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巴金无意在文艺理论上独树一帜，自为一家。他也没有写过专门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他对文艺观点的许多论述，都是与他谈创作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构成了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特点：经验之谈。因此，他的理论与创作是一致的。对他来说，创作不必去实现某种理论主张，倒是理论用来解释创作，其理论上的得失，一般都能在其创作中反映出来。因此要正确评价巴金的文艺思想，首先应该对他的创作作出正确评价。

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1930年代中国读者中的主要成分是城市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学生读者群体中巴金的声誉仅次于鲁迅。对巴金在创作上的成就，一般的研究者都比较重视思想内容，因为巴金在作品里倾注了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批判以及对光明的追求，吸引过大量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青年读者。但事实上，在当时类似的题材并不少见，为什么巴金的作品能有这样大的魅力呢？原因还必须从艺术上找。巴金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一致性，他总是在作品中倾注了火一般热烈、水一般纯洁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又真实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中黑暗势力的不满和反抗，一下子就能感染一大批阅世未深、感情重于理智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巴金说自己的作品“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鄙俗的东西吧，但在这里面却跳动着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心”。^[47]由于他真实地向读者捧出了那颗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心，所以他不讲究含蓄、幽默与技巧，反倒成为一种优点。直诉胸臆，一泻无余，正好适合青年学生的欣赏水平，使他们感到亲切，贴心，仿佛是一个熟朋友在诉说悲哀。这是巴金创作的最大魅力，也是他的文艺思想的最重要的核心。他首先把创作视作一种感情的发泄，但他的感情又牢牢地与时代、与生活、与人人关注的社会矛盾冲突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他从不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但又确实掺和着各家的特点，为现代文学贡献了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成就。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巴金在强调感情对创作的作用时，把它夸大到了绝对的地步。在文学构成的诸因素中，他只强调感情的至高无上，并把它与其他诸因素相对立。比如他不认为题材对创作有什么意义；^[48]对艺术构思、结构布局，甚至细节刻画都表示过不同程度的轻视。^[49]其实从创作的一般规律来看，作家不能离开构思、结构和细节来进行创作，问题在于这些思维活动在创作过程中被强烈的感情冲动所淹没，转入一种潜意识的形态，但它们还是存在的，只是作家在激动中不自觉而已。一般来说，文艺创作固然离不开情感性，但感情一旦处于激动的高潮也很难进行正常的创作。毋庸讳言，巴金创作中有时也确实因放纵了感情而造成一些作品的粗糙、冗长，甚至还损害了艺术的形象性。这些弱点主要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有所表现。

巴金的文艺作品及文艺思想，有血有肉地提供了一个人格的自然发展。正是巴金“这一个”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建筑了这一幢别具一格的艺术大厦。他以无比生动的个性证明了：如果不研究建筑师本身，就无法真正理解这幢奇特的大厦。这一点，正是我们从巴金文艺思想中获得的最大的启发。

（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注释】

[1]巴金《〈将军〉序》，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4页。《文集》8／1959／35和《全集》10／1989／7—8、8。

[2]巴金《探索集·后记》，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第143页。《全集》16／1991／273。

[3]1922—1923年，巴金曾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十余首新诗和几篇小说散文。但巴金自己不认为这些作品标志了他的文学道路的开始，他强调自己的真正的创作生涯是从1929年发表《灭亡》开始的。

[4]“萨凡事件”是美国政府打击工人运动的政治迫害事件。萨珂和凡宰特是美籍意大利人、意大利侨民工人运动的领袖、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当局以捏造的抢劫杀人罪逮捕他们，并组织了审判。1927年他们被判处死刑，引起了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和抗议。可参见巴金的短篇小说《我底眼泪》、《电椅》和报道《死囚牢中的六年》、《萨珂与凡宰特之死》。

[5]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7—61页，引文见第57页。《文集》14／1962／304和《全集》20／1993／380。

[6]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8页。《文集》7／1959／6，有改动，如最后一句改为：“浅蓝色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几只麻雀在屋檐上叫得非常高兴。”《全集》恢复初版本，20／1993／549—550。

[7]可参看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的回忆：“依我的回忆，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许多都表示拥护的，认为共产党是要推翻军阀统治，改革社会政治。大革命失败后，对共产党也表同情。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转变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吴玉章等），有的是很早脱离政治活动，从事职员、教员或参加工农生产，有的还做和尚、当隐士等。有的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反动派内部矛盾，进行某些无政府主义宣传，有的则堕落腐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无政府主义活动就这样逐渐消失了。”（引自《中共（广东）党史访问资料》之27）

