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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基本上了解到巴金前期的社会政治观点中，哪几个方面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我们再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种种违反历史的论断了。譬如说，有的研究仅仅看到巴金有宣传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一面，就断言他前期主导思想不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而是来自革命民主主义，甚至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有些人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抓住“互助”这一点，就断言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巴金）是反对阶级斗争的。

我们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巴金前期的社会政治观点虽是个庞大的复杂体，由各种因素构成，但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无政府主义。这不仅表现为巴金继承了无政府主义中反强权、反专制的种种积极因素，而且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中消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的影响。因此那种认为巴金早期社会政治思想客观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巴金前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无政府主义特征，除了上述三大方面外，另有一方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由于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共运史的背景上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立的，无论是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的斗争，还是列宁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对社会党左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都使巴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反感。但他不像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右翼政客，对马克思主义作歪曲性攻击。他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社会主义学说，放在无政府主义的对立面进行过研究。他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如对历史唯物论的运用。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观点是合理的，如他说：“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派——引者）说资本制度不废除，工人便不会获得自由与安乐，生产机关与分配工具必须从私人手中收归公有，这就是说，土地、机器、工厂、矿坑、铁路、轮船等等都不该由私人占有……生产与分配之工具必须成为公有的财产。垄断、利益、赢利、掠夺、工钱奴隶制等皆将因之消灭，生产与分配之工具将由无产阶级自由使用，社会的不平与不义应该废除，阶级应该消灭，所有的人全都自由，一律平等。社会主义的这些意见大半是和安那其主义者相同的。安那其主义者所鼓吹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本人在一封信里也说过。”他还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在的所有主决不会自愿和平地放弃他们的占有物。全部历史和过去的经验都证明这句话是不错的”。^[35]从这些话可以看到，巴金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很深的偏见，当马克思主义的有些观点与无政府主义不发生冲突时，他一般也表示赞同。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以后而提出的一个根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巴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就暴露出来了。

巴金一向是相当注意研究俄国革命历史，对十月革命与之前的二月革命，也曾作过具体的评论。他对十月革命作为一场民众革命运动表示了高度赞扬：“俄国革命之所以比以前所有的革命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意义者即在此。它不仅废除了沙皇及其绝对的统治；它还做了更重大的事情：它毁坏了有产阶级、大地主、工业大王等等之经济的权力，因此它就成了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事业。”他把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结论是，俄国革命“比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些，因为它进入社会的根底更深”。^[36]他也承认布尔什维克比孟什维克更富有革命性，比安那其主义人数更多，组织更好，他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主张，一般也表示赞赏。但是他明确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

巴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理论上完全出自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说，如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说，“任何政府，任何名称的政府都是平民的仇敌，因为政府的本质是如此的”。柏尔森司说：“无论是个人压迫百万人的政府，或是百万人压制一个人的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多数压制与反对少数压制是一样的。”巴金引用过这两段话，他的理论主张大致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任何专政都是维护掌握政权的一部分人的利益，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他又从人道主义出发，觉得社会革命并非单纯的报复，没有必要对解除武装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他说：“如果民众一致拥护革命，那么纵有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也干不出什么事来。因为没有了压迫与不义的事，他们拿什么来煽动民众呢？”他认为可以让反革命分子去自由发表言论，“我们不应该干涉他们，不过他们要有什么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行了。我们决不采取用压迫的手段，只要他们没有危害革命的行动，我们当然要让他们完全自由地表白意见”。万一敌人采取反革命行动怎么办呢？巴金仍然同意用镇压的方法，但是他说：“实际上战斗与武装的抵抗当然会死伤许多人命，反革命分子在这样情形之下一定免不掉身殉他们的错误行为。但是战事一过，流血之事马上该停止。”革命对待俘虏的“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分散在各区域各城市里，使他们在革命的工团监督（而不是统治）之下，与工人一同作自己选取的工作，用事实的宣传，革命的环境来感化他们，使他们觉悟”。^[37]从这种主张出发，他在政治方面反对列宁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契卡）对反革命的镇压，在经济上反对1920年代初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认为是一种倒退。

