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斗的鼓吹——社会革命论
巴金最早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文献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表明,无政府主义首先引起巴金共鸣的不是“爱”和“互助”的说教,也不是伦理道德的阐述,而是充满火药味的“社会革命”的思想。[1]
巴金是个阶级论者。少年时代起,从官僚家庭里“上人”压迫“下人”的现象中,他认识到阶级压迫的存在,并发誓同“下人”站在一起。五四以后,他投身于社会运动,更加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对于阶级压迫的现实有了更加深刻和具体的认识。他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一是资产阶级(一小群银行家、大工业家、大地主等);二是有产阶级(小康之家、生意人及其经理人、工程师、律师、医生等);三是无产阶级。“其实资本家与家道小康的人乃是属于一个阶级,都可以归在有产阶级里,因为他们的目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而且因此中等阶级的人常常都是帮助资本家反对工人的。”他进一步论证了劳资双方的关系,指出财富是由劳动人民通过社会合作共同生产出来的,而被统治阶级占为私有,所以:“私有财产乃是贼赃。”[2]
这个结论来自蒲鲁东的著名论断。巴金翻译过蒲鲁东的《何谓财产》,并且像蒲鲁东一样,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去加以考察。在《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这本小册子中,巴金首先论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时所利用的“工钱制度”(即雇佣制度),他说:“在资本制度里全体工人阶级把他们的劳力卖给雇主阶级。工人建筑工厂,制造机器和器具,生产货物。雇主把工厂、机器、器具和货物都当作他们的赢利拿归他们私有。工人只得着工钱。”而“工人所得的工钱只和他们造出的货物的价额的十分之一相等,其余的十分之九就由房主、工业家、铁路公司、批发商人、掮客和别的经纪人分摊去了。”接着他彻底批判了国家的上层建筑,指出“资本制度全部就是立在这种抢劫上面的(即雇佣方式——引者),而法律与政府就是拥护赞许这种抢劫的。”同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实质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生活失掉了它的真正的乐与美之意义,生存变成了一种无理性的围着金牛的狂舞,一种对于财神之疯狂的崇拜。在这跳舞,在这崇拜中人把他的一切美质——如温良、公正、荣誉、人性、怜悯、同情之类全都牺牲了。”[3]揭露“金钱万能”的实质,一般的资产阶级作家也能够做到。但巴金能把揭露“金钱万能”现象与揭露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以及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就不再停留在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水平上,而是又向前跨了一步,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了。
巴金从阶级观点出发,认为既然“人类并不是一个整体,人类从来就是分为两大阶级的:一方面是主人,是首领;一方面是奴隶,是平民”。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阶级斗争便是决定一个社会形式和社会组织的主因”。他直截了当地把阶级斗争归纳为各阶级不同利益的争斗,从而进一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乃是代表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写道:“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谋解放的经济革命,它的第一目的就是推倒资本制度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引者),这是改变经济组织的革命。这个改变对于有产阶级是不利的,至少在他们自己是以为不利的,所以他们要尽力防卫自己以毁灭革命。有产阶级永远是仇视社会革命的。”巴金激烈地认为,由于利益的不同,剥削阶级是不可能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特别是革命要求取消他们的一切特权地位,要他们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时,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扼杀革命,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巴金对剥削阶级从不抱幻想,他公开宣称:“革命的安那其主义只是无产阶级的理想,而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并且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实施,“并不是全人类之互相宽恕,而是激烈的战斗后之战绩”。[4]正因为巴金对改造社会抱着较为激烈的态度,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国家机器如法律、议会、学校、意识形态等等,甚至对于宗教,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巴金的这一思想,虽然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但要比他同时期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在中国,确有不少打着无政府主义招牌的人抓住了无政府主义中“为全人类的幸福”的口号,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究竟用不用暴力去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巴金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对当时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杂志上登载的反对阶级斗争的文章,表示了公开的反感。
