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3]它作为一种感情的因素，在各种社会学说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作用都不尽相同。以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为例：以注重中国现实为其思想特征的鲁迅，是从对国家民族的透彻了解，对国民性的强烈批判中表达他的深沉的爱国情绪；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受到泛神论影响的郭沫若，则更多地表现为热情讴歌祖国壮丽山河和直抒对祖国的诗样的激情；忧郁多感的郁达夫，将其痛心于祖国衰弱之情熔铸在病态的自暴自弃中；而信仰国家主义的闻一多，在他的爱国主义诗篇里又掺杂了一些片面颂扬封建文化的疵点。曾经一度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其前期世界观的爱国主义因素表现得最为复杂。

与五四时期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巴金的爱国热情与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互相排斥的。1921年，十七岁的巴金在成都《警群》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远远谈不上成熟，却是唯一专门讨论“爱国主义”的文章《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他在文章里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痛加驳斥：“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我既为人类中之一份子，便不能昧着良心不去反对他。”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于平民生活无与焉”。^[4]这几乎是对“爱国主义”判了死刑。在当时，爱国主义浪潮遍及全国，正激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热情，而自谓是“五四运动的产儿”的巴金，竟这样痛斥爱国主义，岂不有些奇怪么？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如恩格斯所说：“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5]历史上，剥削阶级总是把“爱国”的概念与维护他们的统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爱国主义”又常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借口，诱骗人民去当炮灰。巴金反对的“爱国主义”，正是针对这样的具体内容而言的。他从无政府主义文献中了解到一些欧战材料，从帝国主义借“爱国”之名发动战争的事实联系到国内北洋军阀以“爱国”为名镇压人民，维护其统治的罪恶，从而将“爱国主义”的概念视为“人类进化的障碍”与“杀人制造场”。

巴金这样来反驳爱国主义：“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这一国的政府想扩充他的土地，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去发挥它的兽欲，叫人民去给它侵伐别国，若是打胜了，只有那般军阀政客享快乐，打败了，几百万的军费哪一些不是平民们脂膏？到底于平民有什么利益？可怜的平民，他哪里知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杀害他们最亲爱的父子兄弟姊妹的武器呢？”他还列举了十九世纪末德国政府利用“爱国主义”实行征兵制度、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实，愤慨地指出：“要是这样还不算暴虐、残忍，我恐怕世界上没有暴虐残忍的事发生了。”^[6]很显然，巴金反对的国家，正是历史上剥削阶级实行阶级压迫的国家机器，他批判的是政府、战争、私有制度、宗教等等，他指出只有打碎这些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使中国人民走上真正的幸福之路。与卢梭反对科学文明的真正用意是控诉随文明发展起来的黑暗社会制度一样，巴金批驳爱国主义，其真正用意也在于批判黑暗的封建军阀专制社会。因此，他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他以后的社会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社会主义者在“爱国”的旗号下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这种叛卖行为，而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大师的克鲁泡特金，在当时也提出过支持法国打德国的主张。巴金尽管有他的政治偏见，但在对待欧战这一点上，他是站在反战一边的，他赞扬了布尔什维克党；^[7]而在另一些场合，对他所尊敬的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也抱有微词。^[8]但是欧洲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从世界主义的立场出发，都是坚决反对欧战中的“爱国主义”的。巴金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主要还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他在去法国前对欧战的认识，只能从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中获知，并且照搬来分析国内问题。此外，那时的巴金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没有看到“爱国主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作为一种促使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精神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了进步作用，相反他还以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比爱国主义要进步得多。他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西欧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了。

但巴金毕竟是爱国的，他在非难“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时，并没有反对过国内任何爱国运动。相反，巴金战斗的大半生，都是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侵略事业血肉相连的。这种爱国热情，成为他全部创作活动的激情和力量的源泉：《死去的太阳》是作家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射击的第一发排炮，他以“五卅”为背景，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海底梦》写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烽火中，用寓言形式歌颂了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新生》在内容上虽未涉及抗日，但作家在创作时，满脑子里想的是日本军人的罪行，他要用创作来证明“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9]，作品仍然具有反帝爱国的意义。“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愈来愈暴露出要把中国从多国殖民地变为一国殖民地的侵略野心。他们在国内大肆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和反华排华的宣传，为其侵略行径制造舆论。1935年春天，巴金在日本亲身感受到日本统治者制造的这种反华气氛，不顾杀机四伏的环境一口气写下好几篇杂文，猛烈抨击日本反动文人的反华叫嚣和国内汉奸的投降主义论调。^[10]“七七”抗战爆发后，巴金的爱国主义激情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一边投身于繁忙的抗日活动，一边写下大量的散文、杂文、小说，这一时期收在《控诉》《无题》《感想》《旅途通讯》《火》《发的故事》《还魂草》《废园外》等小说与散文集中的作品，都以战斗的姿态，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公布于世，鼓舞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这些作品，是我国抗战文艺的宝贵财产。

由此可见，巴金对“爱国主义”有两重态度：在理论上，他用阶级分析和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的观点，反对为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服务的“爱国主义”；在实际生活里，他又积极投入了捍卫祖国利益的爱国运动。在他的世界观里，两种本来互为排斥的思想观念，竟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这种统一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中国是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11]孙中山先生在十九世纪末说过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特色：革命者是在认清了中国内乱外祸的根本原因，即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严酷现实之后，才奋起革命，推翻腐朽卖国的清专制政府的。由爱国救亡而继起革命，这就跟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一样。其实，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所有进步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活动与创作，无不贯穿着寻求富民强国、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这种精神又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继承。“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九”“七七”等几乎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与反帝爱国有关，这就促使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战线，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帝反封建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思想，在巴金世界观里就被改造成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思想。抗战爆发，巴金就把帝国主义侵略看作是对自由正义的蹂躏，是一种强权。在小说《摩娜·里莎》中，他通过一个为中国人民抗战献出自己丈夫的法国妇女之口，庄严地说：“我们法国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也知道爱自由爱正义的。我们从没有在强权下面低过了头。”^[12]这种反强权的思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爱国主义的作用。

其次，爱国主义反映了一种人类的感情，其道德基础与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有某种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强调人都有追求自由、捍卫自由的本能，对于被侵略受奴役，谁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抗情绪。此外，无政府主义还利用生物学上动物出于保存种族基因和延续生命的自然本能产生的一种自我牺牲的现象，把这种自然本能推广到人类社会中去，提倡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与爱国主义中的英雄主义道德因素又有相通之处。爱国主义往往有一股抽象的精神力量，可以唤起人们意识中崇高壮美的感情，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力量。巴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念相当崇拜，出自这种道德原因，他投入实际生活中的爱国运动，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