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贯穿一生的一条红线

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中，巴金的思想就像一叶扁舟，在风雨交加之下，在恶浪险滩之中，艰苦地颠簸着前进。风雨，就是迫使它行驶的现实社会；险滩，正是他所走的那条布满歧路的航道。

这叶扁舟有过罗盘，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政府主义又注定行不通。巴金并没有将无政府主义思想抛去，他将其精华部分珍惜地置放在思想深处，从这点来说，他称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巴金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几十年对无政府主义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现实的介入，恰恰相反，无论人道主义还是爱国主义，这些随中国实际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总是在他身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其社会政治思想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补充。巴金从没有被什么学说牵着鼻子走，而是始终将立足点放在中国现实社会之中，这就是他既信仰无政府主义，可又为救国救民的实践活动做出贡献的原因之一。

在抗战刚爆发时，巴金宣布：“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要是这武力不背叛民众，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21]他把反强权、反侵略与保卫民众利益三者统一在抗日运动之中，实际上也正是作家世界观里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三者的高度统一。巴金在抗战时期的许多活动和主张，如对西班牙、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对抗日救国的宣传，提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等等，都是与这三位一体的思想根源分不开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致毕竟是有限的。巴金早期虽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嘲笑过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他所有的著作里，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爱国主义产生矛盾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爱国主义一边。在《火》第二部“后记”中，他这样说：“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22]

无政府主义不仅是国家虚无主义，也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它否定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不承认人类文化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如1860年后的俄国虚无主义运动中，就有人喊出了“一个鞋匠要比拉斐尔高贵”的口号。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宣传过这种思想。巴金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23]他虽然没有像鲁迅、郭沫若那样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作过富有成效的研究，但他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热爱，并从中增长了对自己民族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在平津沦陷，“恐日症”到处泛滥的时刻，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并因此想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语言特点，他深切地感到：“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苦痛地担心着故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我们的语言）是我的唯一的鼓舞和支持。”因为“这样的一种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事情我们绝不能相信！”^[24]由此，他恢复了勇气，加强抗日的信心。他说：“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想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25]

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日本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态度很暧昧。巴金对这些人怀着极大的愤慨。他在《给山川均先生》和《给日本友人》等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怒不可遏的情绪。山川均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社会主义讲话》在中国翻译出版过。我们从巴金信中说他与大杉荣君曾是友人来看，他似乎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过交往。但此时山川均已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宣传工具，写文章大骂中国人民“残虐性”。巴金在信中列举了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侵略者杀害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残虐罪行，剥开了山川均所谓“社会主义者”的画皮，说他不过是“浪人棍徒”，日本统治者的走狗而已。在这两封信中，巴金还分别点名批判了室伏高信与武者小路实笃。这两人都曾是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著作，都在中国翻译、传播过，尤其是武者小路实笃，他设想的一套“新村主义”，曾被一些中国人奉为“福音”。可是在罪恶面前，室伏氏用“宿命”为日本侵华辩护，武者小路也“沉默了”，巴金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室伏的谬论，责备武者小路“背叛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赖”。^[26]

但巴金对这两人的批判锋芒，并没有因此指向无政府主义本身。他认为一个正直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在这样的恶势力面前，保持理想的纯洁性，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反对法西斯。他在一篇给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的信中，批评了两个日本作家因为不能容忍黑暗势力而自杀、出家的做法。他说：“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一个逃避的方法。”他认为他们“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他甚至婉转地批评了石川三四郎在纪念这两个作家的文章中没有指出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他又用钦佩的语调赞扬了另一个日本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说他在工人中间活动，“像得水的蛟龙一般在樱花岛国的地底下施展他的抱负了”。^[27]

整个1940年代，巴金陷入了痛苦的矛盾和追求之中。如果说，全民抗战的热潮使爱国主义成为巴金世界观中最活跃的成分，支配了他的行为，那么抗战后期国统区沉闷的高压政策与抗战胜利时昙花一现的兴奋感的熄灭，则使巴金对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完全失望了。从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来看，他的作品失去了1920年代热情喷射与充满理想的光彩，也不像1930年代那样为日益远去的理想痛苦、呼号。昔日的浪漫主义热情被一种痛定思痛的悲哀所代替。然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并没有随着飘逝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一起消失，却成了支持他追求光明的精神力量。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促使他内心渴望着中国社会再来一次大变革。1946年，正是抗战胜利不久之日，巴金在一篇散文里对着无数死去的冤魂大声疾呼：“你们向我叫冤有什么用？为什么你们不再活一次，把弄错了的事情重新安排一下，却只是躲在黑暗里哀哭？……”^[28]

诅咒黑暗本身就包含着对光明的追求。正是由于巴金怀着这种渴望重新安排世界的要求，失望于他才不至于成为虚妄，他的失望中包含着希望，他急切地盼望祖国和人民的新生。

巴金梦寐已久的愿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也许是巴金所不理解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许也是他所想不到的，但人民的翻身当家做主，却是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夙愿。他历来以人民的悲哀为悲哀，以人民的欢乐为欢乐，当他面对着千百万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自己的盛大节日时，他胸中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又如一座火山爆发了：“终于到了这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炼金熔铁的烈火，烧尽了一切封建主义的障碍。一个新的中国产生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29]

（初刊《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

【注释】

[1]如五四时期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写道：“你也说爱国，我也说爱国，人人皆说爱国，各爱各人的国；他人的国就不爱，于是才有了战争，世界上的惨祸，都是从爱国心生出来的。”哀鸿《反对爱国主义》，载《学汇》第102—103期，1923年1月29、30日，此引文见《学汇》第102期，第3页。

