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为君难，就难在一个权字上，该如何得权、保权、传权呢？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得回到乾隆的父亲雍正，到那儿去寻找一些相关的答案。
雍正在位13年，他最常讲的就是“为君难”这三个字，不仅如此，他还命人刻了许多个“为君难”的印章，印在御书和古书画上。
贵为天子的一国之君，主宰天下的皇帝，怎么会“为君难”呢？又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呢？那所谓的“为君难”，难就难在一个权字上。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该如何得权（获得皇权）；第二个阶段，就是该如何保权（保持皇权）；第三个阶段，就是该如何传权（传承皇权）。
先说第一个问题，得权，也就是如何获得皇权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独裁专制的历史，归根结底，也就是一部鲜血淋漓的皇权争夺史。且不要说那一茬接一茬、前赴后继、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了，哪怕就是在同一个朝代皇族内部的皇权继承问题上，那也常常会伴随着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这种血染的历史悲剧，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
远的不说，单说当年雍正继位获得皇权，就经过了“九子夺嫡”的一系列昏天黑地的明争暗斗，弄了个你死我活，骨肉相残，乌烟瘴气，大伤元气，雍正这才最终脱颖而出，在“九子夺嫡”中胜出，当上了那主宰天下、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皇帝。可以说，雍正当年是踩着骨肉兄弟的鲜血和伤痛登上皇位的。
登上皇位后，雍正为防止再度出现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惨剧，便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不再公开设立太子，而是由皇帝提前写好诏书，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直到皇帝驾崩后，相关人员才能打开先皇的密诏，宣布其继承大统的接班人，也就是皇权的继承人。
也正是由于雍正建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皇子们不知道储君到底是由谁来承袭，从而避免了骨肉相残、你死我活的宫廷争斗。雍正死后，由弘历（乾隆）承继了皇帝的大位。
而时年25岁的乾隆当初之所以能继承皇位，据说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乾隆的爷爷康熙特别喜欢他这个皇孙子；二是乾隆能文能武，具备君王的潜质；三是乾隆的母家是满族，且又是开国功臣额亦都的后人。而乾隆其他的那些兄弟们，诸如弘时的母亲李氏、弘昼的母亲耿氏、福慧的母亲年氏等，则都是汉家。四是乾隆工于心计。例如，乾隆明明看不惯雍正的喜爱祥瑞（有吉兆的名物）和蓄养僧道，可是，他却偏偏违心地撰写了《万寿日庆云见苗疆赋》《景陵瑞芝赋》等，进行奉承。此外，鄂尔泰当时是雍正身边的大红人，当他奉雍正之命守边时，弘历（乾隆）热情洋溢地写了诗歌《遂毅庵鄂相国奉命经略西陲》，以联络感情……乾隆当年获得皇权的过程，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那也都算得上是少有的平和与安宁。
中国的历代皇帝，对皇权都是极其敏感的，它实在是得之不易，因此，也就会死死地抓牢在自己的手上，硬是不肯放弃。
这，也就是“为君难”的第一个问题——难，就难在了得权上，也就是难在了如何获得皇权的这个问题上了。
那么，“为君难”的第二个问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君难”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获得了皇权的基础之上，又该如何保权，也就是如何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皇权？众所周知，这里面更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那些反反复复一再上演的所谓的大肆杀戮功臣、乃至殃及无辜的，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种种悲剧，往往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里表现得最为惨烈和血腥。
汉朝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在这方面的恶劣表现，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即便是像乾隆这样的守成之君、有为之君，且又是依仗着自己的血统和平得到皇权的君主，在他当上了皇帝之后，为了保护和巩固皇位，也同样是将一干亲王、贝勒、贝子或是赐死，或是关进宗人府。
为了集权，也就是为了强化皇权，乾隆的一生干过许许多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譬如说，乾隆在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撤销了已经存在155年的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一种满族旧俗，带有满族这个曾经的游牧民族的一些原始的民主思想的形态。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前期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一种制度。它又称作“国议”，创建于皇太极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就是这么一个带有民主萌芽形态的“国议”，却在乾隆的手上给铲除了。
乾隆的目的显而易见，实质上是在削弱“旗权”，也就是削弱旗人（满人）的权力，以便进一步强化他乾隆个人的皇权。
为了加强集权，摆脱所有那些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制约，乾隆曾经不惜杀掉了向他提建储建议的秀才金从善；除此之外，1786年弹劾权臣和珅家人刘全逾制不法的御史曹锡宝，1787年弹劾和珅亲信、直隶总督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等也都曾经受到过乾隆的严厉惩处。
