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主义

巴金的政治社会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民主主义的因素，但值得研究的是，民主主义因素在巴金整个早期的思想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他的政治社会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些研究者抓住了巴金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因素，把它与无政府主义因素对立起来，认为巴金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也有的认为巴金思想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从巴金1949年前创作的大量著作所提供的材料来看，我们认为情况似乎正相反。巴金在192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一般地吸取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在三四十年代，虽然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舞台上失势，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巴金的政治信仰始终没变，写过、译过不少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事实是，现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一步步地把他从理想世界中拉出来，特别是抗战后期，民主主义的要求基本上取代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热情。

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应注意到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反映在巴金思想上的某些特征，既可以理解为民主主义，也可以理解无政府主义。譬如，反封建是民主主义思想，但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同样起到了反封建作用；又如，追求个性解放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内容，但同样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容。因此我们在分析巴金思想的基本立场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时，不能依据两者共同的民主的思想内容，而应该依据两者的分歧，即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冲突之处，来分辨巴金究竟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无政府主义，还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民主主义，从巴金著作的主要倾向看，他基本的立场是后者。

从两者的社会理想来看。无论旧民主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都不排斥国家的形式，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形式，要求实现没有阶级没有统治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巴金的理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由于他在社会理想问题上与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就导致了他对民主主义在私有制问题和专政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都持否定态度，即使是给了他很大影响的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思想，他也同样进行了批评。

卢梭详细地考察了私有制的起源与发展，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设想了以社会契约为保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然而，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更不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他申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是要绝对破除个人所有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把它限制在最狭隘的界限之内”。^[39]罗伯斯庇尔与圣鞠斯特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止一次地宣布私有制是神圣的。巴金则相反，他对私有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因此，他不仅反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反对、批判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同样，巴金对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将“社会组织根本改变”感到遗憾：“法国大革命不过把有产阶级推上了权力的地位，它并不曾将社会组织根本改变过。”他批判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时说：“法国如今是民主政体，而‘自由、平等、博爱’三大标语还在每所监狱的墙壁上大书特书着。可是人们依然受掠夺，受压迫。主人与奴隶的阶级区分依然存在。”可见，巴金曾经极其向往与歌颂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他理想的社会革命，只是在反封建专制的意义上，巴金对它有高度评价，一旦与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相比，这场革命便黯然失色了，他说：“法国大革命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事实，把人们从君主与贵族之专制中解放出来，但它也不曾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并不曾给他们以经济的机会与经济的独立。”^[40]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现状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保守的立场责备这场大革命的革命意义，而巴金站在更激进的立场上责备它的不彻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象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41]在这一点上，巴金与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原则差别，因为他们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去总结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这应该是巴金高出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否定专政，不仅是巴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他与民主主义的重要区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尽管也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建立自己的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形式的专政，巴金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

巴金对雅各宾专政及后来的恐怖政策是有非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拉是巴金最崇拜的英雄，但巴金认为马拉唯一的错误就是主张专政：“自然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相信专政可以有利于革命”，但巴金马上又为马拉辩护：“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这也许是巴金最推崇马拉的一个原因。对于丹东，巴金批评他提议成立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法庭，是将革命“引入了错误的路上”；尽管巴金承认这个法庭，即后来的“革命裁判所”起过革命的作用，“但不久就渐渐变为个人的野心与复仇之工具”。^[42]