[2]转引自高行健《巴金在巴黎》，载《当代》1979年第2期，第141—146页，引文见第143页。

[3]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169页。新译本中改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列宁《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580页。

[4]芾甘（巴金）《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载《警群》1号，1921年9月1日。《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4、15。

[5]恩格斯《反杜林论》，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

[6]芾甘（巴金）《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5。

[7]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155—156页。

[8]芾甘（巴金）《讨论进行的两封信附记》：“我是反对克氏那种主张的……两虎相斗的时候，你帮助一个老虎把其他的老虎打败了，弄得精力疲倦，于是那只老虎便很容易的把你吃了。所以克氏所说的‘两虎相斗，应先击最残忍者而毙之’的话，是不对的。”载《民钟》1卷15期，第54页，1926年6月。《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01，“精力疲倦”改为“精疲力倦”。

[9]巴金《谈〈新生〉及其它》，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页。《文集》14／1962／330和《全集》20／1993／404。

[10]参见巴金《点滴》集里《“支那语”》《几段不恭敬的话》《河马》《直言》等几篇杂文。这几篇均未收《文集》。收《全集》第12卷，1989年版。

[11]孙中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现据《孙中山选集》（上）校对，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12]巴金《摩娜·里莎》，载《烽火》第2期，第18—22页，1937年9月12日，引文见第21页。改题《莫娜·丽莎》，《文集》9／1959／287和《全集》11／1989／121，稍有删改。

[13]巴金《海行·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第6—7页。《文集》11／1961／8—9和《全集》12／1989／9—10。引文的后三段，巴金有很大的改动，如下：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样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14]巴金《控诉·站在十字街头》，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25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546。

[15]巴金《感想·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上海烽火社1939年初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3／1990／258。

[16]三处引文均见巴金《感想·公式主义者》。现据初刊文校对，载《宇宙风：乙刊》创刊号，第2页，1939年3月1日。《文集》未收。《全集》13／1990／250。

[17]巴金《感想·和平主义者》，现据初刊文校对，载《宇宙风》第78期，第250页，1939年5月16日。《文集》未收。《全集》13／1990／263—264。

[18]巴金《感想·国家主义者》，现据初刊文校对，载《见闻（广州）》第3期，第88页，1938年9月5日，刊发时题为《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文集》未收。《全集》13／1990／242。

[19]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杂文集《无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第4页，此版里巴金在“我爱过的是……的法国”的那一串人名最后又加了罗曼·罗兰的名字。收《文集》10／1961／315和《全集》13／1990／307时，又有两处改动，一是“十年前”改为“十几年前”，二是把“我爱过的是……的法国”这句话删了。

[20]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无题》，第5页。这句话在《文集》与《全集》里被删。

[21]巴金《控诉·只有抗战这一条路》，第2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544。

[22]巴金《火·后记》（第二部），上海开明书店1942年初版，第291页。1951年7月重印这本书时，巴金删去了后记的后三段，只保留了前三段。这个删节本后记被巴金收入《文集》12／1961／384，他在一个注释里做了说明。引文在被删之列。编《全集》时，巴金恢复了这个后记的本来面目，引文见《全集》7／1988／374。

[23]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与中国传统文化》。

[24]巴金《控诉·自由快乐地笑了》，第31页。《文集》10／1961／277、278和《全集》12／1989／553—554、554，略有改动。

[25]巴金《关于〈火〉》，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649页。《全集》20／1993／643，略有增删。

[26]巴金《控诉·给山川均先生》与《控诉·给日本友人》，第47、52、59页。《文集》10／1961／289、295、302和《全集》12／1989／562、567、575，巴金把最后一个引文改为：“辜负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任。”

[27]巴金《感想·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现据初刊文校对，连载《烽火》1938年第16—18期，1938年6月1日、7月1日、8月21日。引文见第17期，第345、344页。前两处引文见《文集》10／1961／463和《全集》13／1990／270，巴金把“一个自由”删了。但最后一处引文赞扬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被巴金删了。比较初刊文与《文集》和《全集》里的相关文章，《文集》第462页第二段末尾和《全集》第269页第二段末尾都有一处省略号，被删了一大段，原初刊文如下：“我们相信那个朋友的话。我们相信这大半是那个到我们南方来过的老友××君的努力的结果。当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说起警吏四处缉拿那个年老的工人的事情。我的一个年青的同伴在牛込区警察署里度过一月的光阴，在那地方‘刑事’们曾几次向他探询过× ×君的行止。你和他被称为我们运动的日本的两个支柱。但是在文化界努力的你被法西斯蒂的铁链束缚得不能够动弹。而在工人中间活动的××君却像得水的蛟龙一般在樱花岛国的地底下施展他的抱负了。我记起十年前他在泉州翻译《法国大革命史》的事。我想称他为马拉，比他为埃伯尔。他的确像他们那样地热爱民众，而且得着民众的敬爱的。”（《烽火》1938年第17期，第344页）

[28]巴金《静夜的悲剧·月夜鬼哭》，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现据初刊文校对，载上海《大公报·文艺》1946年6月25日，题为《月夜梦鬼哭》。《文集》10／1961／557—558和《全集》13／1990／547，巴金把后半句改为：“为什么你们不再活一次，把弄错了的事情重新安排一下？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独立与自由、光明与幸福，却躲在黑暗里伤心哭泣？……”

[29]巴金《给西方作家的信》，载《大公报》1951年1月7日。《全集》14／1990／16、17，题为《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巴金把第一句引文的后半句改为：“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一个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