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关于“我写作如同在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强调作家在文艺创作中倾注的全部激情，必须同他在生活中的全部感情保持一致。巴金非常强调情感性在艺术审美活动中的作用。五十年来，他几乎在每一次谈创作体会中都要强调类似的话：“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青的心就会枯死。”^[14]在阅读作品时，巴金也同样强调感情的作用：“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底小说《复活》”^[15]，“《雷雨》这样地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16]。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那更是“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17]。

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都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形式，都离不开人的情感活动和情感交流。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曾经指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18]他甚至认为，区分真伪艺术，确定艺术作品的价值的基本标志就在于艺术的感染力。而艺术感染力则又取决于艺术家感情的真挚性：“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观众、听众和读者一旦感觉到艺术家自己也被自己的作品所感染，他的写作、歌唱和演奏是为了自己，而不单是为了影响别人，那末艺术家的这种心情就感染了感受者。”^[19]托尔斯泰这一思想对巴金是有影响的。巴金也认为，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20]这就是说，巴金抓住了文艺的特征，即人类的感情交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他在创作中，真挚、强烈地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自觉地以这种感情为中介，使广大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获得艺术与美的享受，以及战斗的启示。他把自己的感情具体称为“悲哀”，这就剔除了托尔斯泰对“感情”所作的带有抽象宗教精神的解释，更加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

从巴金的创作实践来看，他对于情感性在艺术创作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完全是有根据的。因为对他来说，个人感情的冲动是激发创作灵感的主要动力，理性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常常被情感冲动所左右和淹没，这种激情甚至使巴金陷于一种完全忘我境地：“这时候我自己是不复存在了。我的眼前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变成了许多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动。许多许多的人都借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苦痛了。”^[21]

这种创作过程中非自觉性表现的经验谈，正好揭示了艺术家的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如别林斯基所说的，诗人“唯一忠实可信的向导，首先是他底本能，朦胧的、不自觉的感情，那是常常构成天才本性底全部力量的……”^[22]当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印象唤起了心底的创作激情（也称作创作灵感）时，他的思维活动就再也离不开生活中的具体形象，它不依靠理性的逻辑，而是运用想象的翅膀，把人物场景从现实世界转移到艺术世界中去。形象思维也有自身发展逻辑，那就是情感的逻辑。巴金说他在创作中看见许多悲惨的图画，正是情感逻辑在起作用。情感逻辑既以平时作家的理性为基础，又具有理性不可取代的独立性，在作家创作过程中不但不为理性所控制，甚至有时能纠正理性的种种偏见和谬误。巴金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家，尽管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在许多政论文章中也不断地宣传它，可是一旦进入创作活动，他的感情就完全被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一系列印象所驾驭。这时候的他再也不是一个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充满灵性的艺术家。“我并不曾先有一种心思想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23]从这里我们即可了解到巴金一再宣称他自己写的小说与“安那其”是两样东西的真正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在强调情感性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时，始终强调他的感情同生活的一致性。首先，他从不割断感情与生活的纽带。在他来说，感情始终是具体的。“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这是他一再重复的两句话。爱憎，本来就属于感情的范围，他之所以强调指出，正是因为“爱憎”是人类情感中最主要、也是最带有社会色彩的因素。爱谁憎谁，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作出抽象的解释。“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这“爱”的概念，在巴金的语言词典中有着具体的内容。我们从他所有的作品中看到，尽管他的情绪时高时低，但他的爱憎的基本倾向始终没有变：爱人民，爱一切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爱一切为他人的利益自愿牺牲者；恨专制，恨军阀、官僚资本家，恨一切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者与压迫者。如此鲜明强烈的爱憎观，正是他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当他在生活中不能将这种爱憎付诸现实时，便在创作中倾吐出来。他常常诉说自己的创作“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24]，“一根鞭子永远在后面鞭打我”^[25]。这“回忆”和“鞭子”，无疑是指现实生活对他的感情刺激。

其次，巴金既承认他倾吐的是他自己的感情，但又不认为这些感情只对个人有意义。他把自己看作人类的代言人，常常说他倾诉的是人类的感情。其实他所说的“全人类”并没有超阶级的含义，如他所说：“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26]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像巴金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心理特点。由于出身富贵之家，他们没有经历过劳动人民在阶级剥削中所承受的苦难。但他们同情人民，自愿背叛自己的出身，与人民一起为挣脱他们的锁链而斗争。“悲人类之悲”在阶级社会中就不可能不带有阶级与时代的内容。巴金自己也努力使他所倾吐的感情具有时代的特征，成为时代的典型感情。他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悲哀”：《复仇》等短篇写了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的种种悲哀；《激流》是写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种种悲哀；《灭亡》等是写白色恐怖下的种种悲哀；《火》与《还魂草》是写侵略者铁蹄下的悲哀；《寒夜》《第四病室》是写日常生活下普通市民的种种悲哀。所有这些悲哀，都带有时代的普遍意义。同时，他又抓住了时代的另一特征：反抗。“它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第一个拿起笔来做武器，来给他们冲锋。我要把它掷在地上像中古的手套那样，我要象躺卧在巴黎国葬院里的一代的巨人左拉那样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最后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来。”^[27]悲哀和反抗是巴金倾注在作品里的最主要的感情，这些感情与当时的时代特点是相符合的。这就是巴金所强调的感情与生活的一致性。^[28]

形成这种一致性，有客观上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巴金自己努力寻求的结果。他几乎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一致性，自觉地把自己投入到社会生活斗争之中，企图去把握时代和生活的本质。在五四新文学中，强调忠实自己的感情，是一个谁都能接受的理论。有不少作家逃避现实的斗争，把自己关闭在艺术的象牙塔里，顾影自怜地珍爱自己的感情。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但又是狭小的，与当时整个时代生活格格不入，结果创作路子越走越窄。巴金不是这样，他的感情来自生活的教训，他深深珍惜这一点。读着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的不断的内心解剖。他的爱，他的憎，都是读者所能够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始终没有失去他的读者对他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