我们今天应该研究的，不是这些言论本身，而是形成这些言论的原因。我们知道，巴金在1920年代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比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加前进了一步。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可是在对待苏联革命问题上，他却倒退了一步，反倒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粹派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无政府主义在哲学上仍然是一种人道主义，它引导巴金向往“乌托邦”的自由平等，而对于严酷的阶级斗争准备不足，对于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布尔什维克所发生的大清洗大屠杀感到一种本能的恐惧。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巴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这与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攻击苏联十月革命是不同的。当资产阶级大肆宣扬苏联革命如何惨苦的时候，巴金却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说革命后的俄罗斯一定不及沙皇的俄罗斯，只有反革命党才可以说这样的话。”^[38]

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9]而巴金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即使在1930年代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他也没有改变过。这表明巴金对马列主义始终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他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以及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都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思潮理论出发，不能把它们与马列主义混淆起来。

我们说巴金前期社会政治思想的主导因素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决不是否定巴金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知识分子，这一点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是不相冲突的。五四前后，中国是一个外遭列强欺凌、内受专制压迫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当时通过十月革命刚刚在中国发生一点影响，但不可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受到影响，而较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早，而且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已经产生过政治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广大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更加富有吸引力。应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强权，而在当时中国主要的强权就是专制制度与军阀统治，所以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也就起到了一定的反专制的作用，如师复所说：“无政府主义既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为资产制度。无政府主义首反对之。”^[40]我们从这一时期师复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大部分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都是立足于反抗专制制度和军阀强权的统治。

巴金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从他最早接触无政府主义的两本“启蒙”书的内容看：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是从理论上煽动青年起来反抗社会，廖亢夫的《夜未央》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向人们揭示一条反抗社会的道路。也就是说，巴金是从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去接受无政府主义。但当他进入这个庞杂体系之后，他的民主主义的要求被一套套完整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包括它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所笼罩、所掩盖、所取代，仅仅受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制约，作为一种折光的形式被反映出来。

这种现象正是时代的产物。从近代到五四，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动荡的变革，各种外来的社会思潮一时纷沓而至，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各种思想体系都雷奔电驰似的在中国思想领域旋转，互相并存，又互相排斥，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人们在这目不暇接的变革中，思想往往是混杂、肤浅、动荡的。巴金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出身与环境教会了他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解放，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他所处的五四时代，又不允许他成为一个纯粹的民主主义信徒。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伴随着苏联革命的经验输入中国，在思想界引起了学习社会主义的高潮。作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巴金，一方面他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又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他向往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但还没有脱胎换骨地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因此，对他最合适的莫过于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的、又是一般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思想学说，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不仅是巴金，而且也是五四时期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后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都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原因。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不是巴金思想中唯一因素，巴金毕竟是从反封建的要求出发去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因此他对信仰抱有很大的功利目的，他要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救国救民。这就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把无政府主义理论放在现实斗争中去考察。他曾说过，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发明，而是由民众的实际运动中得来的，“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单把原理奉为神圣，而不顾实际问题了。而且原理不是死板的，不是可以呆板地解释的，应该应用到实际问题上，由实际问题来证明它。假若原理不能解释实际问题时，我们也不妨修正它”。^[41]从实践的观点出发，他批判那些“只拿着一个原理，奉为天经地义，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战争的，于是对直奉的战争，以及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战争都以相同的话来批评。说我们是为着全人类谋幸福，于是反对阶级斗争，在谋全人类幸福的社会未能实现以前，对于其他的暴动以及没有带着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众运动，都不去参加”。^[42]

巴金不仅批判中国那些只会玩弄辞藻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大师的某种观点，一旦认为与实际情况不合，他也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克鲁泡特金在《一个反抗者的话》的《跋》中，把实现安那其的希望寄予美国，认为美国是“不用榨取别的民族，单靠着机器，铁道，自由的工会和教育的普及等等来平行地发展本国的工业和农业，八千万的居民就能够达到了富足和强盛的境地”。巴金对于克鲁泡特金的这个观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翻译这篇《跋》时，特地加了一个注，批评克氏“把美国资本主义的‘和平的’性质太理想化了……著者也忘了提起菲律宾等的事，他更没有机会见到以后美国的经济恐慌。至于所谓‘自由的工会’，我们知道美国对于工会活动份子，特别是世界产业工人（即美国著名工会I.W.W.）的会员，素来压迫得很厉害。1927年意大利工人Sacco 与Vanzetti的被处电刑，不过是美国工会没有自由的许多证据中的一件”。^[43]这样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巴金曾说他基本上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但对克氏的“某一个特殊问题的意见，我有时也并不同意”。^[44]巴金所指的大约就是这一类问题。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鲁泡特金曾经支持法国打德国，巴金也一直表示批评。

