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的导师——卢梭

一个有着强烈反封建要求的青年，一个准备为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而毕生奋斗的战士，在法国，必然会像一株树苗，拼命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养料。巴金不仅大量接受了民主主义的影响，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吸引了他。在论述巴金和卢梭的民主主义的关系之前，我们先将巴金和启蒙主义思想及其杰出代表伏尔泰的关系略加论及。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尽管这个运动中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各自代表着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政治观点也存在分歧，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同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的斗争。他们集体编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百科全书》，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巴金在巴黎为了翻译《伦理学》，学习过启蒙思想家的大量著作，伏尔泰更是他崇拜的思想家。在巴黎国葬院（先贤祠）里，伏尔泰与卢梭的塑像，曾给处在寂寞忧郁中的巴金以慰藉、勇气和力量。

伏尔泰对巴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与战斗人格。伏尔泰从自然法学说的立场出发，批判封建主义的法国专制政治。他把赋予人们平等与自由的理性法律称为自然法律，从这点出发，伏尔泰同巴金所崇拜的所有革命家一样，非常强调人的自由权利，把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自然法则。从反封建出发，他主张废除封建特权，主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这些观点对民主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向往自由平等社会的巴金也很有魅力。但伏尔泰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是他那嫉恶如仇、为不幸者战斗的人格。伏尔泰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战士，他同情被压迫者，不妥协地同反动专制作斗争。在当时几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他不倦地进行斗争，发出正义的呼声。巴金对伏尔泰的这种战斗精神非常推崇：“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2]巴金把伏尔泰与左拉一起作为自己做人的榜样，一直到晚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劳动改造时，他仍念念不忘伏尔泰与左拉的这种“干预生活”的行为，并期望有和他们一样有勇气的人站出来，为一切遭受不幸的人们鸣冤。

但思想上对巴金影响最大的还是卢梭的民主主义。在巴金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这位民主主义思想先驱的怀念与崇拜：

这个“日内瓦的公民”至今还屹立在巴黎国葬院门前，他的遗体也安息在国葬院里面。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申诉我的苦痛的胸怀。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罢。^[3]

卢梭和伏尔泰同属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但卢梭的思想更激进，代表着最下层阶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开山祖。卢梭饱尝了封建制度下的艰辛和痛苦，对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强调“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抨击封建统治下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卢梭还提出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的社会学说——社会契约论。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革命性。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进展，也影响着其后一百多年来很多反封建、争取独立、争取解放的民族与国家的革命斗争。正如巴金所说，卢梭是“近代思想之父”。^[4]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进步的思想界也得到广泛传播。很多立志推翻清政府、推翻几千年封建制度的革命者，都从卢梭寻求思想武器，汲取斗争的力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把翻译、学习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力图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去认识中国的现实，改变中国的现状。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就充满了对卢梭的敬意，蕴含着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邹容依据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来攻击封建专制统治，把“天赋人权”作为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理论根据，他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他把卢梭的思想喻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疾呼中国人民学习、接受、运用卢梭等思想家的思想，以挽救中国的命运：“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5]《革命军》是一篇充满民主主义精神的战斗檄文，在当时的翻印销量达百余万册，占所有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正像鲁迅所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6]由此可见，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很早就影响着中国进步的思想界，推动着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对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来说，卢梭的思想仍然起着进步作用，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金正是从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出发，接近卢梭，受到卢梭民主主义思想的鼓舞。

巴金与卢梭思想接近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站在封建制度正在解体的现实土壤上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猛士。时代给他们提供了相接近的条件。巴金在现实生活中目睹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与劳苦人民的痛苦、封建礼教的残酷与善良弱者的悲剧，他的心被不公道、不正义、不平等的现象折磨着。他憎恨现实生活的“囚笼”，憎恨封建专制，他把他对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抨击和激愤心情倾泻在文章中。这正是联结巴金与卢梭的内在感情的纽带。卢梭对人世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这样写道：

凭借父权公开地侮辱人道的种种情况，不是更常见而更危险的事情吗？由于父亲粗暴的压制，埋没了多少天才，使多少儿女的意志不得自由！有多少人如果处在一种适宜的环境中是可能出人头地的，但他们竟在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境况中悲惨而屈辱地度过了一生！在那种永远与自然秩序相违背的社会条件下，有多少幸福的婚姻因为男女双方地位悬殊而终被拆散或遭到干涉，有多少贞洁的妇人丧失了贞操！有多少因利害关系而结成、却被理性与真正爱情所否定的离奇婚姻！甚至有多少忠实而有品德的夫妇，只因错配了姻缘而双方都感到痛苦！有多少因为父母的贪婪而受害的不幸的青年，耽溺于放荡的生活，或者在流泪中过着悲惨的日子，呻吟在他们内心所拒绝、却被金钱所促成的、不能离异的结合之中！他们之中如果有人，在野蛮的暴力还没有强使他们在罪恶或绝望中度其一生以前，由于自己的勇气和美德毅然脱离人世，那或许是更幸福的！^[7]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卢梭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所抨击的罪恶现实，也是巴金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所憎恨的现实；卢梭所揭露的父权、婚姻制度以及反映的青年的痛苦等，都是巴金笔下常常出现的主题；卢梭的人道的同情、正义的呼吁、悲愤的感情，都充溢在青年巴金的心中。可以说，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同卢梭时代法国社会的某种相似，使巴金产生了和卢梭共鸣的思想感情。

