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始终抱着复杂的态度。恐怖主义不是从无政府主义开始的。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产生了一种以暗杀为职业的人——所谓“刺客”或“游侠”，他们是最早的恐怖主义者。由于这些刺客所暗杀的对象往往是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被处于奴役地位但又无力反抗的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一方面受到了外来影响，一方面也从传统的暗杀活动中寻找武器，又一次掀起了恐怖主义高潮。1905年为暗杀出洋考察五大臣而身死的吴樾，就公开宣称“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0]这种暗杀行为，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带来的。在国外，恐怖主义也早于无政府主义就产生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无法完全摆脱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幻想有一个和平自由的世界，但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却愿意仿效基督教的殉道精神，把断头台当作十字架。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恐怖主义风行一时，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国总统加尔诺、美国总统麦坚尼，先后被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师复也组织“暗杀团”，从事恐怖活动。可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暗杀活动，开始还有一定的目的性，到后来越来越陷入混乱的状况。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拉瓦夏，他因多次扔炸弹炸军营、酒店、住宅而被捕，最后他又去杀死一个乞丐，他说一个乞丐“是一个寄生者，这应该铲除的”，并公开宣布爆炸弹“是弱者对施压迫的强者复仇的武器”。^[11]

在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恐怖主义。罗素在《自由之路》的一个注解里引用了一段贝文顿（L.S.Bevington）在《无政府主义和暴行》书中的话，大致可以代表那种不赞成恐怖行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自然我们知道，在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们里，有少数动摇而狂热的人，他们对一切非法和耸人听闻的恐怖行为都神经质地欣喜若狂。这些人理智不清，道德败坏，他们给警察以口实，做了反动报纸的宣传材料，而且一再表现唯利是图。他们的激烈行为和他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弄来弄去他们终于变成了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人民拯救者的最受欢迎的得力助手。”^[12]这样的批评是十分苛刻和严厉的。巴金基本上也属于反恐怖主义派，但他对恐怖主义者的态度并不严厉，还给以一定的同情。他绝不认为恐怖主义者的暴行和信仰能为金钱所收买；相反，在他看来，从事恐怖主义暴行的人，是需要有极大的正义感与勇气的。

巴金对恐怖主义作过仔细研究，他分析了恐怖主义在近代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民粹派时期的“一命报一命”的报复主义。他以司特普尼亚克的小册子《一命报一命》为例，解释“一命报一命”的主张是“有特权者杀了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把那杀人者杀掉；这全是防卫的报复的性质”。他认为民意党人的许多暗杀活动，目的都在报复和自卫。第二阶段是稍后的欧美及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主义。巴金认为这时的恐怖主义的范围扩大了，不再像俄国的恐怖主义那样是出于专制的压力、被迫实行的，而是带有主动的、挑战的性质。当专制统治着人民的时候，这些恐怖主义者不能容忍这种现状，他们采用暗杀手段，含有“以死报死”的含义，意思是“我把你（指统治者——引者）杀了，我自己也把我的生命来报偿”。巴金认为这已离开了自卫和报复的意义，指出这些恐怖主义者的行动“不是仅由几个单纯的理由所能决定，这不一定经过理智的判断，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13]在巴金后来的创作中，有许多恐怖主义者都是属于这两类。

在理论上，巴金并不赞成恐怖主义，而且他竭力想否认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直接关系。他在1927年与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太一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文章《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中，详细阐述了他对恐怖主义的批评。他的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指出恐怖主义的错误，巴金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是制度，不是个人，制度不消失，杀了人也是无用的。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策略应该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而不是暗杀。“假若我们有力量足以起革命，那么我们可以把特权者推翻，用不着暗杀了，若我们没有力量，则纵使杀了一二人，流血数步，事实上新压制者又将起来，而民众仍在下面受苦，我们的进行仍不会有好的现象。”巴金的这一看法，与他的历史观中的唯物因素有关。任何社会制度都建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不是由某一二个人的好坏决定的，他说“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民众之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之不足，这使得现社会延长下去”^[14]，所以“社会革命并非能由单纯的暗杀行为所能成功的”^[15]。第二，从实践教训中得出经验，巴金以俄国民意党为例分析了恐怖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俄国民意党专注于暗杀沙皇及其他统治者，没有精力考虑暗杀后的计划，在牺牲了一大批革命精华之后，尽管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成功了，但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实行了更残酷的专制压迫，而民意党因耗费了全部力量，无力反抗，最终失败。他说：“当一个革命党，以党的全力注意到暗杀这方面，有时杀一个暴君或显官费了许多的精力，失败了许多次，然后才得成功。在这种时期中，因为周围形势的危急，这个党必定会把其他的事都荒废掉，而且无余力预备以后的事，纵使暗杀成功，革命党亦会到束手无策的地步，没有人再能注意到这暗杀后的计划了。”^[16]第三，从社会效果来看，巴金认为实施恐怖主义会影响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由于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采用恐怖手段，使人们心中产生反感，常常将恐怖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巴金认为这样下去是不利于无政府主义传播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巴金竭力证明，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两回事，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仅仅是“个人行动，其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无关”。他明确表示：“我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方法。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因此对于恐怖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确切的必胜的工作。”^[17]