巴金对罗伯斯庇尔实施恐怖政策批评最严，认为这是脱离群众：“当巴黎民众饥饿着要求面包的时候，他却给他们以血和头颅。”^[43]在小说《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中，巴金把罗伯斯庇尔写成与马拉截然不同的人。马拉爱人民首先有一颗仁慈之心，而罗伯斯庇尔却靠严厉的镇压与流血去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充满着权力欲，企图利用权力来实现他的共和国理想。尽管他主观上也考虑人民的利益，客观上却损害了人民，因而遭到反对。在小说结尾，巴金描写罗伯斯庇尔自以为批准杀死一批人会获得人民的支持，是执行了群众的要求，但他却恍惚觉得群众在呼喊“面包”，呼喊“打倒暴君”。巴金对罗伯斯庇尔个人还是比较同情的，他在《沉默》集的序中写道：“他（指罗伯斯庇尔——引者）爱革命。但是他却信自己，不顾人民。他在人民啼饥号寒之际，专门讲道德杀敌人，使得人民在下面怨愤地说：‘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以杀戮来养我们！’他忽略了人民的不满，却一面杀人，一面叫国约议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想用这个来安定人心。结果他自己必然地走上了断头机。”^[44]从这段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巴金并不认为罗伯斯庇尔实施恐怖政策是为了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弥补革命的裂缝，只不过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巴金对雅各宾专政与恐怖政策的批评，如果结合法国大革命那个时期的革命实际，就显得有些脱离实际了。当时法国革命外有欧洲封建势力的侵略威胁，内有王党分子的叛乱，反革命分子、奸商的活动非常猖獗，马拉的被刺更使斗争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最坚决的镇压，才能巩固大革命的成果。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策时说：“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45]列宁更是直截了当：“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46]恩格斯与列宁，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出发，肯定了罗伯斯庇尔等革命家实行的恐怖政策。而巴金反对革命所必须采取的恐怖政策，与他反对苏联人民在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一样，都是由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决定的，正如他自己在1949年后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解释法国大革命，因此对我所写的三个人物也没有给以适当的评价”。^[47]

由此可见，那种关于巴金的思想主要是民主主义思想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巴金自己始终认为，他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加前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通过这样一种现实关系，间接地对巴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民主主义通过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纠正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谬误与偏见。

巴金首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出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所以他不像有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盲目地照搬外国无政府主义理论，甚至反对中国当时进行的民主革命。他对中国的现实斗争情况作过一定的研究，能够将民主革命的特点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他在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时，并没有忘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中国的革命首先是民主革命，这是第一步，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先声，而无政府主义革命又是民主革命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围绕要不要支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巴金同其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过一些争论。如在1927年以前，国共一度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当时中国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国共合作的，认为这是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政府投降，他们借口反对一切战争也反对北伐战争，把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同军阀之间的战争混同起来。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了北洋军阀的忙。巴金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四一二”事变之前，巴金在巴黎和另外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合写过一本讨论国内政治形势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里面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该不该支持北伐战争的问题。巴金就比较实际地指出：“国民党的主张是与我们相反对的，在原理上它是我们的敌人。它要建设一个好政府，我们要推翻一切的政府，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更向前走……”他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应投身于这场民众运动中去。巴金在当时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须弱小民族自己努力”的口号，也遭到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彻底的，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提消灭帝国主义是“舍本逐末”，又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承认有弱小民族。这些批评很显然都是教条地照搬无政府主义理论而产生的。巴金则从实际出发提出反批评：“弱小民族的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难道在无政府社会实现以前，弱小民族便永该沦为列强的奴隶么？同样，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便永不该独立吗？”由此，他针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不过主张更向前走一点罢了。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48]从这里可以看到，巴金在抽象谈论社会革命理论时有很多书生之见，但一接触到实际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一致的要求就立刻反映出来了，并作为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充实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

其次，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的不断深入发展，也促使了巴金前期思想中各种因素的消长与变化。在1920年代，巴金基本上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热情的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势力基本解体。巴金虽然没有抛弃他的政治理论，但他实际上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活动，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他还一度主持过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工作，编辑过《自由月刊》、《时代前》等杂志，但不久以后就将主要精力放到文学创作，宣传无政府主义已退居末位，他用笔倾诉自己内心的悲愤和激情，批判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控诉国民党军阀的白色恐怖，实际上投入了民主主义斗争之中。他还主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大量进步的优秀作品，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对1930年代的文艺界的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燃烧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巴金几乎完全抛弃了思想上的偏见，和所有的爱国人士站在一起，更加靠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到了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发展倾向更为明显。尽管这时他还在主持出版《克鲁泡特金全集》的工作，但无政府主义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强烈而外露，而是隐到了思想深处，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不矛盾的那些民主主义成分，则突出地表现出来，中国日益高涨的民主主义运动以强大的涌流激励、鼓动着他。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一是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我们在巴金文章里再也难以看到他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探讨，也少见他对无政府主义重要人物的歌颂；二是在实际行动方面，他与民主运动同呼吸共命运。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在昆明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巴金、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人士一起联名致电昆明学生，表示“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巴金、郭沫若、茅盾、胡风等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国民党这一罪行。因此，综观五四以来巴金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尽管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总体上与民主主义有区别，但在社会活动实践上，他仍然称得上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

