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巴金在赴法国的邮船“昂热号”上庄严地写下自己的生活信仰：“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预备贡献出我的一切……”^[22]这种“人类至上”的思想，是巴金一生奋斗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核心。它既不深奥，也不复杂，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却充满了巨大的革命因素和强烈的战斗力量。“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是巴金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大特征，它不是浅薄的同情，而是一种有目标有理想的战斗，包括了爱与憎的统一。

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爱到憎的心理转化。爱，是人道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巴金从小就从母亲接受了“爱”的教育，这种教育与当时生活环境给他的影响是一致的。“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23]正因为他的童年是在人们的溺爱下度过的，因此，这个“爱”的概念不仅是母亲通过理性教授给他的，也是他凭着儿童的直觉在生活中感到的。他用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发现人们都爱他，让他一个人享受了那么多的幸福，他想要把这些幸福分给别人，让别人与他一起幸福。那时候他还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他要分散他的幸福，也只有分给他的孩子世界的成员：“我们爱那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里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来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了明亮的珠子的太阳。我们爱着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着一切的人。”^[24]他觉得把自己感受到的幸福分散给其他伙伴（包括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物），就是把爱分散给别人，就是爱一切人的表现。这时候，母亲的教育与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是多么吻合、多么融洽地交织在一起：“人人爱我，我爱人人。”

可是，矛盾出现了。随着他初解尘事，这种几乎是出于混沌未凿的儿童天性的爱的理想，很快就被现实生活击破了。有趣的是，巴金的理想第一次被击破是从“杀鸡”事件开始的。他家里养了很多鸡，他爱这些鸡，把它们看成自己的好伙伴。结果他却发现，这些有生命的鸡竟是他和其他人餐桌上的一种佳肴。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最心爱的一只大花鸡被杀掉。他“气得身子发抖”，“眼睛也模糊了”，扑到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25]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许多小孩子都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可是巴金却郑重其事地将这个细节写进他的回忆，因为这不仅是他第一次感到爱的破灭，更伤心的是他第一次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不了解，多么隔膜。当他在为自己心爱的大花鸡流泪的时候，别的人都笑了，连母亲也称他“痴儿”。“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26]他以儿童的敏感向成年人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过了不久，另一件事也刺激了巴金，那就是女佣杨嫂的死。杨嫂是照顾巴金的一个女佣，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她是个寡妇，儿子又死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李家帮佣，不到三十岁，就生了病，躺在一个肮脏的小屋里，没有人去照顾她。原来她精神失常了，吃虫子和脏东西。巴金非常难过。可是更使他难过的是，别人对杨嫂吃虫子像看稀奇一样，还开玩笑。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对她的发狂失去了兴趣，又开始盼望她死。谁都觉得她活着不仅自己受罪，对别人也是一种压力，甚至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最后杨嫂死了，她的死被人们当作一种喜讯传播，巴金却哭了，“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27]巴金把杨嫂和大公鸡联系在一起，不单单这两者都使他第一次接触到“死”，还使他看到了人并不像他幻想的那样真诚地爱一切，使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自私。他的爱的理想动摇了，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阴影也在他的心里不断地扩大，特别是当他的父母死后，他的爱的理想进一步破灭了。爱他的人都死了，“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和平的表面而爆发。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青年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灭亡”。爱的理想已经变得遥远，在他身边天天发生的都是对爱的摧残和蹂躏，“‘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28]

巴金从爱到恨的心理转变过程，正是现实生活把他从孩子的梦幻拉回现实中来的过程，是他母亲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势力抗衡的结果。但这并非意味他母亲失败了，相反，她是胜利者，她从正面启示了巴金今后的生活道路，而黑暗势力却从反面告诉巴金怎样才能获得爱。当一种理想，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感情，不能用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往往会通过它的对立面，以看上去相反的形式，曲折地表达出来。巴金从小就怀着爱一切人的思想，但是他发现世界上的人并不是人人相爱的，而是一部分人压迫着另一部分人，这些压迫者非但不爱被压迫者，甚至也不爱同一压迫者阵营中的人，他们在追求个人欲望的同时，摧残着爱的原则，践踏着爱的原则，于是他对这些摧残爱的人表示憎恨，对那个造成人人不能相爱的社会制度表示憎恨，并毫不犹豫地宣布向他们开战。促使他憎恨的动机，仍然是爱，他憎恨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爱，他心中的爱在这个不能生存爱的世界中只能通过它的对立面——憎恨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惊诧于自己的这种复杂心理，他曾说过：“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29]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人类之爱”的基础上的，过去有的评论者由此而肯定巴金不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者。^[30]他们只注意到巴金思想中的从“爱”到“恨”的转化，却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巴金以后的思想不管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爱”的理想。

