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防准备

1945年4月23日，戈培尔的报纸和电台宣布，希特勒将留在柏林亲自领导保卫战。这天，希特勒通过传单报《装甲熊》第1号向柏林市民发出“严重警告”，恐吓说将对“宣传或赞同削弱我军抵抗力量措施者”立即枪决或绞死^[14]。《装甲熊》是柏林战役期间发行的小型宣传报纸，存活到4月29日。戈培尔通过该报继续蛊惑人心，哄骗士兵和柏林市民为毫无希望的战斗卖命。4月23日这天，《装甲熊》还宣称柏林粮食储备充足，足够吃12个星期。可戈培尔第二天却告诉希特勒：柏林只剩下14天的食品。希特勒还要求把调动温克——“与美军作战的部队”救援柏林的命令公开用无线电广播，这就给柏林市民造成幻觉：美国人已经默许甚至支持德军继续和俄国人战斗。

魏德林（左一）及其指挥部成员

但对经受了长期空袭、现在正面临一场围困战的柏林市民来说，无论是吹牛还是恐吓，都难以唤起昔日的战争热情，谣言所带来的幻想也不是那么重要。一切都要让位于最基本的生存欲望。这座已经满地废墟的城市，街道上早已没有昔日的车水马龙，只有仓促搭起来的路障和大砖块，大部分商店都已关闭或被洗劫一空，电力和煤气供应已被破坏，燃料紧缺，应急食品被抢夺一空。躲在掩体的人们靠街头的消防栓和抽水机取水，很多人在来回路上被苏联炮弹炸死，或遭到苏联飞机扫射。绝望情绪支配下到处都是淫乱行为，有条件就拼命饮酒狂欢，希特勒暗堡也不例外。但没有人起来造反，因为党卫军、宪兵和各路纳粹积极分子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狂暴凶恶。

投降后的魏德林将军等德国指挥官

当天暗堡军事会议上，克雷布斯表示：“我相信我们还有4天时间。”暗堡外，各种临时抱佛脚的战斗准备也在进行中，包括希特勒本人所在的总理府和街道在内。4月23日，可用于保卫政府街区的兵力共有3500人，其中有“大日耳曼”团的2个营，“元首”警卫连，国民突击队一个营又一个连^[15]。希特勒有两支贴身卫队。一支是由40名武装党卫军（10名军官和30名士兵）组成的“党卫军元首警卫队”，其末代指挥官是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弗兰兹·舍德勒。这个卫队简单说就是所谓“站岗的”，有时还替希特勒干些杂活。另一支由帝国保安总局派出的60～70名党卫军警卫和便衣组成，他们是希特勒安全的真正保障者，由旅队长腊登休伯负责。4月23日上午，蒙克又率领2000名（一说3500名）战斗人员从柏林郊区的利希特菲尔德兵营出发，行军约10公里抵达总理府地下室^[16]。

现在，“Z”区由蒙克将军的战斗群保卫。如前所述，这个战斗群大都是党卫军人员。包括“希特勒旗队”警卫营（约800人）、“元首”警卫连、“党卫军全国领袖”警卫营（希姆莱个人卫队的一半兵力约600人）、“希特勒旗队”训练补充营、一个党卫军高炮连等等。以这些部队为基础，临时组建了2个很弱的团。第一个被称为“安哈尔特”团，这是该团团长的名字。“安哈尔特”团共有2个营约1500人，多数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是“Z”区的核心防御力量。第二个团称谓不详，主要由保卫各政府机关大楼的“普通党卫军”人员组成，编成也是2个营^[17]，据说有1200人。4月27日，希特勒得到的汇报证实蒙克战斗群的作战兵员共有4000人^[18]，这个数字和很多战史学者的推测基本一致。不过蒙克战斗群的实力变化不定，不时有些单位被调走，比如4月23日晚，“安哈尔特”团第1营就被抽走参加反击。但战斗中，也有些新单位从外面逃入“Z”区。

4月23日，在柏林郊区，只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部队面对八方来袭的苏军。以下是一些典型代表：

苏军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城南，苏联近卫第3坦克集团军面前沿着12公里长泰尔托运河展开的守军，被科涅夫描述为流泪拼死战斗的正规军和老人儿童的杂烩，据说有数万人，实际包括：

第60要塞团；第218强击火炮旅残部；第277、305、309、311、312、208、301、427国民突击队营；第344、345警卫营；第4建筑营；第67、203后备营；第3通信营；第3士官学校；第1、3高炮师各一部。

不过泰尔托运河本身就是一道坚固防线，河宽30～50米，深2～3米，两边是高大的混凝土陡岸，沿岸还有成片的混凝土高墙。在科涅夫许诺的大量炮兵抵达之前，雷巴尔科暂时还不敢贸然进攻这如中世纪堡垒般的阵地。

