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勾勒一下人道主义对巴金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了。不难看到，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特点是：它始终关注着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关注着功利的、现实的、社会的战斗价值，但是鲜明的目的性反过来又成为一种限制，使人道主义本身变得捉襟见肘、处处受制。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异常激烈的形势下，人道主义的功利作用不能不在更为激进的革命思想面前失去了光彩与魅力。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同时出现在巴金的著作里。

一方面，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必然会把巴金的全部同情都引向革命的一边，引向在血泊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一边。他作为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毫不妥协的抨击。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发生后，巴金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我反对骂共产党为卢布党徒者也以此。”^[55]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积极态度，使巴金冲破了信仰上的偏见，对血泊中的共产党人表示了可贵的同情。在短文《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说：“在主义上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56]但另一方面，也就在同时，巴金又曾撰文批判了人道主义。他提醒人们说：“我们不要忘记了许多以人道主义者自命的人，常常假借着人道的名义来维持着现社会。”他进而批判人道主义：“对于那些失了抵抗力的工人必欲一齐杀尽，这便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下，工人只有往死的一条路上走了。”他甚至责备罗曼·罗兰，认为他的人道主义给革命带来了损害。^[57]

如果联系现实环境与人道主义同巴金一生的因缘关系来考察，就能体会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异常复杂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他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反对专制统治对革命者和人民的摧残，同时清醒的现实主义又使他看到革命需要流血，需要残酷的斗争，人道主义的目的非得需要用不人道的手段才能实现。这与他的由爱到恨的心理转变仍然是一致的。但这还仅仅是他的复杂的思想活动中的一环，与这一环相联系的还有更复杂的另一环：即他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到了人道主义在功利作用上的局限性，但他仍然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对他来说，是自身固有的，它对他的制约和影响较之任何一种外来的社会思潮更为本质。所以即使在现实斗争中意识到人道主义的缺点，他仍然不可能摆脱和超越这种缺点，这也决定了巴金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对革命和对苏联的政治态度。

任何学说的命运只能接受时代的处置。巴金生在一个处处缺乏人道的社会里，它生成了人道主义，又否定了人道主义，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巴金，他的战斗精神高扬和孤独，都带有时代的悲剧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巴金前期所有走过的曲折之路与面对的毁誉之声，也就不难理解其必然性了。

（此文完成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发生，人道主义受到批判，因此没有在刊物上发表。后直接收入初版《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巴金《将军·序》，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现据贾植芳等编《巴金专集》（以后注释中简称《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文集》8／1959／35和《全集》10／1989／7，略有改动。

[2]巴金《忆·做大哥的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31—145页。《文集》10／1961／81—90和《全集》12／1989／416—424。

[3]巴金《和读者谈谈〈家〉》，载《收获》创刊号，1957年7月，第318页。后改题为《谈〈家〉》。《文集》4／1958／485和《全集》20／1993／420。

[4]巴金《谈〈家〉》：“我有个表姐在民国初年还有过抱牌位成亲的‘壮举’。不用说，她读《烈女传》入了迷，甘愿为她从未见过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节，还梦想有人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文集》4／1958／484—485。但这段话未见于初刊文和《全集》。

[5]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111页。《文集》10／1961／69和《全集》12／1989／401，巴金的改动在第二句：“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

[6]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107页。《文集》10／1961／66和《全集》12／1989／398—399，稍有改动。

[7]巴金《短简·我的幼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第7页。《文集》10／1961／114和《全集》13／1990／7，巴金把“帮忙”改为“帮助”。

[8]巴金在《家》里引用了一封他大哥给他的信，里面写到了他母亲的生活情况：“母亲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了我……父亲因为过班知县进京引见去了。母亲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时父亲在北京因验看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祖父时时发怒，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她每接父亲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4页注释。《文集》10／1961／124页注释和《全集》13／1990／15页注释，略有改动。

[9]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87页。《文集》10／1961／54和《全集》12／1989／387，略有改动。

[10]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3页。《文集》10／1961／124和《全集》13／1990／15，略有改动。

[11]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72页。《文集》10／1961／44和《全集》12／1989／378，略有改动。

[12]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7页。《文集》10／1961／126和《全集》13／1990／17，略有改动。

[13]巴金《谈〈家〉》，第317页。《文集》4／1958／483和《全集》20／1993／419。

[14]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8页。《文集》10／1961／126和《全集》13／1990／17。

