这些诗作在思想内容上涉及范围甚广，有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叹息，有对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有对先觉者的赞叹，也有对世俗陋习的鄙视，还有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对内心彷徨、苦痛、挣扎的揭示，巴金在以后创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几乎都已萌发于其间。值得注意的是一首《梦》。作者写他梦见一个黑暗的场所里，昏睡着许多肮脏不堪的人，但他们脸上都“带着快乐的颜色”，一个先觉者叫喊着“起来”，只使得几个人翻了身，最后连先觉者也倒下去了。这首诗所表示的思想酷似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显示了巴金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状和人民群众不觉悟的严重性的痛切认识。

如果说，巴金早期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诗歌方面的才能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并未进一步发展，那么，他以后使用的主要文学样式——小说的创作，在早期似乎并不成功。《可爱的人》具有小说的基本特点，但在艺术上却是幼稚粗糙的。巴金在作品中通过轿中人（即作品中的“我”）与抬轿人的生活状况对比，描写了两者之间的感情交流，并且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同情劳动人民的贫困，赞美劳动人民的纯朴。这些诗歌与小说虽然表明巴金很早就爱好文学，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巴金的主要兴趣不在文学，而是社会政治活动，很快他的热情就找到了新的发泄口，不再从事创作了。

1927年，在身处异国、寂寞无法排遣的法国求学时期，巴金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他的成名作《灭亡》。这部小说的写成非常奇特，巴金当时完全是在感情的冲动下非自觉地完成的。^[2]支零破碎的写作顺序并没有使作家的热情与才华受到影响，这个作品虽然从结构上说还有不少败笔，但它紧张、热烈、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心底的骚乱与不安，仿佛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满腔的热与力得不到发泄，仿佛是沙宁在无边黑暗中发出野兽般的绝嚎，仿佛是拉赫美托夫咬紧牙关睡在铁钉板上——中国读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英雄，中国式的牛虻——杜大心，以及他的青年同志们。

杜大心的典型意义正在于兹。我们在1980年代的今天，无需再讨论杜大心的行为是否正确（关于这一切，历史早就作出了结论）。杜大心这个形象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一个病魔缠身的肺结核患者，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肺病使他看不到个人的前途，过于强大的黑暗环境使他看不到人类的前途。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个人的爱情远远抵抗不住他对人类绝望而产生的恐怖，他自愿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以求一死来获取永恒的安宁。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1929年，当然会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灭亡》一出版，杜大心就成了评论者争议的中心，但这些评论者往往画地为牢，把人物硬往某种“主义”的框子里塞。他们记住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个信仰某种主义的人，却忘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常识：文学典型不是靠一两个干巴巴的政治概念编出来的，它是作家生活、感情、才华的结晶。就如作者后来不得不站出来声明的那样：“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从生活里面得到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曾先有一种心思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3]这句话很重要，杜大心不是某种主义的图解，只是作家感情的产物，而且这种感情与当时整个的时代氛围、社会心理都是一致的。因此，尽管书中的杜大心围绕爱与憎、生与死等抽象的人生哲理有大段大段的辩论，但并不使人厌烦，反而增添了人物形象的深度与魅力。也许正有赖于此，才使这个人物至今还引起人们研究与争议的趣味。

杜大心这个形象在巴金创作道路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巴金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探索青年的革命道路，杜大心是这些青年人的先驱。《新生》里的李冷、《爱情的三部曲》里的陈真、吴仁民、敏……都不过是杜大心性格的延续与派生。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内心的种种感情，都在杜大心形象里得到了完善而热烈的体现。不仅如此，杜大心这个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在《灭亡》之前，虽然鲁迅在《药》里塑造了资产阶级革命者夏瑜的悲剧性格，但它毕竟是个虚写的人物，没有被正面刻画；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塑造了为中华甘洒热血的英雄聂政，但这毕竟是个古代的人物；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也写过一些复仇的英雄；但这些人物所包含的意义远不及杜大心。杜大心，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完整面貌出现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艺术形象，一个反抗专制制度的个人主义英雄。

尽管如此，巴金并未因塑造出一个杜大心而心满意足。《灭亡》名噪文坛之时，巴金却依然埋头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写出了那本《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理论著作。1936年时，他还认为这本小册子比他所有的文学作品更值得一读。因此，《灭亡》之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创作仍是巴金的业余活动。他写了《死去的太阳》，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狂热与幻灭，但技巧上不如《灭亡》。小说中爱情与革命两条线缺乏内在的联系，显得游离主题。另一短篇《房东太太》，是巴金利用法国生活的素材，将两个反战的故事串在一起，结构上显得更为松散。也许因为这两个作品都不太理想，作家怀疑起自己的写作才能，作出了“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的错误判断。我们把这几个作品归为“不自觉创作期”，也是依据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