此时，大清王朝的那些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也就意味着毫无纠错能力。
乾隆在位期间，他对“朋党”一词尤为敏感，甚至已然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在乾隆看来，“朋党”的存在对他的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和伤害。不说别的，光是那种科甲朋党，就有好几种：一是师生之间形成的朋党；二是同年之间形成的朋党；三是同门之间形成的朋党等，不一而足。就说当年纪晓岚等人之所以会被投入大狱，后来又遭到流放发配，不就是因为他们被乾隆怀疑为是刘统勋的“朋党”势力而招致的灾祸吗？
那么，乾隆对待百姓呢，那就更不用说了。
乾隆在位期间，一方面是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对内则是实行十分严苛的、且带有浓烈奴役色彩的保甲制，禁止百姓自由迁徙，这无异于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关进了笼子里。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机与活力，如同一团死水。这也是导致中国逐渐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加强集权，也就是为了加强皇权，乾隆那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全都用上了。于是，他也就把整个中国拖进了一个死胡同。
那么，跟乾隆同一个时代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是怎么做的呢？
华盛顿这个美国总统，可没有中国的皇帝乾隆那么大的权力，不仅如此，总统权力还处处受到制约和监督。华盛顿曾经在他的演说中讲道：“把自己限制在各自的宪法范围内，避免在行使权力时，一个部门侵犯了其他部门的权力。”这，就是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彼此分权、相互制衡的原则。
当年，也就是在华盛顿第二届就职前十天，恰巧是华盛顿62岁生日。美国当时的首都举行了庆祝仪式，教堂每半小时会响起钟声，海湾舶船彩旗飘扬，美国两院成员和数百位公民在等待着华盛顿总统会见……而这个时候，弗雷诺主编的《国民报》开始猛烈抨击这种君主式的生日闹剧，要求取消这种奢靡的生日活动。
后来，等到华盛顿举行第二届总统就职仪式时，就连当时被怀疑为是推进君主制的汉密尔顿，也不赞成举行隆重的、有群众参加的第二届就职仪式，建议华盛顿总统只需在各部门的首长面前宣誓就职即可，这个时候，杰斐逊也表示同意。于是，华盛顿总统遂被限制在参议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就算是完事了。
还有，作为美国总统的华盛顿，曾经有过一辆精致的专用马车，就是这辆车，也受到了美国人的非议和批评：“华盛顿总统并不反对在共和政体上装点君主制的色彩。”不仅如此，华盛顿还时常会被舆论和报纸说成是“政治伪君子”“政治老糊涂”“傲漫的专制君主”，不是“国父”而是“后父”。
毋庸置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敢于大胆抨击和批评总统的人民，这才有了像华盛顿那样心胸坦荡的总统；正是因为有了高度民主权利意识的人民，这才造就了像华盛顿那样不敢侵犯人民权利的国家元首。
高度概括起来说，中国的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为了确保他的皇权不受到威胁和挑战，他不惜将官员和民众关进了笼子里。而与此同时呢，华盛顿则是通过立宪制和议会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和掌控，从而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
这，也就是“为君难”的第二个问题——难，就难在保权上，也就是难在如何保持皇权的这个问题上。
那么，“为君难”的第三个问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在“得权”和“保权”的基础之上，又该如何“传权”，如何传承皇权呢？
这第三个问题，显得无比重要，弄得不好，就会酿出大祸。
这“为君难”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该如何“传权”，如何传承皇权呢？就在这第三个阶段，中国历史上也不知上演了多少惨绝人寰、骨肉相残、你死我活的大悲剧，大惨剧，大闹剧。
这其中，不乏有儿子杀父亲的，有父亲杀儿子的，有弟弟杀哥哥的，有哥哥杀弟弟的，有叔叔杀侄儿的，有侄儿杀叔叔的，有丈夫杀老婆的，有老婆杀丈夫的……总之，几千年来，杀了个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有许多皇室的一些个支脉或血亲，居然都被杀得断子绝孙，彻底灭了门，绝了户。
从“得权”，到“保权”，再到“传权”这三个阶段，那的的确确是一个步步惊心、险象环生的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一招不慎，就会酿出大祸，跌入深渊，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就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而言，能够把这三个阶段都把控和操持得特别好的皇帝，凤毛麟角，扳着指头数来数去，也没有多少个。而乾隆呢，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由于雍正实行秘密立储的制度，因此，乾隆得到皇位很顺利，很平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和冲突。后来，尽管为了保持和巩固皇权，乾隆也杀了一些人，关了一些人，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摧残、惩罚和处置了一些人，但若是把乾隆的这些行为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和衡量的话，那么，乾隆还算是仁慈的，宽厚的，他毕竟不是那种嗜杀成性的皇帝，手段也不是那么暴虐和残忍。
如果用数学方式来表述的话，乾隆“得权”时，能打九十分；乾隆“保权”时，能打六十分；而在眼下“传权”的这第三个阶段，乾隆也是可以得到一个高分的。不管怎么说吧，乾隆毕竟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禅让给他的儿子嘉庆（永琰）了。
