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彩的恐怖描写——杜大心、敏……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恐怖主义活动描写最多、描写最好的作家。如果说，蒋光慈所描写的一些个人恐怖活动仅仅反映了“四一二”事件以后一部分革命者“左”倾冒险主义的情绪，那么巴金作品的涵义要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从巴金的创作道路来看，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就成功地刻画了杜大心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心理；接着，他又在第二个中篇《死去的太阳》中描写了工人王学礼的纵火活动；1930年代，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中里又塑造了恐怖主义者敏，直到抗战，他还在《火》的第一部和第三部中写了朝鲜爱国志士和中国青年的暗杀活动。这期间，他在短篇小说如《复仇》《马拉的死》等里也写到了暗杀。这些描写中，除了哥代暗杀马拉是属于反革命暴力外，其他都是社会正义力量对邪恶势力的挑战、复仇、反抗。

巴金的人物画廊中的这些恐怖主义者群像，大致也可以按巴金的理解分为两类，一类是复仇型，即所谓“一命报一命”者。如《复仇》中的犹太人福尔恭席太因，《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他们原来都是安分的善良人，可是当暴行降临他们的亲人头上后，“复仇”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这种心理刻画得最好的是福尔恭席太因。这个犹太小商人的新婚妻子遭到军官奸辱而死，他告状不成，家又被毁，当他想寻死之时忽然想到了复仇：“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的射入了我底头脑。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底目标了，我还是要活下去的。”这样，复仇和恐怖不仅成了他生活下去的支点，而且成为变态心理支配下的一种追求和满足。当他历尽艰辛，终于刺杀了仇人之时，巴金这样描写他：“在车灯底微光下我看见他底痛楚的挣扎和脸上的那种难看的表情，我非常满意……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舔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在刺杀另一个仇人之前，他也是“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装了子弹的手枪吻许久”。^[25]福尔恭席太因无疑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但他的目的较为狭隘，他的唯一要求就是复仇，他的唯一目标就是那个加害于他的敌人（朱素贞也是如此）。因此当他杀了仇人，达到了“一命报一命”的目的后，他的生活勇气也被摧毁了，于是，他自杀了。在巴金笔下，描写更为成功的恐怖主义者形象是第二类的“以死报死”者。这样的人物心理要复杂得多，促使他们去行恐怖主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以杜大心为例。他首先是一个非常敏感，又疾病缠身的人，他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个个粉碎了：他的爱人向旧礼教妥协了；现实生活到处是一片惨状；穷人在贫困的逼迫下卖儿鬻女，甚至食人为生，而剥削者却荒淫无耻。这一切使他原来“爱一切人”的幻想破灭，他企图改变这一切，却又无力改变，谁也不了解他，不相信他，终于使他产生了“憎恨一切，毁灭一切”的思想。他既恨那“摧残爱”的制度，也恨那“不能爱”的被压迫者，最后只能走一条自取灭亡的悲剧道路。如巴金所说：“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在我看来他并没第三条路可走。”^[26]因此杜大心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在不合理的社会刺激下自然的归宿，更何况作者还强调杜大心生着第二期的肺病，对人生和个人都感到了病态的绝望，才会走上恐怖主义的绝路。所以杜大心的恐怖主义是带有自杀性的，巴金这样写道：“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底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把死当作自己底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的长久不息的苦斗，因此他一旦知道死就在目前了，自己快要到了永久的安息地，心里也就很坦然了。他反而觉得快乐，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可以终止他底一生的痛苦了。”^[27]《爱情的三部曲》里的敏也是这样。他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不是出于理智的考虑，而是一系列感情的冲动。战友的牺牲，环境的压迫，不断刺激着敏的神经，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死的轮值”，并渴望早一些结束自己的生命，“敏炸死一个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这就是你所说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除了这就没有别的意义”。^[28]虽然杜大心去刺杀戒严司令与张为群的牺牲有关，敏去暗杀军阀旅长也与同志的死有关，但这仅仅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他们真正的动机，就如巴金前面分析这类恐怖主义者时所说的，“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

巴金笔下这一类恐怖主义者形象的原型，主要是来自欧美恐怖主义者。如他自己所说，杜大心和李冷“只有一半的真实，其余的一半则是从书本（尤其是一些外国革命家的传记）里来的。这样的两个人我在实生活里并没有遇见过”。^[29]这里说的“外国革命家”包括了俄国民粹派和其他一些欧美的恐怖主义者。相比之下，中国自古就有的恐怖主义者的形象对巴金的影响不大。我们不妨把老舍与巴金的作品比较一下。老舍先生站在一个正直市民的立场上，在创作中表现了鲜明的人生态度与是非观念。在他看来，救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低着头读书，正直地做事，慢慢教育民众，另一条则是破命杀坏人。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军阀、恶霸流氓、侵略者，他主张把他们干掉。但在老舍的作品里，无论丁二爷干掉小赵（《离婚》），李景纯暗杀军阀（《赵子曰》），还是钱老者谋杀日本人（《四世同堂》），那些暗杀者在气质上心理上都与传统的除暴安良的侠义主义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他们或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或是怀着为民除害的宏愿，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在一般社会心理上也较容易为中国市民读者所接受。而巴金的人物则完全属于另一类型，他们暗杀军阀的动机，用“为民除害”来概括也太狭隘，因为他们在理智上都知道他们的敌人是整个制度而非个人，只有当一系列的刺激使他们丧失理智的情况下，他们才借助暗杀行为来实行一种“自杀”。因此，老舍笔下的不怕死或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到了巴金笔下就成了渴望“死能够带来心境的和平”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的人物了。

