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吸引巴金之处，还有一点就是对新伦理道德的探求。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比较重视道德修养。克鲁泡特金在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看到了大屠杀，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人类的解放运动中确实需要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作为指导。他为此写了一本《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专门研究人类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学派托尔斯泰派，更是热衷于提倡所谓新的宗教，鼓吹道德自我完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师复深受他们的影响，他组织的“心社”，制定了严格的戒约，其中有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不坐人力车等等。这种严格修身的生活态度，对巴金这样出身于传统大家庭的青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传统社会里的官僚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孔子对颜回安贫乐居的称赞，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格言，都是教育青年人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也都是相通的人类道德准则。巴金虽然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传统家庭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他对道德修养的兴趣。他在成都参加社会团体，办刊物时，介绍过师复的“心社”戒约。他后来仰慕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和道德力量。

纵观无政府主义的伦理道德发展历史，其核心理论曾发生过一个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的转化过程。十九世纪初，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人们产生了对以前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要加以重新评价的要求，传统的道德也成为攻击的对象。于是俄国的虚无主义青年，法国的安那其个人主义者，都在否定旧道德的同时，把自己称为无道德者（或虚无主义者），在行动上便表现出利己主义的种种方面。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先驱高德文首先提出，为了个人的自由必须摈弃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约束。施蒂纳更是如此，他宣称为了自身的充分自由，“我”“唯一者”“利己主义”应当起来反对所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种极端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曾有很大的影响，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未来社会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制度理解为凭个人爱好要什么取什么。在英国曾经发生一件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开设了一家商店，许多同信仰者便认为可以在他的店里“各取所需”，需要什么东西跑去拿了就走，不付钱，使这位无政府主义老板非常苦恼。这种利己主义思潮引起了后期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克鲁泡特金一派的强烈批评。克鲁泡特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赞同旨在反抗一切专制束缚的个人主义。但是在他看来，人性本身就具备了完美的道德，那就是互助、正义、自我牺牲三个要素，这三者归纳起来，就是利他主义。克鲁泡特金强调了这个发现，他说：“事实上，道德乃是在人类间慢慢地发达而且至今还在发达的感情与观念之复杂的组织。人必须将道德分类为三要素：（一）本能，即社会性之习惯，（二）正义之概念的表象，（三）理性所支持的感情……我们所称为自己牺牲，自己剥夺者。”为此，他写了《正义与道德》《无政府党的道德》《互助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等一系列著作，批判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狭义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是不能够感动任何人的。它丝毫不曾含有伟大的，动人的东西！……人们至今所谓‘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使个性减少之愚蠢的利己主义而已……我所懂得的个人主义乃是：个性由于在某一些最大的需要方面以及在个人与一般的他人之关系中最高的社会性之实行，而达到可能的至高的个体的发达。资产阶级主张要成就个性之繁荣便需要着奴隶，因此就应该牺牲他人，而不牺牲自己……其结果却使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提倡的个性反而减少了。”^[21]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推崇个人主义，要求个性的彻底解放，但同时，像克鲁泡特金一派的学说又认为，个性本来是极善的，利他的，个性的解放不是导致利己主义，而是发展了利他主义。这一道德学说，巴金基本上继承了下来。他同样批评安那其运动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我自己和克鲁泡特金一样，觉得虚伪的个人主义之侵入乃是安那其主义运动之大害。”他进一步从阶级的观点去挖掘这种个人主义，指出：“资产阶级出身的安那其主义者受个人主义的毒颇深，所以结果他们常常不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共同工作上。”^[22]

巴金非常重视道德的学说。不论他在1920—1930年代翻译、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是1940年代运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赖诒恩神甫关于人生哲学的论战，都体现了他完整的道德观念。他的道德观基本上来自克鲁泡特金，主要内容也是宣传人性的三个道德要素：互助、平等、自我牺牲精神。

