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巴金也不例外。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自己选择的作家道路，始终没有满意过。他年复一年地在创作生涯中痛苦挣扎，左顾右盼，根本不以著名作家为自豪。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一再重复着类似的话：“我缺乏教养，我没有知识，我不曾登过艺术的宫殿，我也没有入过学府的堂奥。……我根本便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过。”^[1]最近，他又一次重复了这样的话，而且告诉读者，他之所以老调重弹，“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2]这不是作家的故意自谦，他的话真诚地反映了他的文艺观和人生观。那么我们要研究的是，巴金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什么机缘使巴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贡献了一笔又一笔宝贵财富？

1919年，五四运动的暴风雨叩开了巴金的心灵，他积极投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在近十年的岁月中，巴金偶尔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3]，但这的确是他的“业余活动”，他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虔诚地贡献给他的“信仰”与“事业”。他写和译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探讨、总结俄法两国革命的经验，企图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苦难群众。1927年他到了法国，开始想攻读经济学，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但由于初到异国，人地生疏，他陷于寂寞和苦闷之中。当时中国正发生着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国共分裂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牺牲了无数革命者的生命；当时世界进步人士也正在为另一件血腥事件而愤怒，那就是“萨凡事件”。^[4]悲愤包围了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反抗的渴望使他加倍体会到身在异域的寂寞。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和苦闷，无形之中培养起来的艺术细胞受到刺激而活跃起来，这就产生了巴金在后来回忆文章中多次叙说的那个情景：

……巴黎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又响了，一声一声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种时候我实在没法静下心来，上床睡觉。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青的心就会枯死。……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我写的不能说是小说。它们只是一些场面或者心理的描写……在一个月中间我写了后来编成《灭亡》头四章的那些文字。^[5]

巴金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起先他并不是自觉的，他的第一部作品《灭亡》的写作过程也十分奇特。我们从巴金的回忆录里可以知道，他创作这部小说，有点像电影导演拍摄影片，既不是一气呵成，也不是从头依次写下去，而是随着作家情绪的几次波动，每次激动时就写下几个互不关联的片断，最后才决定将这些片断连成一部小说，让杜大心这个人物把它们贯穿起来。从这种创作方式来看，巴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创作，他只是借助纸笔，来发泄自己远离祖国、渴望战斗的激愤之情。因此当小说发表，在文坛上赢得一定声誉时，他也没有为这意外成功沾沾自喜去专心于文学创作，而仍然埋头从事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等著作的翻译，并且在这期间还写了一本自以为很重要的政治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可见，直到1930年以前，他对自己从事的社会活动还挺有信心，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创作上去。

然而1930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的7月，就如罗曼·罗兰在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丘陵上突然瞥见一道“灵光”，认清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面貌一样，年轻的巴金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才能：

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6]

清晨、蓝天、红霞、小鸟，本来都习以为常的自然景象，但这一天，在作者神奇的眼睛里，突然具有那样强烈的诗意。十九年封建家庭的生活阴影，四年多京沪一带的社会活动，一年多法国生活的印象，经过前时期的积累，突然刺激作家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在不自觉中认识了自己的才能。从这时起，他开始了正式的创作活动，一口气写下了《复仇集》中的短篇小说。到了第二年，他又连续创作了几篇中篇小说，从而确立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梦中醒来的启示也罢，创作时产生的幻觉也罢，无非是现实生活对作家创作欲的刺激，是作家经历了惨痛的现实而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时，满腔激愤之情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正常的发泄，于是就假托于幻想，用文艺的形式来进行排遣。所以，当我们考察巴金创作道路的起因时，只有把他的创作动机与当时阶级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找出答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巴金曾积极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陷于激剧的分化之中。进入1930年代后，运动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7]巴金在十年之中为之努力的事业，如同吹起的美丽的气泡一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个个地破灭了。巴金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于是他成了无根的浮萍，虽然精力充沛、激情满腔，虽有一颗忧国忧民、敢于自我牺牲的心，却找不到他愿意投身的用武之地。他的感情无法得到正常排遣，只能拿起笔，靠写作来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他的爱憎。这就是巴金所走的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的文学道路。他既不同于一些自由主义作家那样自觉地把文艺作为避风港逃避现实；也不同于一般激进的民主主义作家那样怀着“文艺救国”的目的，企图用文艺来唤醒国民的觉悟；更不同于中共领导下的左翼作家以文艺为武器从事革命活动。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即当“信仰”阻挠他直接投身于实际斗争时，他不得不借助纸笔来发泄他的激情。这个“战斗”与他前时期的实际社会活动相比，目标没有变，信仰也没有变，但战斗的情绪以及前途的信心显然是打了很大的折扣，这就构成了巴金创作的主要基调——内心矛盾的挣扎、痛苦的战斗呐喊和不可克服的忧郁。