从这个标准出发，巴金对搞恐怖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种种批评。柏克曼是巴金崇敬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892年，美国的霍姆斯特德工人罢工发生流血事件，柏克曼只身前去暗杀镇压工人的资本家福利克，未遂被捕，在狱中度过了十四年，巴金在巴黎见过他，很佩服他的人格。但是对柏克曼的暗杀行为巴金却颇有微词，他坦率地说：“我虽然同情于柏克曼等，但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举动于主义之宣传有多大好处。”^[18]巴金对待日本的恐怖主义者古田大次郎的态度也是如此。1923年9月日本政府趁东京大地震之际，散布谣言，大肆屠杀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被杀。为了报仇，古田大次郎便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准备暗杀当时的关东戒严司令福田大将，但未成功，被捕后被判死刑。在狱中他写下了《死之忏悔》一书，阐明自己的思想。巴金对这些遭难的无政府主义者深表同情，他也非常钦佩古田大次郎的牺牲精神，称他狱中绝笔《死之忏悔》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19]，甚至还说简直是为了这本书他才去日本学日语的。然而他不承认这本书是无政府主义的书，他分辩说：“这书可以说是和安那其主义不相干。若把它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合。或者把它看作一个纯洁的青年灵魂（或者就说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不可。”对于古田大次郎的恐怖手段，他也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恐怖手段断送了一个宝贵的生命，为此感到可惜。他说：“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20]

巴金从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恐怖手段的危害，但他的反对态度并不彻底，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在他看来，造成恐怖主义的根子在于专制制度，在于黑暗的反动统治，恐怖主义者是丝毫没有责任的。巴金将锋芒直指旧的社会制度，“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21]为此他主张只有推翻现存制度才能真正杜绝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另外，恐怖主义者的自我献身精神也感动着他。巴金从小培养起的信念是：人生的乐趣在于付出而不在于索取。面对兽欲横流、人性丧失的黑暗现实，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浪漫主义的热情举起叛帜，号召弱者起来为自身解放和复归人性而战斗。要斗争就免不了要牺牲，他说：“自由并不应当视作天赐的东西。自由是有代价的。”^[22]这个代价，在巴金心中就是舍弃生命。所以他对于世界上一切为真理、为信仰以及为维护人类尊严而献身的战士，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敬仰他们。俄国民粹派和欧美恐怖主义者的自我牺牲行为都使他看到了这种理想人物，他用一种净化了的感情扬弃了恐怖主义本身的荒唐和危害，只看到了他们身上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与伟大。

他这样评价俄国的恐怖主义者：

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动人的最光荣的一页。谁都知道俄罗斯是革命思想和行动最富饶的园地，在这些土地上生满了最美丽的花，这便是“爱自由重于生命”的俄国革命青年。最初的“虚无党人”（……）都是极高尚的纯洁的青年。他们富于自己的牺牲的精神；他们完全轻视自己身体的快乐；他们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他们抛弃了一切，甚至于爱情和婚姻。他们不顾危险，视死如归，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死便是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的方法。^[23]

他这样赞美法国的恐怖主义者：

一个人富于反抗的精神，不能忍受着压迫，他热烈的爱人类，爱自由，他很刻苦的朴素的过他的生活，他具有极端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因而他才敢于做他所认为正当的事。——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他们是暴徒么？我们能够说那些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维持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温良的君子，而那些为着全人类的利益来推翻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暴徒么？假若暴徒与君子的区别是这样的，那么我宁愿做暴徒而不愿做君子了。^[24]

我们将这些过火、夸张、充满着崇敬心情的溢美之词与巴金对恐怖主义的批评做一对比，不由惊奇地发现，这里包含一个多么大的矛盾！巴金严厉批评恐怖主义行为，却丝毫不怪罪执行恐怖主义的人，反而把他们视作理想的化身和圣徒。这一矛盾，在巴金的创作中也深深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