互助思想是克鲁泡特金一派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它最初来源于达尔文，这位《物种起源》的作者在解释“生存竞争”原理时强调了生物保种繁衍的本能，他这样理解生存竞争的社会本能：“此种本能得以发达，因为此种本能对于种之福利和种之保存都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竞争是为了种族生命能够得以更好地发达。对外的竞争是为了种族内部的互助发展。达尔文还进一步解释：这种竞争的社会本能可能来自“亲子间的感情之扩大”。克鲁泡特金更加发挥了达尔文这个比喻，他认为，在许多动物中间，这种本能“倒不如说是兄弟或姊妹的关系或者友伴的感情之扩大”。^[23]达尔文以后的许多科学家就从“互助”这一角度去考察动物遗传与繁殖的规律，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克鲁泡特金，他在《互助论》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生物之间不仅有激烈的斗争，也有和谐的合作。种与种之间有合作，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有合作。无论捕食、御敌、繁殖，都有各种合作的行为。互助观点在生物学上是否正确，在今天还是一个学术问题，近年在世界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克鲁泡特金的贡献是把这种互助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认为互助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规律。巴金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怎样做人及其他》一文中批判了赖诒恩神甫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列举了动物间互助的现象，又引证了原始人“也有着把自己的‘我’跟社会的‘我们’看作一样的习惯”。接着他指出：“我们所谓‘文明人’，无论从人种学、人类学、生物学或社会学方面看来，我们决不是贪婪而自私的动物，在道德上还不及野蛮人蒙昧人，甚至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我可以举出千万件事实，我可以指出无数的组织（过去的和现在的）来证明人的确‘常常自动的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愿望的’。”^[24]

平等思想，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是人类正义的一种外在形式，是新型伦理道德的基础，他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也就是社会上再也没有剥削、压迫等悲惨、不义的事件发生，人与人完全处于平等相待的关系。他的伦理公式是：“无平等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同互助论思想一样，他认为平等的思想也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并非靠外在的法律和道德来维持。这一思想，对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付兴奋剂。巴金渴望的就是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欺诈，没有压迫，人人都幸福自由地生活。他完全接受了克氏的平等思想，他说：“人是道德的生物。他过惯了共同的生活，他知道该怎样公平地对待他的同胞。自有人类以来，他走的总是这样的一条路：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这是唯一的生活的路。”^[25]与克氏一样，他认为平等的思想是人类的本能，“固然各时代中的道德概念是因各民族的生活样式之不同而差异，然而正义之概念总是存在于其中的。公平，自己与万人的一视同仁之原理在各时代各民族中并无大的差异。”^[26]另一方面，他把人的自私和贪欲、社会的不义罪恶，统统归咎于制度的不好。一旦旧制度推翻，建立起合理健全的新的社会制度，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就能自然形成。

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认为的最高的道德认识，又是与互助思想和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鲁泡特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过剩的精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偿给予他人，在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到个人的最大乐趣。对于这个思想，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哲学家居友有过更为明了的论述。巴枯宁说：“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底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底自由就是我底自由。”^[27]居友认为，人的道德因素产生在人的生命之中，人的生命的意义，正是在传播和扩张中，也就是为群体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他明确地说：“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而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而放弃。”

并且把这种道德视为先天的：“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般，纵然开花以后会继之以死亡，它依然不得不开花。”^[28]巴金很受这两人的影响，他一再引用这些语录，并且这样来表述他的道德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29]他对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人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这样理解巴枯宁：“他出身贵族阶级，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来鼓吹革命。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他都完全唾弃不顾。”^[30]对于克鲁泡特金，他赞扬他为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舍弃了他底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底爵号，甘愿去进监狱去过亡命生活，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的精神，并称克鲁泡特金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31]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这样。他把凡宰特和萨珂的自我牺牲精神，称“要在历史上找出一个和他们相像的人物，只有那神话上的耶稣”。^[32]巴金自己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也往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

互助、平等、自我牺牲，是巴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思想是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情操和道德观念，个人主义是容易毁灭的，而人类不会毁灭，群体不会死，将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之上，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将得到永生。他接受这个思想时，正好是中国处于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在序中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在我看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因此《人生哲学》之翻译在现今却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了。克鲁泡特金是拿这部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底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底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理的自己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33]巴金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很明显。

因此，尽管巴金的道德观上有种种不完善之处，尽管他提倡个性解放与互助精神，但这并不是像过去大批判说他是“宣扬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或者“用爱的说教反对阶级斗争”那样，巴金是用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来否定当时的现实，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可以从下面一段话，领悟巴金的人生哲学的全部内涵：“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来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来给这人间添一点温暖。”^[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