卢梭的“天赋人权”的思想也影响了巴金。“天赋人权”是卢梭思想的前提与基础。卢梭认为，人生而是自由的、平等的，自然赋予了人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人最本能的要求应该是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求得自己的幸福。他说：“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8]这种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权利的观点，受到长期生活在丧失人权的旧制度下的巴金的欢迎。在当时反对封建礼教、突破家庭囚笼的斗争中，这种思想是青年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武器，成为青年追求个性解放、争得独立自由的力量源泉。巴金说过：“我们活一天就一天渴望着快活与笑乐，阳光与幸福。自然把我们造成这样的。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求生求乐。这是应该的，谁也没有权利把‘生’与‘乐’给我们剥夺去的。”^[9]卢梭也说：“我们原始的情感是以我们自身为中心的；我们所有一切本能的活动首先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幸福。”^[10]

卢梭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人权的崇仰与巴金的思想相通，卢梭提出的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号召，也符合青年巴金的心愿。从“天赋人权”出发，卢梭批判了扼杀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私有制及封建社会。他认为，私有制的产生、发展，窒息了人们自由、平等的要求。在封建专制下，人被分为主人和奴隶，奴隶失去了起码生存的权利。为此，他猛烈地、无情地攻击了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支配的地方，无论哪里，谁也不能从正直中得到一点希望，专制决不容许任何其他的主人；一当专制发言的时候，立即就没有诚实和义务可以作为指南，极盲目的服从就是奴隶们所有的唯一美德。”^[11]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阐述了社会契约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有权利推翻不符合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不符合“社会契约”原则的统治，在此，他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迸发了战斗的火花。在所有启蒙思想家中，卢梭最为激进、最富战斗性的表现，就是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专制。他肯定人民自由的权利，因此“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12]卢梭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战斗精神，最符合巴金的思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战斗精神是巴金思想的显著特点，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巴金从来是不遗余力的、猛烈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号召、激励人们起来同一切不符合人性的不平等的社会作斗争。这是卢梭比其他启蒙主义作家对巴金更有吸引力的原因。

但是，巴金接受卢梭思想的方式与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方式并不一样。尽管巴金的民主思想与卢梭是相通的，可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卢梭的信仰者，却成了一个克鲁泡特金的信徒。这与中国近代社会状况有关。卢梭的民主思想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界起过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扎下根来。正如李泽厚指出的：“仅从思想史角度看，便很清楚，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它们与近代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蒙昧、等级、专制、封闭、因循、世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帝王权术的‘政治’，倒成为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和正统力量。”所以，在中国漫长的近代和现代思想史上，“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13]正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小生产所有者的汪洋大海，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形态中，章太炎式的带有封建宗法农民色彩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较之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更有社会基础。所以巴金最初踏上社会时并没有接触到卢梭的思想，他是通过无政府主义思潮，间接地认识了卢梭。

卢梭在历史上的重要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还在于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不同的社会思潮。恩格斯在谈及卢梭的平等观念时就曾说过：“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14]无政府主义作为十九世纪形成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蒲鲁东有很多理论就是直接从卢梭那里接过来并加以发挥的。

无政府主义和卢梭都把“人性”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卢梭把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为他判断人类现在状态的依据，克鲁泡特金把人的“互助”本性作为研究设计人类理想社会的依据。他们都忽视了对人的生产关系的考察，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人性论”是无政府主义同卢梭共同的哲学基础，卢梭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开了无政府主义崇尚“个性”的先河。卢梭说：“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15]无政府主义也特别强调个人意志，反对一切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名言就是：我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我也不强迫任何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影响着无政府主义理论。卢梭认为最合理的社会应该是按人民的共同意志组成，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无政府主义很多理论家都接受了这一政治学说。蒲鲁东同卢梭一样认为“社会结构不是别的，而是建立在自由契约和经济力量组织基础上的利益的平衡”，“社会契约是最崇高的证书”。^[17]克鲁泡特金也吸收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设计他的未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蓝图的依据，巴金曾经这样解释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中央集权的机关应该让位给自治的公社（或共同社会）之自由联合；自由合意与相互了解会来代替法律的力量。在自由合作与自由创意上面展开了未来社会的全景。这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的要义。”^[18]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无论在认识方法上，还是在社会思想上都同卢梭的思想有着相同之处，有些甚至存在一定的师承关系。无政府主义者一般都把卢梭作为自己的先导，他的著作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献。1927年，无政府主义刊物《民钟》上连载了一篇编译文章《无政府主义文献》^[19]，介绍了卢梭、高德文、傅立叶、蒲鲁东、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邵可侣、约翰·莫斯特等九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其中第一个就介绍卢梭，开头就说：“近代思想底出发点，可以说是起源于卢梭。就是无政府主义底思想，也可以说是来自卢梭底平等思想。”^[20]作者把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必读书。巴金很可能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时，就被容含于其中的卢梭思想所吸引。譬如，他在论述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生活形态时，就反映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总之在社会革命中生活的各种形态都必须建立在自由、平等与正义之根柢上面，同时还应该建立在了解与同情上面。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