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方面猛烈地攻击旧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企望建立一种新的理想世界。他的社会理想，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常常一方面近似于疯狂地攻击旧社会，另一方面又津津有味地描绘一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这对巴金这样的青年特别具有吸引力。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凡宰特曾经宣称：“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了面包，每个心都受着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11]巴金也表述过同样的理想：“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使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12]很显然，这个理想的内容是真诚地发自巴金心底，可他用来表述的语言却是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借来的。在他看来，他心中模模糊糊的理想图景已经被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清晰地描绘出来了。他虔诚地信仰它，并为实现它而奋斗。

巴金所阐述的革命有着鲜明的目的性，那就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他为革命下的定义是：“革命乃是具有确定的目标的反叛。革命的目标如果是一个基本的变革，那么革命便是社会革命。因为生活之根柢是经济，所以社会革命即是一国的经济生活之改造，从而也就是全部社会组织之改造。”^[13]他这里所谈的革命目标，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另一处，他更是明确地概述他的社会理想：

在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社会中——

在政治方面，人不承认任何权威，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压制人，强迫人，政府是废除的了；

在经济方面，谁也没有权利把生产分配的机关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占据为私有，不许别人自由使用，自己享受。私有制度是废除了的。^[14]

这个理想是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最美丽动人的核心部分。无政府主义内部有许多流别，他们的济世方案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理想是完全相同的，这也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学派的标志之一。

对这一理论阐述最多、最系统的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田园工厂手工场》《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互助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个社会理想，其中最详细的一本是《面包与自由》。在这本书里，克鲁泡特金提出了一种思想，他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人类随着工业革命后引起的生产力飞跃，已经拥有了莫大的财富，每年的出产便足以供给一切人面包，倘使都市、房屋、田地、工厂等一切巨大资本不再为私人占有而变为公共财产，那么人类的安乐便唾手可得。他津津乐道地描绘人们应该怎样用安那其主义的方法来取得衣食、住房、安适等等。这部充满理想色彩的著作，被巴金称为“一首真理的诗”。巴金这样解释这部书的书名：“面包”是指物质生活的充分满足（也就是安乐），“自由”是精神方面的高度自由，这两方面概括起来，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的两大目标，要达到这两大目标，就先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说：“社会主义必须是自由的。人对于人的支配应该跟着人对于人的榨取一起消灭，权力的独占也应该随着财产的独占消失。不是征服国家，而是消灭国家。中央集权的机关应该让位给自治的公社（或共同社会）之自由联合；自由合意与相互了解会来代替法律的力量。在自由合作与自由创意上面展开了未来社会的全景。这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的要义。”^[15]

巴金的社会理想完全来自克鲁泡特金。巴金认为，“面包和自由”“这两大目标是不可分的，缺少一个，则其他一个也不能实现。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16]所谓“政治的自由”，就是废除政府；所谓“经济的平等”，首先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废除私人占有。但巴金对经济学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也是来源于克鲁泡特金。然而克鲁泡特金本身在经济学方面也常常陷入谬误。所以我们如果发现巴金在经济学方面的错误，完全可以从克鲁泡特金学说中找到根源。

巴金对于经济学的谬误体现在关于交换与分配的论述，他不承认劳动产品有“价值”，他只承认有价格，而“价格”又是人们随心所欲，为了获利而定下的，唯一的依据就是市场的需要。于是他觉得革命一旦成功，首先必须取消等价交换，而采用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换，认为这是一个“很合理，很正当，很公平的制度”。在分配上，因为他不承认劳动产品有任何“价值”大小，差别只在“人们智愚快慢”上，所以分配不应该从这一点来决定他们的待遇差别，只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显然，巴金这一经济思想并不是建筑在未来社会财产相当富裕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不承认“价值”的基础上，他不了解“价值”这一概念是同劳动产品进入商品阶段相联系的，也不了解“商品”存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基础，所以他不懂得商品经济在现社会的存在是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改变或取消的。

在生产方面，巴金与克鲁泡特金一样，认为未来社会生产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消费。他说：“社会革命以人民的需要为基础而改造工业，这就是说，社会革命的生产是为消费的，即是为需要的。”不过有一点他比克鲁泡特金实际一些。克氏认为，现在的社会财富已经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只要人们一起来革命，所有私有财产都实行“充公”（即归大家所有），那一切都可以满足，以后人们只要每天轻松地工作五小时，就万事大吉了。而巴金不同，他生活在物质基础异常贫乏、工业生产异常落后的中国，现实情况教育了他，他不敢像那位俄国空想家那么乐观，他清楚地提醒人们：“社会革命需要着更强度的生产，比资本制度下面的生产还要更强度，要这样才能供给那般至今还生活在贫穷中的多数民众的需要。”他接着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未来社会，人们必须明白“要有勤苦的工作与严格的自律才能够提高生产以满足消费的需要”。^[17]

巴金这里提出的“自律”这一概念，虽然包含了一定的无政府主义的道德成分，但应该看作是他对现实研究的一个结果。无政府主义反对纪律，但巴金意识到如果完全不讲纪律则不能提高生产的强度以满足消费的需要，于是提倡“自律”，要求人们靠自觉性来约束自己。巴金的这个思想同他关于实现无政府主义要靠“组织”手段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极端的个性解放，反对任何组织形式和组织纪律，他们宣称：“一有规则，就没有自由，不必说……他人定下要我实行的是没有自由，就是我自己定下自己实行的，有时也觉得束缚不堪。”^[18]正因为无政府主义没有坚实的组织手段，因此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始终处在若有若无、十分涣散的状态之中。照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说法，就像是一伙人去救火，锣声一响，就提着水桶，齐集而来，火灭而散，绝对自由。像这样的组织在强大的军阀政府的镇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巴金看到这一失败教训，着实地提出了组织问题，并且不仅把革命需要组织的问题看作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措施，也把它看作未来社会的必要措施。他说：“无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生存，要得着阶级斗争中的最后胜利，当然必须有组织。更进一步说，在未来社会里，人类如不愿灭绝，也必须有组织才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他甚至指出：“欲建立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也是要组织得极其完备的。如果单照这八个字的字面意义而行，各人胡乱地生产胡乱地消费，结果只有大失败，又会回到旧的路上去。”^[19]这个思想，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应该说是一个突破。

同样，在对待革命的防卫上，巴金也一定程度地突破了无政府主义的局限。他比较了解统治阶级的顽固与残忍，所以并不反对人们为了保卫胜利成果而使用暴力和军队，他声称无政府主义是“反对一切的压迫，侵害与强制。然而要是有人攻击你，那么是他在侵犯你，是他用暴力来压迫你。你当然有权利来自卫。而且不仅此也，你既然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你就有防护你的自由拒绝强制之义务。”他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安那其的工具，革命的暴力是军事行动，又必然涉及纪律。巴金十分明确地指出，这是“免不掉需要一个共同的指挥，行动的一致，服从纪律，服从命令等等”。但是同前面一样，他认为这种服从“必须出于工人与农人的献身精神，必须基础在他们的志愿的合作”。^[20]

由此可见，巴金对社会理想的设想，总的来说不外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但他没有一味沉溺于幻想，比较注意现实斗争的经验。在个别论述上，突破了无政府主义的局限，表现出一定的独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