城北，苏第3突击集团军当面有：“贝拉”警卫团；第44、617、803、807、811国民突击队营；“罗曼”、“格奈泽瑙”国民突击队营；第738建筑营；“埃格尔”障碍设置营；“阿拉姆”团；一些坦克和高炮部队；一些希特勒青年团；还有沿着柏林内层环形铁路开进的装甲列车。

但这天柏林以南的战事却为希特勒送来了一支野战部队：凌晨3时，朱可夫第2梯队的第3集团军（含近卫第2骑兵军）趁着夜色发起进攻。他们面前正是布塞用来保持柏林与第9集团军主力联系的党卫第32师战斗群。由于正在下雨，德军没有听到苏军调动的声音，更没有料到这支俄国新锐部队的突然出现，结果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苏军趁势冲到奥得—施普雷运河北岸，然后乘坐90辆水陆两用汽车渡河。由于这一攻势，布塞最担心的情况正变成现实：苏军在退到柏林东郊的正规野战军——第56装甲军残部，与南面的布塞第9集团军主力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

此前，败退中魏德林的第56装甲军与第9集团军司令部失去通信联系超过30个小时，4月23日才收到要求其掩护集团军北翼的特别命令^[19]。当天，魏德林派“柏林”师师长去第9集团军司令部，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人向希特勒报告说魏德林带着司令部逃到了柏林以西的德贝里茨，为此已派出一个将军带着枪决魏德林的命令来找他算账。大吃一惊的魏德林赶紧跑到柏林总理府，辩解说自己非但没有逃跑，而且指挥部距离前线只有几百米。

希特勒被说服了，取消了枪毙命令。不但如此，第二天（4月24日），克雷布斯还给魏德林带来了好消息：希特勒对魏德林很有好感，决定任命他为柏林卫戍司令。可魏德林却高兴不起来。据说他的答复是：“您最好下令枪毙我，好让我摆脱这一厄运。”但魏德林还是接下了这个新职务，把指挥所搬到了班德勒大街，从此每天冒着炮火跑到希特勒暗堡去汇报一次^[20]。战后他向俄国人供述说，他当时已确信缺少兵力的柏林是守不住的^[21]。

希特勒就这样临时从海因里希手里“抢”来一个军保护柏林。可即使他不抢，这天柏林与布塞主力之间也只剩下新米勒—布科这唯一的地面通道，而且这道路也被俄国炮兵严密封锁着。此时前线和后方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多的人溜之大吉或另寻出路。4月23日，凯特尔和约德尔最后一次出席希特勒的军事会议。晚上，当两人回到波茨坦附近的临时大本营时，发现北部司令部已经在红军威胁下逃跑了^[22]。同一天，空军参谋长科勒尔也跑到上萨尔斯堡，把约德尔所说的希特勒有意让戈林接班与西方展开谈判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述给戈林。于是戈林决定打电报给希特勒确认此事^[23]。

苏军向柏林市民分发面包

4月23日下午，戈林的电报到了地堡，大意是：他戈林是否可以按过去所宣布的那样继承希特勒的权力并“自由”行动（当然是指谈判）？如果当晚10时前没有得到回复，就证明希特勒已丧失自由，戈林将自行接管大权。

这封电报引起了不出人意料的反应。鲍曼把内容解释成戈林背叛希特勒的证据（尤其是限时答复的要求，听起来就像最后通牒）。可尽管鲍曼拼命挑逗，希特勒的反应却不是特别强烈。他下令剥夺戈林的继承权，但戈林如果主动辞职，可免死罪。鲍曼另外发出电报，下令逮捕戈林。85名党卫军立刻包围了戈林的别墅，把他全家都抓了起来。

希特勒所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位纳粹高官正在进行比戈林更严重的背叛：这天晚上11时，在卢贝克的瑞典领事馆地下室，希姆莱与瑞典伯爵贝尔纳多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希姆莱宣称希特勒很快就会死去，他希望瑞典政府替他向盟国传达如下信息：德军将在西线投降而在东线继续抵抗。贝尔纳多特走后，希姆莱就开始筹划未来的细节：以他为领袖的未来德国执政党应该叫什么名字？与艾森豪威尔见面时该如何问好？鞠躬还是握手？

几小时后的4月24日凌晨4时，另一个叛徒施佩尔在最后一次拜访元首后，乘飞机逃离柏林。他后来解释这次冒险去柏林围城、去堆满酒瓶和垃圾的弹痕累累的总理府，动机是为了拯救几个朋友，以及向给了他一切的老朋友希特勒告别^[24]。但他的真实目的却是劝说希特勒为了历史名望而死在柏林^[25]，这个建议显然很对希特勒胃口。另外据德国历史学者古一多·克洛卜分析，施佩尔还有一个目的：防止希特勒任命他当接班人^[26]。投机分子施佩尔当然清楚，一个即将灭亡国家的领导不仅分文不值而且还面临上断头台的危险。这一点他如愿以偿了。开溜时他曾遇见戈培尔，乐观的宣传部长告诉他：希特勒已决定敞开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