所谓“死能够带来心境的和平”，实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绝望心理的反映。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的黑暗，一方面又看不到人民之中潜在的巨大革命力量，在反抗黑暗的斗争中，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前途，看不到同盟军的支持，他们单枪匹马，左右冲突，最后只能一个个地失败遭捕、牺牲。在这环境刺激下，他们神经特别脆弱，情绪特别紧张，就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以求一死来给敌人最后的打击。俄国民粹派司特普尼亚克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话，道出了恐怖主义的产生及其根源：“1872年到1875年的传道者，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宗教的。他们底信仰是社会主义，他们底上帝是人民。纵然他们所见的事实与他们底理想相反，他们仍坚决地相信有一天革命会爆发的，恰像生在中世纪的人迷信着世界末日底裁判快要到临了那样。然而残酷的实际对于他们底热诚和信仰给了一个大的打击，把他们所崇拜的上帝（人民）底真面目显露了出来，这和他们从来所梦想的并不相同。这时候他们仍愿为人民牺牲一切。不过他们在这第一次失望之后，已经失掉了奋斗的狂热和勇气，看不出前途有胜利的希望，于是宁愿抛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便走向殉道的路上去了。”^[30]杜大心和敏的心理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巴金这样评价杜大心：“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31]敏的冒险行为曾引起李佩珠、方亚丹等人的反对，可是当他死后，他们立刻原谅了他。他们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巴金本人的态度。过去有人曾就这一点指责巴金是在宣扬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其实巴金根本无意宣传什么，他既没有推崇这些恐怖主义者，也没有贬低他们，但他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愿意把他们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心理变化和主客观原因展览似的表现出来，让读者与他一样去理解和同情他们。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巴金作品中描写恐怖主义的矛盾了。这个矛盾首先来自思想方面。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性与长期性缺乏科学认识与思想准备。无政府主义者也强调民众的力量，但他们并不真正地认识民众，因此把发动民众视作十分简单的事，一旦在现实中碰了壁，他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献身精神就只能靠恐怖主义来发泄了。巴金的矛盾正在于此。尽管在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中他看到了恐怖主义的弊病，使他领悟到单靠个人的恐怖活动来争取斗争胜利是不行的，必须走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道路，然而整个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为他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接触到具体斗争，他就只能像其他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去求助于恐怖主义了。他的论文与小说不同。当他写论文时，尽可以十分精辟地列举恐怖主义之害，可是创作却需要具体的形象和故事，那他就不得不运用恐怖主义的壮举来体现他对旧世界的反抗意志和甘愿为追求光明而自我牺牲的精神。

其次，是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巴金在理智上反对恐怖主义，可是在感情上又同情和敬仰恐怖主义者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并为此原谅了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这样解释恐怖主义者的思想动机：“我们既不能活着，使得人们彼此相爱，使受苦的多数人过幸乐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破坏那制度或维持着制度的人，使得‘憎’早点消灭，‘爱’早日降临。”^[32]这在白色恐怖的二三十年代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巴金把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过于抽象化了，他在赞美反抗黑暗的革命者的同时，对他们的一些错误行为也抱着一定的同情。较为典型的是巴金对暗杀马拉的凶手夏洛蒂·哥代的同情。马拉是巴金最推崇、最敬爱的法国大革命的领袖，哥代是法国外省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她受了反动贵族的谣言影响，误认为马拉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就只身来到巴黎，暗杀了马拉，自己也被送上了革命政府的断头台。对杀害马拉，巴金是抱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哥代破坏了革命。但由于对抽象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他对哥代在暗杀马拉后坦然无畏地走上断头台的行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哥代的确死得很勇敢”。在《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这篇散文中，他满怀感情地说：“我恨她的行为。但是我爱她我觉得我自己也立在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我不瞬眼地望着那悬垂的大刀。我在心里祈求着：‘不要落下来罢。’”他不仅对哥代惋惜，还惋惜一个为哥代辩护因而也被押上断头台的青年吕克斯，并不无崇敬地将马拉、哥代、吕克斯并列，说：“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了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一点惧怕，一点惋惜。”^[33]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巴金的理智与感情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某种意义上也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恐怖主义对巴金的影响是复杂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恐怖事件都是资产阶级镇压人民而引起的抗议活动，它使巴金擦亮了眼睛。他在五四前的家庭生活环境中亲身体会到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而这些恐怖事件又使他进一步体会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与残忍，因此，在192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于欧美民主体制时，巴金却在文章中一再抨击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鼓吹要用暴力彻底推翻它们。从消极的方面看，恐怖主义使巴金产生了一种英雄感，这种个人主义的英雄感与巴金原有的崇尚自我牺牲的思想结合起来，局限了他的视野，俘虏了他的感情，模糊了他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原谅了恐怖主义的错误及其有害于革命的一面。这种复杂的影响，正是通过他作品里对恐怖主义者的描写表现出来的。

