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反抗旧制度，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那么，一个反抗者应怎样去战斗呢？巴金除了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作过一番设想外，还把眼睛转向全世界的反抗运动。他考察和研究了这些运动的成败得失，从中找到了他认为最健全的方式和精神，那就是俄国十九世纪末叶，民粹派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巴金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讲到驱使他“走解放的路”的原因，除了家庭环境的促使外，还因为他“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1]即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亢夫的《夜未央》，它们富有象征性地显示了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巴金的影响。特别是当《告少年》向他指出了社会理想以后，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投入到反抗运动中去。这一条道路，巴金在《夜未央》描写的民粹派活动中找到了。

民粹派运动是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平民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一方面他们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把原来停留在理论宣传上的革命活动施之于行动。但另一方面，整个民粹派思想体系与具体行动都存在许多错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民粹派当时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巴黎公社的影响，他们看到一个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为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伟大理想而奋起革命，洪水一般的流血和悲壮的牺牲，刺激了他们对暴力的英雄主义向往。二是来自现实的影响。民粹派原来过高估计了俄国农民，把俄国农民看成“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发起“到民间去”运动，深入乡村宣传革命思想，可是沙皇政府的镇压击破了他们的美梦，而农民的不觉悟又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觉得“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乡即不得不靠刀剑底力量”。^[2]恐怖主义就应运而生了。1878年，薇娜·沙苏利奇刺杀彼得堡警察总长特列颇夫（未遂）和司特普尼亚克暗杀彼得堡宪兵司令麦孙采夫，揭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一直到1881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许多民粹派革命者被捕，整个运动才被镇压下去。民粹派尽管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以前，仍不失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尤其是他们抛弃个人利益，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在俄国人民反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巴金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受他们影响。但他对民粹派的“公社理想”兴趣并不很大，他是用反抗专制的革命精神来概括十九世纪俄国社会运动史：“一百多年来俄国革命党人就在极力与专制政治奋斗，鼓动民众起来叛乱以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充满了最优秀的男女的献身事实与牺牲精神。”^[3]他编译、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民粹派的著作，对司特普尼亚克、妃格念尔、索菲娅、奈其亚叶夫等民意党人（民粹派中一些最为激进的分子）充满了敬意。

民粹派中对巴金最有影响的是民粹派著名的活动家司特普尼亚克，1878年他暗杀圣彼得堡宪兵司令后流亡国外，撰写了许多民粹派英雄的传记，介绍他们的事迹。尤其是《地底下的俄罗斯》一书在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金在1926年读了这本书，被书的“文笔和事实感动到极点”。^[4]巴金早期小说《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青年恐怖主义者形象，从精神上、气质上都与司特普尼亚克笔下的民粹派英雄很接近。女革命家妃格念尔和索菲娅也是巴金崇拜的英雄，巴金作品中的青年人一再从这两个女性身上吸取斗争的力量，尤其是妃格念尔，她的《回忆录》深深感动过巴金。这个因参与谋杀沙皇案而被捕的女革命者，在暗无天日的席吕塞尔堡监狱里住了近二十年，始终坚强不屈。巴金翻译了她的《回忆录》第二卷，在译后记中他说，阅读她的《回忆录》，“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5]至于奈其亚叶夫，巴金不仅在《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中专门为他列传，还在小说《新生》中，通过主人公李冷之口，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像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

在研究民粹派运动的同时，巴金还在较广泛的范围中研究了世界反抗运动，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运动。1927年巴金选择去法国，除了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纳中国学生以及生活费用较低外，主要还因为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都流亡到那里。巴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社会活动家，进一步了解了世界的反抗运动状况。

法国是无政府主义势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十九世纪末，巴黎就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造成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之中。1891年五一节，因工人游行引起与警方的冲突，无政府主义者德康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这一无理审判激起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愤怒。第二年，恐怖主义者拉瓦夏等人密谋了一系列暗杀和爆炸事件以示抗议，半年之中连续发生多次耸人听闻的事件，直到6月25日法国总统加尔诺在里昂被刺。巴金对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活动抱有较大的热情，他专门撰写《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介绍这些人的活动，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安那其党人的暴行，是由我们现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和压迫造成的，像暴风雨以前积累在空中的黑云一样的使那暴风雨不可避免……所以这种暴行是救人类而非害人类的；只要那种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受苦的情形还存在，这种暴行也是不可免的。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这种暴行，然而这些牺牲自己生命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毕竟是值得我们祝福的！”^[6]巴金对日本发生的镇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恐怖活动，也持同样的态度。^[7]

另外，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审案也吸引过巴金，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美国工人为缩短工作时间同资本家进行激烈的斗争。1886年，资产阶级慑于工人罢工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他们不甘心，就在这一年五一节的工人风潮中，当局借口有人扔炸弹，逮捕了九名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有四人被判处绞刑。那四个临刑者都在绞刑架下作了长篇讲演，为他们的信仰和行为辩护。这个事件对巴金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先后在这一事件的四十周年和五十周年纪念时，都撰文介绍当时的斗争情况，为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们树碑立传。他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政府和法律，说死者的血和其他反抗者的血已积成了一个血海，断言“总有一天这血海中的海浪会冲上岸来，把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冲倒，洗出一个新鲜的光明世界！”^[8]

1928年，巴金介绍世界无政府主义殉道者的文章，被汇编成《革命的先驱》一书。巴金说：“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9]如果说《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是巴金阐述无政府思想的理论著作，那《革命的先驱》则是他阐述应该如何为理想而斗争的实际事例，巴金希望通过这些先驱者的血，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要人们和他一样，去为理想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