正是以往那些社会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探索，玉成了巴金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仿佛一只受到沙粒侵袭的病蚌，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沙粒渐渐地变成晶莹夺目的珍珠。这种矛盾现象也深刻反映在巴金的文艺思想上。他发泄的战斗感情与现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实际运动走向相一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巴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自觉地发挥了这种战斗性。“自从我知道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底敌人的攻击。”^[8]这是他的战斗宣言，也是他写作的纲领；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以这种战斗形式为然，他不甘心于书斋生活，他渴望血与火的实际战斗，为自己没有参加这样的工作感到羞愧。因此，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活从来没有满意过。1935年，他在《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中说：“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 × × × ×》。”^[9]这段话就可以看出，巴金即使在文坛上获得相当成功之后，仍没有忘情他原来的无政府主义事业。

就像一个不安于平庸生活的人常常迁怒于生活环境一样，巴金对自己写作生活的鄙视，有时竟夸大到自暴自弃的地步。他抱怨自己的写作不过是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是浪费自己生命的活动。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的“跋”中，他不无悲观地总结自己的写作生活：“说把纸笔当作武器来攻击我所恨的，保护我所爱的人，而结果我所恨的依然高踞在那些巍峨的宫殿里，我的笔一点也不能够摇动他们；至于我所爱的，从我这里他们也只得到更多的不幸。这样我完全浪费了我的生命。”^[10]

在反对黑暗社会，批判专制主义的阶级斗争中，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诚如鲁迅通俗地指出过：“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1]中国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专制势力的顽固性，决不是文艺所能独立战胜的。巴金从个人的经验与阶级斗争的现状中看到这一点，认识到没有武装斗争绝不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没有物质力量的强大也不能够真正地战胜敌人，从而他渴望革命的实际工作，向往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那样过着“充实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并没有摆正，对文学艺术的作用作了过低的估计，这个缺点正是由于巴金所信仰的理想事业在中国失去了现实基础而产生的。

在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斗争也是通过军事与文化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个自觉投入反帝反封建思想运动的文学家，他对自己文学活动的作用的估价往往与他从事的同一事业的实际斗争的情况相联系。以鲁迅为例，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参加了革命活动，当时鲁迅是非常强调文学艺术的作用的，他弃医从文，就是为了唤醒国民沉睡的灵魂。然而在1920年代，由于旧时的阵营瓦解了，新的阵营还没有寻到，鲁迅的思想陷入了彷徨中。那时他也低估了文艺的作用，得出了几乎与巴金完全一致的结论：“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12]直到鲁迅后来与共产党力量结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时，他又看到了前途和希望，用自己的文学写作树立起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我们从鲁迅的经历同他对文艺作用估价的发展变化的关系中，不难找到巴金当时低估文艺作用的原因。由于信仰的阻碍，巴金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同实际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而他自己的信仰和从事的“事业”又在现实斗争中云消烟散了，他茕茕孑立，在现实中看不到的力量，在文艺中也看不到。所以只能将“无助的哭泣”化为文字，把创作看作是一种浪费生命的活动。

由于巴金在文坛上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的文艺观也清晰地打上了自己的独特的印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他一再重复过的话：“我写作如同在生活”，“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13]这就是说，写作本身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只有抓住巴金的写作与其生活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他关于艺术的情感性、艺术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技巧等一系列的见解，从而较全面地认识他的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