承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承认被压迫阶级必须以社会革命来推翻有产阶级,那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革命。巴金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二是历史上俄法大革命的实践经验,三是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他对社会革命的性质、力量、方式都做过一系列论述。他十分明确地表示:革命就必须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便是急进的,彻底的,革命的。因为它的目的在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彻底解决社会的纷争,而不是在改革和改善现状,它志在把事物根本改变过,它清楚地预先见到革命之不可避免;它知道如果不经过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一场剧烈的斗争,社会是不能够从资本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正因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它又必须是民众运动。巴金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主要力量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个人的斗争,革命是群众协力的斗争,所以这和人与自然间之斗争一样,只要民众能够一致坚实的团结起来,一切的障碍都会被革命打倒”。[5]巴金这里说的民众,具体就是指工农阶级。1920年代中国大革命高潮期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投向革命的热潮。可是不久恐怖一来,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立刻就暴露出来,许多自称“革命家”而不可一世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逃避、颓废,只有工农大众仍然坚持着革命斗争,发挥着“中国的脊梁”的作用。这一现实对巴金的触动很大,他在一篇文章中诚恳地写道:“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是工人,从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靠不住的。”[6]但是他并不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毫无作用,相反,他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联合的问题:“革命所必需的,不仅是工农的合作,它还需要另一个分子来帮助建设工作,这种人就是专家技师之类。……革命也需要腕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两种人。”他认为革命运动对知识分子不宜捧得太高,但也不能一概排斥,他说:“我们固然不该喊‘打倒知识阶级’之口号,但我们也不该把知识阶级当作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不,决不。劳动阶级才是社会革命中的主要力量。知识阶级中只有一部分人会变成革命者,而且也不过是帮忙解放劳动阶级,但这种帮忙也是必不可少的......。”[7]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巴金所说的“劳动阶级”,主要是指工人阶级,这正说明巴金关于社会革命的设想,来自西欧社会革命(主要是西欧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最大的动力是广大贫苦农民。当时许多真正重视中国革命实际研究的人都会注意到农民问题。而巴金对农民显然缺乏感性的认识,他只是从理论上简单地谈到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巴金对1920年代的湖南湖北爆发的农民运动也抱有好感,甚至认为应该参加进去。[8]但总的说来,他对农民的态度远不如对工人与知识分子那样热情。
关于革命方式问题,巴金并不回避暴力革命的作用,但他又觉得武装战争不过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不是革命的全部。他同克鲁泡特金一样,把眼睛盯在如何组织工人群众管理生产、发展生产方面。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并不是破坏,而是建设。革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得到的,工人阶级即使掌握了生产资料,还必须有组织生产和分配的经验。所以,在革命以前,工人阶级还应该做大量的预备工作。巴金指出,这种预备工作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而这种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就是罢工。
巴金曾对其他无政府主义伙伴说过这样的话:“工人方面运动的,我们应该以工人的资格去参加,斟酌他们的要求创出新的口号,如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生活的保障,工人教育的开办,在现在中国都很需要。但最重要的还要鼓吹工人有直接监督工厂一切设施的权利,废除工头制,工人与厂主间的交涉由工会担任。至于工厂收归工人所有,在必要时可以鼓吹,但在中国现在是做不到的。”[9]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巴金对工人运动是比较熟悉的,他了解工人的要求,知道什么样的口号才能吸引工人参加革命运动,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应该说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
巴金关于罢工的思想,从理论上看,是他关于“工人是革命主要力量”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从实践上看,主要是西欧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给予巴金的影响。1926年5月,英国矿业工人为抗议雇主减低工资和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等蛮横要求,举行了全国总罢工,矿山、钢厂、化工厂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工人都参加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国政府,但最后由于机会主义的领袖们的妥协,罢工还是失败了。巴金对这次罢工做了研究,他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甚至说,如果他们“不在九天以后复工,那么英国统治阶级只有活活的饿死”。这种看法虽然过于简单,但反映了他对工人罢工的重视。另外,巴金在法国的时候也亲眼看到了法国马赛的码头工人大罢工,资本家不得不让步,他由此发现每一次罢工可以训练工人的组织能力与互助精神。他深信,罢工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手段。他提出的革命预备工作,就是组织一次次的工人罢工,社会革命最终“也是一个罢工,不过这是全国工人联合一致的罢工——这是总同盟罢工”。并由此得出一个天真的结论:“总同盟罢工乃是社会革命之唯一实际的道路。”[10]应该指出,“总同盟罢工”的思想是欧洲无政府主义中十分流行的一个推翻政府的“方案”。在中国,比较早的是师复的“平民大革命”的方案,其内容是通过革命思想的宣传和个人行动等手段,造成声势,激起风潮,使群众愤怒,于是“众人起事”,推翻政府。这种骚动式的革命方案明显是受了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西欧的工人运动中获得了一时的成功,“总同盟罢工”的思想也就随之风靡开去。巴金的“总同盟罢工”的思想,正是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