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人道主义尽管受过西欧社会哲学思潮人道主义（Humanism）的影响，但那只是他后来研究西欧社会运动的副产品。严格地说，他的人道主义并不像西欧人道主义思想那么具有系统性与理论性，它只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产生的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客观上，巴金向往一种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都能恢复做人的尊严，不受压迫，不受欺侮，不侵犯他人，彼此和谐、互助地生活；在主观上，他探索自己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他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痛苦，希望能用自己温暖的手揩干每一个人的眼泪，甚至愿为别人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这种思想无疑会鼓舞他反抗一切摧残人性的专制制度，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讲，还促使他去寻找一种新型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取代旧传统的人生观与道德观。

这些思想，正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讲，是在封建家长制行将崩溃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巴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也就是在封建家长制的旧家庭里，巴金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人道主义得以萌发、形成；反对专制的要求，才从幼小的心灵滋生，最终发展为充满战斗性的政治思想。

巴金为什么要狂热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原因正是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到了这个制度背后的吃人本质。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我生下来，在一个古旧的大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1]当然，大家庭的真正特点不在家庭成员的众多，而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历史与现状。首先是旧礼教的迫害。旧礼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家庭的家长们为了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与特权，必须按他们的面貌来培养自己的继承者，而旧礼教正是这样一种教育工具。在这个精神枷锁下，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丧失了灵魂和前途。巴金的大哥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是这个大家庭的承重孙，很早就被封建教育培养成为一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他有理想，有爱情，也有才气，可是在不到二十岁时，就被父亲用荒唐的拈阄的方法娶了一门亲，接着又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负担，在封建家庭内部种种倾轧、中伤以及他个人的不幸遭遇打击下，一度发狂，最终自杀。^[2]他的悲剧深深刺激了巴金。巴金是那样地爱他大哥，但他发誓决不重蹈大哥的覆辙，去做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其实，在巴金这一家族里像大哥那样成为旧礼教殉葬品的青年何止一个？巴金的三姐，就是像《春》里的蕙一样让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后就死在医院里；^[3]巴金的一个表姐，受了礼教的毒害，甘愿到她从没见过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家里去守节，葬送了自己的青春。^[4]这一桩桩血腥的事件不断刺激着巴金，正如他在谈到离开家庭时所说的：“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5]在巴金以后创作的小说里，这种感受也一再被提起。

除了青年男女在礼教迫害下的血泪史以外，巴金在这个家庭里还看到了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道德的堕落史。巴金在回忆录里，多方面刻画了他父辈一代人是如何靠了祖上的遗产过着挥霍无度的堕落生活，以及当他这一房的家长早逝后，其他房的叔父们互相倾轧、欺诈的黑暗内幕。他悲愤地写道：“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6]

剥削阶级一方面荒淫无耻地追求肉欲，另一方面又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以维持其挥霍无度的家业。少年时期的巴金虽还没有直接认识到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社会本质，但从李家大院的角落里，他也看到了一些悲惨的事件：六十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为乞丐，冻死在街头；一个仆人袁成在外国烟馆里被警察接连捉去两次；另一个老仆人病死在门房里；一个老轿夫被人诬陷偷东西，在一个晚上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从小照顾巴金长大的丫头香儿和女佣杨嫂也都先后病死了……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激动了巴金，使他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上人”与“下人”的对立与不平等。他愈是和“下人”待在一起，就愈讨厌“上人”中间的种种虚伪与礼仪。于是，他下决心，在这阶级的对立中站到“下人”一边，做人民的朋友：“我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忙他们的人。”^[7]

巴金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形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站在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立场上，反对剥削阶级中尔虞我诈的虚伪的人与人的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方面：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追求一种以爱、忠实与自我牺牲为基础的人生关系。这些思想，也同样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并且成熟起来的。

巴金的“爱”的观念来自他的母亲的教育。在封建家庭这个黑暗的王国中，有一线光明始终照耀着巴金幼小的心灵，那就是他的母亲，在她身上充满了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慈爱与温柔。在那以纲常名教为泥土筑起来的黑暗王国里，妇女即使是贵族出身，也同样受着封建伦理的束缚与欺凌。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做媳妇，苦处是不难想象的。^[8]这种受欺含屈的家庭地位，使她思想上有了比较民主的倾向，对婢女和仆人也比较接近、宽和，这给巴金从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促使他母亲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另一原因，是她一度还和外国教会有过来往。巴金后来回忆，因成都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治好了他二妹的病，于是“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9]我们不能断定他母亲是否读过《圣经》，但她那种不为传统旧习所束缚的勇气和意识，不仅高于当时一般的旧式妇女，也高于一般的封建思想浓厚的男子，甚至高于她的丈夫——她丈夫在她死后就断绝了与外国女医生的来往。