在巴金那里，无政府主义思想带有“为我所用”、理想与现实因素并存的特点。他信仰了这一社会理想，又将自己自幼形成的人道主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统统交糅进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巴金本人对社会现实观察的不断深化，他的思想经历了艰难的、缓慢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讲，无政府主义这个在巴金那儿富有兼容并蓄特点的政治思想，一直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只不过随着中国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1]许多人批评无政府主义鼓吹“爱”与“互助”而否定阶级斗争，其实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并不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施蒂纳是第一个主张用暴力手段来实现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一生也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克鲁泡特金也不一概否认暴力。相传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克氏曾在伦敦练习射击，准备回国参加巷战。关于他的暴力思想，连托尔斯泰也认识到了。托氏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读克鲁泡特金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写得很好，动机也很善良，但是内在的矛盾令人惊奇：为了制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暴力，须要使用暴力。”可见无政府主义一般不反对暴力，巴金正是在这方面吸取了它的影响。

[2]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7、11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3]本段落中所有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4、23、39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4]本段落中所有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16—218页。

[5]这三处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17、223、231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6]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9—1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5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67。

[7]这两处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48、252—253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8]“现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已有多少比较国民党主张还要进步的地方，譬如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组织农会抵抗地主，工人组织工会以抵抗资本家等等都是好现象……我相信若我们参加入革命的漩涡，我们也可造几个新口号如‘农民自治’、‘农民管理土地’、‘废除工头制度’等，……在战争的混乱时期，我们也可以烧几处县知事衙门，捣毁几所监狱，也可以帮助农民组织农村公社，以他们自己来管理他们的事，不要与政府发生多大关系。”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收惠林、芾甘（巴金）、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20。

[9]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20—121。

[10]三处引文见《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59、256—257、259页。

[11]巴金《革命的先驱·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273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28。

[12]巴金《点滴·生命》，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第10页。《文集》10／1961／194—195和《全集》12／1989／452—453，略有改动。

[13]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33—234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15]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0年初版，“前记”第vi、iv—v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203、201。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16]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前记”第v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202。

[17]本段落两处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301—302、300页。

[20]本段落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311—312、314页。

[21]本段落两段克氏引文，均转引自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初版，“附录”第504—505、532—533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52—453、477。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22]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第534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79。

[23]转引自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第516—517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63。

[24]巴金《怎样做人及其他》，载《人间世》2卷1期，第23页，1944年5月1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527—528，个别字有改动。

[25]巴金《怎样做人及其他》，第23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528。

[26]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第525—526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71。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27]转引自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芾甘（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9月初版，“译者序”第5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04。

[28]转引自巴金《旅途随笔·谈心会》，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第61、62页。《文集》11／1961／143和《全集》12／1989／135，稍有改动。

[29]巴金《旅途随笔·谈心会》，第61—62、63页。《文集》11／1961／143、144和《全集》12／1989／135、135—136，巴金把“热烈地爱人”改为“热烈地爱人民”。

[30]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初版，第129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610。

[31]巴金《生之忏悔·〈我的自传〉译本代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134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31、130。

[32]巴金《革命的先驱·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第276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29。

[33]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芾甘（巴金）译，“译者序”第3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02。

[34]巴金《旅途随笔·朋友》，第76页。《文集》11／1961／153和《全集》12／1989／156，略有删改。

[36]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37、135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37]本段落引文，引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315、316页。

[38]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8—119。

[39]列宁《国家与革命》，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40]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见《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14页。

[41]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2。

[42]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1。

[43]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毕修勺译，上海平明书店1948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