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思想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他前期世界观中的爱国主义打上了鲜明独特的印记。

巴金对“爱国”的认识是有阶级性的。祖国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分为两个部分：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对于前者以及他们利用的国家机器，巴金只有痛恨和诅咒，对于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群众，他又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从来不歌颂抽象的“祖国”，常常从诅咒统治者——祖国的黑暗，与歌颂人民——祖国的光明相结合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1927年，他在赴法途中写的散文集《海行》中，就倾吐了这种复杂的爱国感情：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人们拼命在从事残酷的斗争。……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憎恨你！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爱你，我又不得不恨你。^[13]

热爱祖国、关怀祖国的命运、呼号它的不幸、争取解放它的思想感情，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了巴金以后的全部创作。巴金作品中，爱和恨两种情绪是同时出现的。这种对祖国的充满阶级观点的认识，使巴金的爱国热情避免了盲目性。他不仅希望祖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下解放出来，更要求能够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变祖国的命运，使之获得真正的新生。他在呼吁人民反抗异国侵略的同时，从没有让人安于做本国统治者的奴隶。在一部反映“五卅”爱国运动的小说《死去的太阳》中，他通过主人公之口，批判了那种对反动政府抱有幻想，信赖政府，以为政府力量可以解决外交问题的错误思想。抗战爆发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把巴金卷入到人民大众的战斗队伍中去，他与人民一起流亡，宣传，抗日，亲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黑暗。活生生的现实使他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过去许许多多在理论上获得的知识在现实面前变得更加具体化了。在抗战爆发的最初几年，巴金又恢复了他在1920年代就开始写政论文章的习惯，写下了一系列抨击现实，鼓动抗日的文章。他批判了“失败主义”“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公式主义”“最后胜利论”等等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言论，并且针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黑暗现状，提出了“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政治主张。

抗战与改革，在巴金看来是不可分离的。抗战，是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容不得半点的犹豫与动摇。巴金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消极思想，他强调抗战：“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14]但他认为，抗战本身不是目的，抗战只是一种使民族和祖国获得新生的途径。巴金在《火》第一部中把祖国比作涅槃的凤凰，抗战正是自焚的烈火，在烈火中凤凰将获得新的生命。因此，为了使抗战能够给祖国带来新的面貌，他又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认为“改革”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必要措施，其锋芒直指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巴金的改革主张，产生于他深入现实的过程中，所以往往击中时弊，揭露出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抨击发国难财者：“‘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15]并说“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他还进一步抨击国民党政府：“‘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因此他喊出：“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16]我们如果结合巴金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揭露大后方黑暗的小说（如《火》第三部、《第四病室》、《寒夜》、《小人小事》等）来看，便可比较完整地了解巴金的“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这一主张的全部内容。这一主张的核心，就是要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时，继续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权，使祖国通过抗战获得新生。

巴金的“抗战与改革”的政治主张的提出，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爱国主义这个外在行为和实践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化。因此他尽管看到了国民党后方存在着种种腐败，但对于祖国的前途却从未丧失过信心。他说：“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17]巴金面对黑暗现实，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憎恨落后的中国，但他在爱国热情的强烈驱使下，抗战前他积极呼号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他又提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始终对祖国充满信心。他的这一爱国主义特点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是相联系的。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反政府的，对任何政府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抗战时，除了坚定的革命作家寄希望于共产党外，一般作家有的出自统战需要，有的出于政治上的单纯，往往把希望寄予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政策上，巴金则不同，在他关于抗战的文章中，很少（似乎没有）提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抗战。他始终与民众在一起，强调民众抗战，他小说中的抗日团体大都也是自发的群众抗日团体。这是他“抗战”思想的一个特点。

另外，巴金强烈的反帝意识，也是同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完全不同。抗战中，各个阶层都卷入了救亡运动，在“爱国主义”的热情下，各种错误思想也都乘机冒了出来，如有的国家主义者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喊出“杀尽日本人”“杀到东京去”之类的口号，把这些也说成是“爱国主义”。巴金反对这些口号，他说：“对于在那边也受着压迫的无数和平的劳动者，则我们有将他们唤醒使他们起来和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算账的义务。若有人问用什么东西唤醒日本的劳动者，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抗战！’”^[18]巴金的观点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巴金不仅关心本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对异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他创作了许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都是在控诉帝国主义战争给西欧人民带来的苦难。1930年代他编译了大量介绍西班牙人民（尤其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阵线）反法西斯斗争的资料和报道，创作了一些反映朝鲜人民光复祖国的斗争生活的小说，这些著作里充满了火热的友爱和对正义的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听到法国政府投降法西斯时，愤慨地宣布：“十年前我说过：‘我爱法国，我将永远爱它。’现在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我爱过的是卢骚、伏尔德尔、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雨果、左拉、邵可侣、格拉佛、福尔的法国。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殖民地的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会把法兰西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我只希望法国人民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19]他把法国分成“贝当统治的法国”与有着法兰西光荣历史的卢骚、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的法国。他甚至对流亡在英国领导抗战的戴高乐表示了敬意，“我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计划。但愿他的工作能够收到效果，把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建立起来”。^[20]对一个远隔重洋的异国遭受侵略表示如此真挚、充满感情的关怀，说明巴金的反侵略思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这是同他与世界反抗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一定的关系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