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封建贵族在法国的政治优势，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在这场革命中，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革命威力，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这场伟大的革命对后世的欧美乃至世界各地的革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像列宁所说：“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22]

法国大革命和卢梭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卢梭的思想指导、鼓舞了雅各宾革命党人，使他们在大革命决定性的时刻，领导人民群众拯救了被欧洲封建势力进攻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中最著名的革命家如马拉、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无不深受卢梭的思想学说的影响。马拉在街上朗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借革命的思想火花燃起群众的斗争热情；卢梭关于“天赋人权”的社会契约思想在大革命中的宪法里和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纲领中得到体现，恩格斯说“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23]。对巴金来说，除了以无政府主义为媒介外，他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了解和研究，也帮助他更深刻更具体地认识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

巴金在法国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如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马德林（Louis Madelin）、密什勒（Jules Michelet）、米涅（F.Mignet）、卡莱尔（Thomas Carlyle）及克鲁泡特金等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研究著作。^[24]他还专门撰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经过，评价了著名的革命人物，表示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这是他研究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论文。他还用笔名王文慧，创作了以马拉、罗伯斯庇尔、丹东为主人公的三篇历史小说，表达了他对这场大革命的领导者的态度。

巴金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志在建立政治的自由与平等，相信由此可以实现万人的友爱团结与万人的安乐”。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肯定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意义，他说：“这在进步之路上可说是前进了一大步，它终于改变了欧洲全部政治的面目。它推倒了法国的君主政治，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废除了封建制度，取消教会与贵族之绝对的统治。它影响了欧洲大陆，使之走向进步的路上，又广布民主思想于全欧。”^[25]正是从反封建的意义出发，巴金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人类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说：“假如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不知还在怎样一个时代里呵！”^[26]他说“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27]，这是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革命思想、斗争精神，熏陶、影响了中国的群众，推动了五四运动——爆发在东方古老国度上的民主革命运动。巴金还说过“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这两句话其实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虽然巴金没有深刻地区别这两场革命之间的不同性质，但这两句话反映了巴金民主思想的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的时代影响，一是追溯于历史的思想渊源。

巴金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非常强烈地反映出他的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对民众革命的强调。巴金认为，一场社会革命，最基本、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民，而不是几个领袖。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他反复论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说：“革命不是个人的斗争，革命是群众协力的斗争，所以这和人与自然间之斗争一样，只要民众能够一致坚实的团结起来，一切的障碍都会被革命打倒。”他还说：“民众对于革命的真正目标之了解与预备工作乃是革命成功之要素，只有由民众自己努力来实现他们的明确的意志才能够保证新生活之正轨的发展。”^[28]巴金的这种思想贯穿于他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与论述之中。

首先，巴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行动起来的法国人民，是人民这个伟大的英雄创造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光辉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对那些推崇个人作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著作极为反感，他说：“法国大革命乃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英雄乃是民众。……不错，从革命史的第一页翻到末一页，我们都只看见一个英雄在活动，这就是法国民众。捣毁巴斯底狱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是他；抵抗外国军队侵略以保卫法国的也是他。”^[29]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认为在革命中，人民的要求总是超出了革命领袖的思想，总是走在革命的前列，而革命领袖们“总是走在民众的后头”。^[30]他以一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曾被称为“革命之狮”的米拉波后来背叛了民众，转而尽忠王室；丹东高喊过“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对经济问题却无半点魄力；罗伯斯庇尔在巴黎民众饥饿的时候，却要雅各宾党讨论他个人关于英国宪法的意见，要国民大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要过五十万个贵族头颅的马拉，也不敢代法国农民叫出占有土地的口号来。

巴金虽然强调民众是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但他并不忽略革命领袖的作用，他也用了很多篇幅介绍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的事迹，对他们作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马拉是巴金笔下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这个法国大革命中最杰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通过主编《人民之友报》直接鼓动、指导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王朝。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都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诽谤他，诬蔑他，最后卑鄙地指使人暗杀了他。但人民拥护他，称他为“人民之友”。他牺牲后，巴黎人民把他葬在国葬院里，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巴金对这位革命领袖的赞美，首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出发的，他说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31]在短篇小说《马拉的最后》（收入《巴金全集》时改为《马拉的死》）中，巴金把马拉塑造成一个充满仁慈之心、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的革命者形象。他在小说中驳斥了反动派对马拉的诬蔑——“在外国别人把他比为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吸血的猛兽，法国的贵族们和吉隆特党都当他做吃人肉的疯子”，他为马拉辩护说，马拉只是在两三年前“看见人民的英勇牺牲还不能颠覆王权，在一阵绝望之际曾经高呼过要杀掉大批的贵族，然而去年九月里那个被插在枪尖上的朗巴儿王妃的美丽温良的头颅就使得他对于血发生了憎厌”。^[32]巴金为马拉选择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他纠正了松布烈的错案，二是释放了一个被群众侮辱、准备处死的贵族管家狄孟。巴金用这两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群众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做出一些过火的暴力行为是可以谅解的，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必须仁慈，必须真正地爱人民，及时地把群众的过火行为纠正过来，而不应该在群众一时的冲动中火上加油，利用群众的这些冲动达到个人的权欲。同时，巴金还突出描写马拉对人民的爱是溶化在切实考虑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千方百计地帮助人民度过困难中。他写马拉身患重病，却不肯吃晚饭，马拉沉痛地说：“我不饿，饥饿的是那些人民，还有那些小孩。今天有个瘦女孩站在面包店门前淌泪，她告诉我她妈妈两天没有东西吃了。每个面包店门前都围着一群小孩。……巴黎是这样饥饿的！……我一个人不应该有晚饭吃……”“我只愿意这身子为了人民的缘故化为灰烬。”马拉强忍病痛，给国民大会写信，责备他们的软弱，要他们迅速将粮食接济给人民。巴金塑造的马拉，是充分理想化的，但从中可以看到巴金自己关于革命的思想，那就是：社会革命难免发生暴力，但革命一旦成功，就必须废除暴力，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他通过马拉的嘴喊出：“我要给国约议会写信。人民的食粮问题比法令更重要。”^[33]