[15]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32页。《文集》10／1961／128和《全集》13／1990／19。巴金对文字有增删：“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16]谭嗣同《浏阳谭氏仁学》，载《清议报》第100号，第40页，1901年11月。后作为第38篇编入《仁学》（下），可参见《仁学——谭嗣同集》（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加润国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17]“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够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挽救回来。”巴金《旅途随笔·朋友》，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第74页。《文集》11／1961／152和《全集》12／1989／155，略有改动。

[18]朱文华《鲁迅与人道主义思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第1—21页，引文见第8页。

[19]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20]守常（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21]巴金《随想录·五四运动六十周年》，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9页。《全集》16／1991／66。

[22]巴金《海行·两封信》，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第57页。《文集》11／1961／44和《全集》12／1989／52，略有改动。

[23]巴金《短简·我的幼年》，第4页。《文集》10／1961／112和《全集》13／1990／5。

[24]巴金《忆·忆》，第8页。《文集》10／1961／8和《全集》12／1989／342，略有改动。

[25]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26页。《文集》10／1961／18和《全集》12／1989／352，略有改动。

[26]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27页。《文集》10／1961／19和《全集》12／1989／353，略有删减。

[27]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49页。《文集》10／1961／31和《全集》12／1989／365。

[28]巴金《短简·我的幼年》，第8页。《文集》10／1961／114—115和《全集》13／1990／7—8，稍有改动。

[29]比金（巴金）《新年试笔》，原载《文学》2卷1期，1934年1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0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63。

[30]杨风《巴金论》，载《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收《专集》第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121页。

[31]巴金《灭亡》，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文集》1／1958／89和《全集》4／1987／86。

[32]姚文元《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载《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专集》第2册，第373—383页，引文见第375页。

[33]鲁迅《坟·春末闲谈》，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34]巴金《灭亡》，《文集》1／1958／137（“趴在地上”为“爬在地上”）和《全集》4／1989／132—133。

[35]巴金《梦与醉·死》，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初版，第5页。《文集》10／1961／240和《全集》13／1990／80。

[36]转引自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初版，“前记”第viii页。收《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略有删改。

[37]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页。

[38]“但是若以为这样的概念是一个‘乌托邦’，也不正当的，因为‘乌托邦’（Utopia）这一个词，在流行的语义中，带有不能实现的观念。所以从时俗的语意说，‘乌托邦’一词应该只限于那些单纯建在理论上的概念，就作者自己的意思，也只希望如此，并不是建在那人类改良已经发展的趋向……安那其主义建在一个分析社会已经有了的进化趋向之上，且由这里归纳起来，以推至将来。”克鲁泡特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凌霜等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1月初版，第72页。

[39]“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已知道的最大而又最普遍的安那其潮流，这些潮流只能在文学上表现，这是不证自明的。起初的时候，有中国的老子，和有许多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提巴斯（Aristippus）和那些西尼派（Cynics）、西挪（Zeno）和有些士多葛派（Stoics）］，然而他们的思想，是由群众中生出来，并不是发自学问的中心。”克鲁泡特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凌霜等译，第74—75页。

[40]邵可侣《〈面包与自由〉法文本序》，见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平明书店1940年初版，第xii—xiii页。《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安那其”被改为“无政府”。

[41]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附录，第503—544页，引文见第509页。《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435页。

[42]克鲁泡特金《国家论及其他·国家论》，徐苏中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版，第117、125页。

[43]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227页。

[44]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5页。

[45]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15页。

[46]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47]转引自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15页。

[48]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收《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2页。

[49]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收惠林、芾甘（巴金）、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上海民钟社1927年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4—115。

[50]李芾甘（巴金）《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载《时事新报·学灯》1926年4月5日，第4版。《文集》《全集》均未收。

[51]阿利兹《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芾甘（巴金）译，载《民钟》1卷14期，第15—20页，1926年1月。

[52]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2。

[53]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2。

[54]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芾甘（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译者序”第6页。

[55]芾甘（巴金）《答诬我者书》，载《平等》月刊1卷10期，第6—9页，1928年5月，引文见第7—8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78，巴金把“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以省略号代替。

[56]芾甘（巴金）《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载《平等》月刊1卷2期，1927年8月1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34，巴金把“虽是我的敌人”以省略号代替。

[57]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9—1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3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