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巴金强调作家情感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作家不是客观地描写人物，而是在人物身上掺和作家充满血泪的真情实感，使作家“跟书中人物一起生活”。具体地说，艺术形象的创造，必须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与作家感情的真挚性的统一。

艺术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而又经过艺术家主观思想评价的产物。巴金在《谈〈秋〉》中曾这样说过：“我是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书上，跟书中人物一同受苦，一起受考验，一块儿奋斗。（……）我是在跟书中人物一块儿生活……”^[29]这话虽浅易直露，却说出了构成艺术形象的两个因素。首先，人物形象既是来自生活，就应该有独立的生活逻辑：受苦、受考验、奋斗等等，这都不是作家能够随便臆造的。巴金深深了解这一点。他尊重生活，尊重人物在作品提供的环境中生活的逻辑。有人指责他的作品结尾过于阴暗时，他分辩说：“实际上那些真实的故事常常是结束得很阴暗的，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来，喊着口号前进。”^[30]对于《灭亡》中杜大心的死，他也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31]显然，巴金不愿用理性去控制影响他的人物，不愿人物违背生活逻辑去图解自己的思想，他要求通过客观的描写，使他的人物与生活达到一致。其次，巴金虽然努力排斥理性对作品中人物的干扰，却毫不忌讳感情对他们的渗透。他不仅为杜大心的死而哭，还把这些人物视作生活中的朋友一样，同他们“一同受苦，一起受考验，一块儿奋斗”。人物形象是作家的创造物，它必然渗透着作家对人物行为的全部爱憎评价，只有这样，人物才能摆脱自然形态，成为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形象。

主客观的统一，生活的真实性与主观感情的真挚性的统一，是巴金塑造人物的特点和标准，也是他“跟书中人物一起生活”的具体化。但是这两个因素在巴金塑造人物过程中的比例不是均衡的。我们从巴金塑造人物的方法来看，他基本上采用三种：一是专取一人为骨干，加以加工描写，如周如水、德、觉新、高老太爷等；二是采取种种人的特点，如鲁迅所说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32]，如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以及《爱情的三部曲》中的一些人物；三是一部分来自生活，一部分来自书本或想象，也有全部靠想象出来的人物，如杜大心、李佩珠、李冷以及《海底梦》《利娜》等中篇的主人公。这三种方式在感情上是同样强烈、真挚的。然而因生活底子的不同，效果明显不同，前两者的成功率往往优于后者。

巴金在创作中常常不是精心构思怎样把人物写得更好些，有些甚至只是讲故事而没有写出人物的形象。但他凭借炽烈真诚的感情，自信能够征服读者，使读者受他的感情感染，跟他一起去爱或憎他笔下的人物。事实上，巴金在艺术实践上补充了他的理论：只靠感情是无法塑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只有当人物来自于生活，再加上作家饱满的创作激情去加工提炼，才能使人物达到典型的高度。巴金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33]反之，就很难成功。

在塑造人物的具体过程中，巴金也提出了“典型化”的理论。巴金当时运用“典型”这个概念，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在巴金的文章中，典型往往是指一般的共性，他取某个原型的性格，然后将这种性格放在一定的社会冲突中加以表现，使之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关于典型化的论述，许多都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巴金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都是来于生活，他在创作两个“三部曲”时，基本上都取生活中的熟人作为他的人物的原型，“这些人都不是从我的想象中生出来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我最熟习的，而且是我热爱过的。”其次，巴金既承认他的人物是有原型或符合生活真实的，却又反对别人用真人真事来附会他的人物，他多次指责那些只想在小说里“找寻他们自己影子”的人，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他的作品。他说：“我如果拿熟人做‘模特儿’，我取的只是性格，我不取面貌和事实。我借重自己的想象，给这个人安排了一些事，给那个人又安排了另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可能的，却不全是实有的。”^[34]在一次谈到觉新和他的大哥的关系时，他说：“我底小说里面的觉新底遭遇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主要地在采取那性格，并一定要取那些事实。”^[35]可见他从生活中取原型，但又不拘泥于原型，他重视的是原型内在的个性，他对人物爱憎的评价，主要也是对这些人物性格的评价。围绕这些性格的展开去想象构思，安排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

巴金非常重视人物的个性塑造，作家对社会生活现象中某些性格的美学评价，总是同他对社会生活现象本身的态度结合在一起的。人物性格总是要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表现出来。巴金塑造形象，把人物性格放在经受专制压迫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使之带有普遍的意义。这种典型化的方式是巴金自觉运用的。在《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里，巴金这样说：“我可以说在这《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着它们，就像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这话也应该加以解释的。我说朋友，并不就指过去和现在在我周围活动的那些人。……我固然想把几个敬爱的朋友写下来使他们永远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写这三本小说时却另外有我的预定的计划：我要主要地描写出几个典型，而且使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创造了一些事实。……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在某一种环境里面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36]这样，巴金塑造出来的人物再也不是生活原型的照搬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再是他“现实生活”的朋友们了。他们是独立的存在，既来自生活又要比生活原型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是巴金创造典型化的理论及其创作特点。

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这一变化过程的完成主要是依靠什么呢？巴金也有他的独特的经验。“按照人物的性格去创造一些事实”，这只不过是指平时生活积累对他创作所起的一些作用。巴金是一个重主观的作家，在塑造人物过程中，他事先不为人物安排什么结局。他创作《寒夜》，写到最后才开始认识了主人公的面貌，也有写到最后改变了作家预定设想的例子。如觉新、淑贞的结局，都与作家原来的设想相反。可见，指导作家、支配作家完成人物典型化过程的，除了作家按照人物在作品中的生活逻辑创造一些事物外，还凭借着他对人物的感情。靠了这一点，他十分准确地将人物一步步提向典型的高度。《雾》中的周如水的塑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人物本来是有生活原型的，巴金说：“我爱这个朋友，我开始写这小说时我是怀了满胸的友情，可是一写下去，那憎厌就慢慢地升了起来。写到后来，我就完全被憎恨压倒了。那样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巴金并不是憎厌那个朋友，而是憎厌那种怯懦犹豫的性格。当他的感情完全被憎厌所充塞的时候，他的写作实际上已经摆脱了那个原型，而是在揭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了。“在中国具有着这性格的人是不少的。那么我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在描写我的朋友了。”^[37]因此，我们从巴金塑造人物的典型化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依靠的是两条：一是人物在作品所提供的环境下自身发展的性格逻辑，二是作家创作典型时对人物性格作出美学评价的感情逻辑，尤其是凭了后者，作家才真正做到“跟书中人物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