这种由“爱”到“恨”的心理变化，正是巴金人道主义战斗性的深化，他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不是停留在悲天悯人的同情上，而是强调主观意志的战斗性，强调在战斗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他的憎恨就不仅仅是针对反人性的压迫者，同样也针对反人性的被奴役者。在他看来，面对摧残人性的野蛮势力的压迫，不抵抗，不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歪曲的表现，也同样要反对。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塑造的第一个文学英雄杜大心便这样憎恨着一切人：他既不爱“吃人者”，也不爱“甘愿被吃者”，他宣称“对于那些吃菜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我是不能爱的”。^[31]这个杜大心曾被有的批评者指责为“极端个人主义者”^[32]，可是他们根本不懂，促使杜大心“憎恨一切”的动机，正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对健全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只有把“人”放在至高至善的地位上，才能对人性的完美抱有如此严肃的责任感，才能对奴性作出深刻的批判。鲁迅曾经揭露过，统治者像细腰蜂用毒针蜇小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一样，用传统道德观念把人弄成“不死不活”的麻木状态，永做他们的奴隶和工具。^[33]鲁迅在暴露人民大众的麻痹状态时，始终把锋芒指向在精神上毒害人民的真正元凶——封建统治者。巴金也是这样。在《灭亡》中，他描写了不觉悟的群众如何兴高采烈地观看革命者被“杀头的盛典”，并进一步挖掘出这种状况的社会根源正是长期封建思想统治的结果。他写道，那些参加过杀头盛典的人当天晚上都做了一个梦，“在他们底梦中，男人拖着辫子，趴在地上，脱了裤子，挨一五一十地数着的小板子；女人也跪在青天大老爷底公堂上，被人拉着她底两手，隔着她底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她底背。他们挨完了打，谢了大老爷底恩典，被人牵起来，扭扭捏捏地走了。一路上别人用快乐的声音告诉他们：天下已经太平，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34]这个细节的描写与巴金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巴金正是从生活中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是人们身上奴性的直接根源。

奴性的对立面是人性，在批判了黑暗、污秽、制造奴性的现实世界的同时，巴金又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恨那摧残爱”的背面，强烈地体现着他“爱那需要爱”的人道主义理想。他不仅对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他把人当作上帝一样地维护其完美性。这种完美性又正是在反抗与斗争中完成的。他的笔下有两种人：懦弱的与勇敢的。他们面对黑暗的世界有两种选择：投降或是战斗。他的早期作品中，常常描写了这两种对立：杜大心与芸芸众生，高觉慧与高觉新，鸣凤与婉儿，陈真与周如水。也有人在自身的内心世界中克服了这种对立，譬如李冷，他从自私转向了勇敢。他们即使都面临着死，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投降中的死是不足惜的死，是可卑的死，为战斗而死却是光荣的死，有价值的死。只有当一个人为理想、为信仰、为人类慷慨而死，他的人性才达到了最高度的发挥，最完美的体现，如巴金所说：“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新生。”^[35]

巴金满怀同情赞美为维护人性尊严而死的英雄，但巴金的人道主义理想不同于萨特的人道主义理想。萨特的人道主义虽然也体现在人的自由选择上，但萨特完全驱逐了人的本质的客观性与先验性，他认为人生来是无所谓“人性”的，只有在选择过程中才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巴金更多的是克鲁泡特金式的人道主义，他认为人性是存在的，人生来无疑是美好的，只是人为的制度扼杀了人的本性，制造了奴性，人必须通过战斗来恢复自己的本性。因此巴金的英雄很少把选择当作目的去追求，而是将选择作为起点，作为一种使人性至善至美通往理想境界的一条道路。

新的理想使巴金的人道主义不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哲学，他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批判封建伦理纲常的同时，他提出了新型的道德观念。他不仅反对君主专制，也反对家长专制，希望人与人之间无论哪一种伦理关系都须平等相待，任何人都不是他人的占有物。在《憩园》和《第四病室》中，他都写到了父与子的矛盾。他并不责备儿子的不孝，反倒认为父亲的荒唐给儿辈带来痛苦是不应该的。在《寒夜》里，他也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指责曾树生离开她濒临死亡的丈夫，反而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巴金与谭嗣同一样，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只有“朋友”一伦是最可靠的。他多次歌颂友谊，把青年们组成的社会团体比作一个友爱的家庭，但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不是血缘关系和财产关系，而是共同的社会理想与友谊。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只感到赤诚的心与心的接触，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关于这样一种友谊关系，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邵可侣曾作过一番解释：“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个对于在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之感情，才可以支配着我。我们的地球这样迅速地在空间旋转，好像大无穷中的一颗砂粒，难道在这个圆球上面，我们还值得花费时间来彼此相恨么？”^[36]巴金称这段话“如此优美如此诗化”，并用它来概括他理想中的伦理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邵可侣这段话的核心是人类之爱的理想，巴金正是在批判旧的传统观念和专制制度中，让人道主义的要求又重新回到了人类之爱的起点上，而且比原来朦胧的起点更为深刻，更为内在。这样，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逻辑过程：从爱一切人出发，到憎恨摧残爱的社会现实，进而批判了屈从于现实的奴性，鼓吹在反抗中维护及完成人性的完美，达到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人类之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