巴金对丹东的态度则比较复杂。丹东在大革命初期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之一，有一定的声望。在推翻君主统治的斗争中，丹东是积极的、大胆的。当欧洲封建势力威胁法国时，他的“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号召，一时成为名言。巴金在早期文章中，经常引用丹东的这句话，以表达自己的斗争精神。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丹东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愿再把革命深入下去，他借革命聚敛财富，沉湎于花天酒地，成为反动势力在雅各宾党里的代理人，最后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巴金表现了丹东思想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从阶级的观点看问题”^[34]。他认为丹东缺乏处理经济问题的才能，“生性有些好大喜功”。在短篇小说《丹东的悲哀》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性格的悲剧。巴金把好大喜功、脱离人民作为丹东悲剧的根源，他描写丹东“过分夸张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制造了革命。他说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发起屠杀，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杀死路易十六。他便这样地把人民的功绩堆在他一个人的肩上”。巴金着意渲染了丹东的自负，让他陶醉在过去的成绩之中，不去倾听人民的呼声，不去积极参加革命。巴金认为，凡是在革命发展面前退缩，与人民隔离的，到头来必然会失败。他写道：“他（指丹东——引者）自己放弃一切，给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装。如今他要用他的历史来激动法国，统治法国。这完全不可能了。他决不能够抵抗罗伯斯庇尔。他只有一条路，死——上断头机。”^[35]巴金以艺术家特有的心理分析才能，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丹东的悲哀，一个曾经是头狮子的革命者失去人民拥护后的悲哀。巴金在小说中没有呈现丹东所代表的阶级属性，却成功地描写了丹东的悲哀心理的主要客观原因。在小说的后半部，他通过这个脱离人民的失败英雄的反面教训，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革命者必须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必须永远不息地战斗，才值得颂扬。巴金对丹东的这种批判态度与他对马拉——一个至死仍为人民操心、为革命担忧的革命者的推崇，思想原因是一致的。

对于罗伯斯庇尔，巴金基本上是颂扬的。他肯定了罗伯斯庇尔在革命中的贡献，赞扬罗伯斯庇尔忘我地为革命工作的精神。对于罗伯斯庇尔的被杀，巴金非常惋惜，认为这是反革命的胜利。有一段话可以代表他对罗伯斯庇尔的称颂：“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终于使自己在渴血的群众中间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乃是反动的胜利。”^[36]

像马拉一样，罗伯斯庇尔也被巴金称为卢梭的弟子。巴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卢骚与罗伯斯庇尔》，文中他引用了一大段关于罗伯斯庇尔拜访卢梭的经过的材料，字里行间，流露出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敬仰之情。巴金非常重视两人的这次会见，他写到：“在他一生给与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卢骚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以一个无上的鼓舞和慰藉。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强调罗伯斯庇尔并没有辜负卢梭的希望，在法国大革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以自己悲剧的死报答了卢梭。他将罗伯斯庇尔和卢梭并提，讲到自己在巴黎站在卢梭的塑像前，“看见了一百几十年前的悲剧，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37]

但巴金对罗伯斯庇尔也有责备，主要表现在对罗伯斯庇尔实施恐怖政策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认为罗伯斯庇尔比卢梭“走了更远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时期的独裁者，想用断头机来实现他的先生的理想，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断头机上牺牲了”。^[38]巴金对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的非议，主要归于他对专政的否定，这是无政府主义反专政思想的一个表现。

卢梭的革命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激动着巴金渴望自由、平等的心灵，法国大革命的业绩又鼓舞着巴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卢梭、马拉、罗伯斯庇尔一直推动着巴金战斗前进，尽管他对待他们的态度有所差异，但卢梭与法国大革命赋予他的力量是积极的、向上的，成为他思想中革命民主主义因素的主要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