[8]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第15页。《文集》7／1959／13和《全集》20／1993／556，巴金把“知道”删了。

[9]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见《爱情的三部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66页。这里指的那本书即《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总序”收《文集》第3卷和《全集》第6卷时，这段话都被删。

[10]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454—455页。

[11]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12]鲁迅《两地书》（1925年5月18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3]巴金《探索集·我和文学》，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8页。《全集》16／1991／268—269。

[14]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7页。《文集》14／1962／304和《全集》20／1993／380。

[15]巴金《激流总序》，收《家》，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7页。《文集》4／1958／1和《全集》1／1986／III，巴金对个别字有删改。

[16]巴金《〈蜕变〉后记》，收曹禺《蜕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现据巴金《序跋集》校对，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339。

[17]巴金《短简·我的幼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第10页。《文集》10／1961／115和《全集》13／1990／8，“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被删。

[18]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19]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第150页。

[20]转引自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1933年5卷13期，第7页。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21]巴金《作者的自剖》，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17页。后改题《我的自剖》，《文集》10／1961／145和《全集》12／1989／245，略有改动。

[22]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1篇，《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20页。

[23]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9页。《文集》10／1961／141和《全集》12／1989／241，稍有改动。

[24]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第8页。《文集》7／1959／7和《全集》20／1993／550。

[25]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1页，1932年11月1日。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2和《全集》9／1989／292。

[26]巴金《〈复仇〉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9页。《文集》7／1959／17和《全集》9／1989／3。

[27]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序》，见《春天里的秋天》，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10页。《文集》2／1958／5，巴金删改为：“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来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来。”收《全集》时又略有改动，5／1988／96—97。

[28]关于感情与生活的关系，巴金还明确地说过：“要捉住时代，冷静的观察是不行的，必须自己生活于其中，与同时代的人分享甘苦，共同奋斗，才能够体验出他们的苦痛，明白他们的要求。”巴金《生之忏悔·〈工女马得兰〉之考察》，第87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81。

[29]巴金《谈〈秋〉》，载《收获》1958年第3期。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33页。《文集》14／1962／381和《全集》20／1993／450。

[30]巴金《作者的自剖》，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16页。《文集》10／1961／143—144和《全集》12／1989／244，巴金对个别字有删改。

[31]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第8页。《文集》10／1961／140和《全集》12／1989／240。

[3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33]巴金《关于〈火〉》，载香港《文汇报》1980年2月24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647—648页。《全集》20／1993／641。

[34]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90—491、491，改题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35]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350页。《文集》4／1958／469和《全集》1／1986／444，有所删改。

[36]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71—272页。《文集》3／1958／469—470和《全集》6／1988／8—9，略有删改。

[37]此段两处引文引自《〈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75、276页。《文集》3／1958／473、474—475和《全集》6／1988／12、13，一些表达稍有不同。

[38]巴金《探索集·我和文学》，第138页。《全集》16／1991／269。

[39]巴金《忆·片断的纪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72页。后改题为《断片的记录》，收《文集》10／1961／104和《全集》12／1989／442。

[40]巴金《探索集·后记》，第143页。《全集》16／1991／273。

[41]本段落引文均引自芾甘（巴金）《〈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载《自由月刊》1卷3期，第5—7页，1929年3月25日。《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98—299，题为《〈党人魂〉之考察》。

[42]两处引文见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2页，1932年11月1日。后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5和《全集》9／1989／295、294—295，个别表达略有改动。

[43]关于这方面，可参看巴金的短篇小说《沉落》，杂文《论语一年》《答朱光潜先生》等文章。

[44]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49页。《文集》14／1962／457和《全集》20／1993／522。

[45]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杂文集《无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第8页。初刊文与收入《无题》集时，都有三个部分，后收《文集》与《全集》时，第二部分全部被删。引文在被删之列。

[46]以上几种观点，可参看《作者的自剖》《〈工女马得兰〉之考察》，均收《生之忏悔》。

[47]巴金《〈沉落〉题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2页。后作为《沉落·序》收《文集》8／1959／253—254和《全集》10／1989／303—304，略有删改。

[48]巴金曾说：“我以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参见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1933年5卷13期，第8页。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第19页。

[49]巴金曾说：“我的确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也没法创造精心结构的艺术品。”“我事先并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我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所以我用不着像绘工笔画那样地细致刻画。”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47、451、445页。《文集》14／1962／455、460、452和《全集》20／1993／520—521、525、518，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