巴金深深地爱着这位具有人道思想的母亲，他从她那里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宝贵的部分——“仁爱”：“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极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叫我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10]母亲不是将“仁爱”作为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教育孩子。有一次，巴金的三哥为了一点小事向丫头发了少爷脾气，事后被母亲批评了一顿，母亲告诉他：“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11]，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巴金以后的思想道路来看，不管他接受了哪种思想学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人类之爱”。他渴望爱，追求爱，希望把爱分给别人。这棵“人类之爱”的繁茂大树的根底，正是他的母亲培育的。

巴金“忠实”的人生态度则来自劳动人民的熏陶。母亲的爱的教育和封建家庭的丑恶，都促使巴金主动去接近另一阶级的人们。母亲的仁爱为他接近仆人、轿夫、女佣创造了客观条件；封建家庭生活的丑恶，又促使他自觉去寻找一个更合乎人道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在劳动人民中间。巴金曾满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轿夫老周对他的教育，这个老人有着悲痛而又丰富的经历，老婆走了，儿子也死了，留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可是他怀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他告诉巴金许多生活中的黑暗面，劝告他“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负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12]老周所说的“忠实”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而是要忠实自己的信仰，依自己的信仰而生活。这种“忠实”本身就包含了劳动人民庄严的自尊性，这种自尊性是统治阶级任何淫威都不能压服的。在巴金的家庭里还有一个名叫翠凤的丫头。巴金父亲有个朋友（一个远房亲戚）托人说媒，要讨她做姨太太，结果被她庄严地拒绝了。^[13]

从劳动人民学来的人生观念，对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他成为一名作家后，他还称轿夫老周为他人生道德上的“先生”，并满怀感激地说他一直记得老周的话：“火要空心，人要忠心。”^[14]

巴金这样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民国以后整个中国思想界追求民主与救国救民的进步思想潮流是一致的，与五四精神也是一致的。所以当五四运动兴起时，巴金立刻被新的思想吸引，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潮流充实了他的泛爱的人道主义。当他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后，这种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鼓舞和成熟，这跟他少年时期受一个朋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个朋友信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放弃学业去当学徒。为了给团体凑钱办刊物，他还默默地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巴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别人的利益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同他在家里的长辈们身上所看到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恶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给了巴金很大的教育。他把这个朋友称为他生活道路的第三个先生：“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15]由此可见，巴金在他的青少年生活环境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的以反专制为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欧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人道主义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之源，正是五四前后封建家庭制度行将崩溃的社会基础。

我国思想史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传统。早在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刚刚出现，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黄宗羲、王夫之等闪耀着初步民主思想光辉的思想家。他们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出发，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等政治理想。尤其是黄宗羲，他甚至批判了旧传统的君臣关系，提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用“师友”关系代替君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无疑是对专制制度的一大冲击。黄宗羲的这些民主思想，被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新人士所继承，谭嗣同发挥了这种新型的伦理观念。在《仁学》中，谭嗣同不仅直截了当地控诉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揭露了封建伦常名教被统治者利用为“以上制其下”的反动工具的实质，而且要求把封建伦理道德一概废除，只将其以民主思想重新解释的“朋友”一伦作为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故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16]谭嗣同批判封建纲常与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后来直接为五四运动继承下来，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巴金是否直接受过谭氏思想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旧的传统伦理观念，极力提倡以“友谊”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把朋友放在“亲人”关系之上^[17]，这一点与黄、谭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反封建反专制、要求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想传统，对于巴金青少年时期形成人道主义思想很可能起到了有利的影响。

当然，对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应该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揭露封建孔教吃人的本质和封建专制的罪恶，敲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丧钟。它以全新的思想、全新的时代旗帜，唤醒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人性的解放，在五四时期正式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吸引着无数新一代的青年。如有的研究者提出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内思想文化界对人道主义的接受和宣传则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无论是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还是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以及主要是宣传合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其他社团，几乎都打出了或者曾经打出过人道主义的旗帜，以致使得同一个人道主义思想衍殖出许多杂有其他思想色彩或依附于其他社会政治思想的分支来。撇开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这些社团不论（因为它们的大部分成员后来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社团及其代表人物反复宣传的‘新村主义’、‘平民教育’、‘劳工神圣’、‘妇女解放’和‘工学互助’等口号，无不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之一。”^[18]不仅如此，当时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人道主义的拥护者和鼓吹者。陈独秀呼吁青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9]李大钊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20]其他如胡适、蔡元培、鲁迅、吴虞、周作人，都在向封建旧传统宣战时使用过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巴金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和思潮中成长，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21]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自然而然地发展与成熟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