（初刊《文学评论丛刊》第21辑，1985年1月）

【注释】

[1]巴金《忆·信仰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15页。《信仰与活动》的前一部分讲高德曼以及《告少年》和《夜未央》给巴金的震撼，后一部分讲五四运动及《新青年》等各种新杂志给巴金兄弟的影响。收入《文集》时，前一部分文字全部被删，保留的后一部分与另一篇《小小的经验》合并成一篇文章，巴金取名为《觉醒与活动》，见《文集》10／1961／71—80。后编《全集》时，巴金又全部恢复初版本。《全集》12／1989／403—407，引文见第405页。

[2]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5页。本书1929年8月由上海启智书局初版，名为《地底下的俄罗斯》，1936年改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易名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后收《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又改名为《地下的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140页。

[4]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后记”第1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237页。

[5]薇娜·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初版。《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页。

[6]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期（1926年4月16日，第102—104页）、16期（1926年5月1日，第188—196页），引文见16期第196页。该文后刊《民钟》1卷16期（1926年12月15日，第30—36页）以及收入书中时，标题及文中的“安那其”均改为“无政府”。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147—167页，引文见第166—16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38—153，引文见第152—153页。

[7]参见芾甘（巴金）《东京的殉道者》，载《民钟》1卷14期，第3—11页，1926年1月。补充修订后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69—19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54—174。

[8]芾甘（巴金）《支加哥的惨剧》，载《民钟》1卷13期，第33—44页，1925年9月，引文见第33页。修改后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改题为《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第1—94页，引文见第2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55—122，引文见第56页，巴金把“光明”二字删了。

[9]芾甘（巴金）《断头台上》，连载《民钟》2卷1、4—5、6—7期，引文见《民钟》2卷1期，第61—62页，1927年1月25日。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99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1。

[10]吴樾《暗杀时代》，载《民报》增刊《天讨》，1907年4月。

[11]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16期，引文见15期104页。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51页。《文集》未收。该文收《全集》第21卷时，这段文字被删。

[12]转引自罗索（罗素）《自由之路》，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页注释。

[13]本段落三处引文，见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覆同志的一封信》，载《民钟》2卷6—7合刊，第436—445页，1927年7月25日，引文见第439、440、441页。初作为附录收巴金《断头台上》，题为《论恐怖主义答太一书》，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初版。《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8—257，引文见第250、252页。

[14]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8、249。

[15]芾甘（巴金）《杂感》，载《民钟》1卷15期，第54—55页，1926年6月，引文见第54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99。

[16]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8，巴金把“显官”改为“显宦”。

[17]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8、445页。《文集》未收。《巴金全集》21／1993／249、257。

[18]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8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9，巴金把“同情于”改为“很了解”。

[19]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42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54。

[20]巴金《死之忏悔·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初版，现据《梦与醉·关于〈死之忏悔〉》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初版，第56—57、57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322、323。

[21]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45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57。

[22]巴金《无题·“重进罗马”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文集》10／1961／329和《全集》13／1990／334。

[23]芾甘（巴金）《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载《民钟》1卷15期，第7—13页，1926年6月，引文见第7页。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27—146页，引文见第12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23—137，引文见第123页。略有删改。

[24]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16期，引文见16期195—196页。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66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52。

[25]巴金《复仇》，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52、54、55页。收《文集》7／1959／64、65—66、67和《全集》9／1989／11、12、13，略有改动。

[26]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7页。《文集》10／1961／139—140和《全集》12／1989／239—240，略有删改。

[27]巴金《灭亡》，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文集》1／1958／147和《全集》4／1987／143。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28]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1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文集》3／1958／541和《全集》6／1988／476。

[29]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1941年3月20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90，改题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30]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36—37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32页。1876—1877年是俄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民粹派在传道运动的祭坛上牺牲太大了，于是取代“语言的力量”（传道）开始了“行动的力量”，开始是示威游行，但政府残酷血腥的镇压和逮捕激怒了革命党人，恐怖主义便应运而生。“然而要去掉那一群躲在如林的枪刺后面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怎样才能够使他们绝迹于俄国呢？要像在比较俄国幸福的西欧各国中那样向正面去用力攻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只得用一种侧面攻击法，使那队强盗来不及用自己底力量去防御，那么他们的力量也就无用了。于是恐怖主义便应运而生。”《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49—50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41页。

[31]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生之忏悔》，第8页。《文集》10／1961／140和《全集》12／1989／240。

[32]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41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53，略有改动。

[33]三处引文，引自巴金《黑土·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0月初版，第54、55、61—62页。《文集》9／1959／74、75、79和《全集》13／1990／561、562、566，巴金的改动有四处：一是把第一处引文中的“很”删了；二是把第二处引文中的“我爱她”删了，三是把第二处引文中的“我在心里祈求着”改为“我听见一个声音”；四是把第三处引文的最后改为“没有惧怕，没有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