（初刊《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注释】

[1]《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黎海宁译，载香港《大公报》1979年7月1—2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全集》19／1993／493。

[2]巴金《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7页。《全集》16／1991／48—49。

[3]巴金《黑土·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初版，第64页。《文集》9／1959／81和《全集》13／1990／568，个别字有改动。

[4]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1页。《文集》9／1959／65和《全集》13／1990／552。初版本里均是“罗伯斯比尔”，巴金后来改为“罗伯斯庇尔”。为行文一致，本文一律用后者。

[5]邹容《革命军》，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3、4页。

[6]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7]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3页。

[8]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

[9]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37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10]卢梭《爱弥尔》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3页。

[1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6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本文引用了这本书的两个译本，主要是考虑到译文各有千秋。

[1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8页。

[1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14]恩格斯《反杜林论》，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15]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23页注释3。

[1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24—25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

[17]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3—44、51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

[18]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平明书店1940年8月初版，“前记”第v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201。着重号由巴金所加。

[19]《无政府主义文献》，同声译，连载《民钟》第2卷第4—5期合刊（1927年5月25日，第313—322页）与2卷第6—7期合刊（1927年7月25日，第581—591页）。

[20]《无政府主义文献》，同声译，载《民钟》第2卷第4—5期合刊，第313页。

[21]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97页。

[22]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4页。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改题为《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9页。

[2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页。

[24]巴金提到的这些人撰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是：拉马丁《基隆特党史》、马德林《法国大革命史》、密什勒《法国史》、米涅《法国革命史》、卡莱尔《法国大革命》、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

[25]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35页。

[26]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收惠林、芾甘（巴金）、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上海民钟社1927年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9。

[27]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第45—46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98。

[28]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31、237页。

[29]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2—3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75—276，有改动。1936年4月，巴金把《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及三篇历史小说《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巴金对这些作品都作了修改。本文对这4篇文章均按初版本校对。特此说明。

[30]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4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77，被改为“老远地跟在后头”。

[31]巴金《沉默·序》，第2页。《文集》9／1959／3（略有不同）和《全集》10／1989／168。

[32]巴金《沉默·马拉的最后》，第12—13、13页。改题《马拉的死》收《文集》9／1959／11—12、12和《全集》10／1989／176、177，有改动。

[33]三处引文见巴金《沉默·马拉的最后》，第27、28、30页。改题《马拉的死》收《文集》9／1959／18、19和《全集》10／1989／183、184，有改动。

[34]巴金《沉默集（二）·序》，《文集》9／1959／6。未见于初版本和《全集》。

[35]三处引文见巴金《沉默·丹东的悲哀》，第47、48、73页。《文集》9／1959／28、40和《全集》10／1989／193、204—205，有些改动，如第一处引文改为“生性傲慢而好大喜功”，第三处引文的开始一句改为“他离开了人民，厌倦了革命”，“断头机”改为“断头台”。

[36]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2页。《文集》9／1959／65和《全集》13／1990／553，“终于使自己在渴血的群众中间悲惨地死去”被改为“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

[37]两处引文见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1、44页。《文集》9／1959／65、66和《全集》13／1990／552、554，略有改动。

[38]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1页。《文集》9／1959／65和《全集》13／1990／553，略有改动。

[39]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70页注释2。

[40]三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36、136—137页。着重号为巴金所加。

[4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第779页。

[42]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32、25、26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92、288、289，巴金有一些增补，如他为马拉辩护说：“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而且他从没有掌握过权利。”

[43]巴金《卢骚与罗伯斯庇尔》，收巴金《静夜的悲剧》，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第38页。

[44]巴金《沉默·序》，第5—6页。《文集》9／1959／4—5和《全集》10／1989／169，各有不同的改动。

[45]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6页。

[46]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6—347页。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47]巴金《沉默集（二）·序》，《文集》9／1959／6。未见于初版本和《全集》。

[48]本段落引文见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9、1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