以这种“禅让”的方式来“传权”，来传承皇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很不容易。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乾隆算是封建专制独裁时代的一个相当不错的皇帝。
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这一年，时年85岁的乾隆，为什么突然要“禅位”呢？
其实，所有这一切，全都来源于乾隆60年前的一个誓言。
乾隆元年，也就是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个时候，时年25岁的乾隆曾焚香默祷说：“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这也就是说，乾隆当年曾经立下誓言，即使他将来能够长寿，那也不敢打破他爷爷康熙统治天下61年的纪录。
作为孙子的乾隆，当年跟他爷爷康熙的关系相处得十分亲近和融洽。
1723年（清康熙六十一年）的3月，时年只有12岁的弘历（乾隆）拉着他爸爸（雍正）的手，走进了花红柳绿的圆明园。这是小孙子第一次见到他的爷爷康熙。
从那以后，康熙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子，并将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亲自教养，教他读书，教他使用火器……半年多以后，康熙就去世了。可是，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后来的乾隆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他当年跟他爷爷康熙相处的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些美好的场景，时常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弘历（乾隆）后来之所以能被他的父亲雍正立为太子，与他爷爷康熙当年对他的爱怜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而且，康熙在位61年，雄才大略，功绩卓著，这令作为孙子的乾隆煞是羡慕不已，且心向往之。乾隆也希望他自己能做一个像他爷爷康熙那样的有为君主。只是，无论如何，他都不敢超越他的爷爷康熙。
乾隆近80岁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相当不错。直觉告诉乾隆，未来的十来年内，他没什么问题。
为了维护爷爷统治天下61年的纪录，为了践行当初的誓言，于是，乾隆决定，他要禅位，要把皇位禅让给十五子永琰（嘉庆）。
禅位，也就意味着将放弃皇权。
而皇权呢，则代表着荣誉、成功、财富和安全感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一旦没有了皇权，也就意味着没有了一切。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实行终身制，皇帝一干，就干到死为此，甚至还希望能再活五百年，最好是能长生不老，永远掌握着帝国至高无上的皇权。
没有哪个皇帝自愿交出皇权，心甘情愿退位。而一生嗜权如命的乾隆，当然也不例外。
无法超凡脱俗的乾隆，仅仅只是为了兑现他60年前的一个誓言——不能打破他爷爷康熙执政61年的纪录。就因为这个遥远而陈旧的缘故，乾隆这才会无可奈何、且又是疑虑重重地禅位给了他的儿子嘉庆。
按说，孙子打破爷爷的纪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兴许，爷爷的在天之灵很有可能并不会怪罪于孙子呢。试想一下，天下哪有爷爷不希望孙子好的道理呢。古语说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乾隆毕竟曾经向上天发过誓，而古人又把发誓看得很重，认定一旦违背了誓言，就会遭到天谴。
事实上，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心态支配下，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在北京紫禁城如期举行。
1796年2月9日（即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的这一天，紫禁城太和殿内外，花团锦簇，顶翎辉煌，乐曲悠扬。
天刚蒙蒙亮，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恢宏硕大的紫禁城。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面容肃整，早早就排班列队进入了皇城。
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的广场上官员们按照文东武西的规定，分班肃立着。暹罗、安南、朝鲜等属国也都派了使臣前来朝贺，场面壮观而庄严。
即将要禅位的乾隆老皇帝，那是感慨万千。
而作为新皇帝的嘉庆，则更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此前的皇子永琰（嘉庆），他一生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而他这一生最大的优点呢，则是没什么突出的缺点。他的母亲魏佳氏在宫中的地位不高，他自己的排行又十分靠后，是乾隆的十五子，因此他继承皇位的优势原本就并不突出。乾隆是思虑再三，最终才勉勉强强选择了永琰（嘉庆）这个平庸的皇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永琰（嘉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做太子时间相当之长的一位，竟然达22年之久。从成为太子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在这条漫长艰险的道路上，任何一步稍有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而中国历朝历代，太子一旦失势，必然会被彻底放逐，其下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而永琰（嘉庆）在这条满布了荆棘和危险的道路之上，是如何小心翼翼，如何胆战心惊，如何如履薄冰，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永琰（嘉庆）能走到乾隆退位的这一天，当实属不易。
其实，早在乾隆正式禅位之前，即1796年2月9日之前，永琰（嘉庆）就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这其中即包括和珅在乾隆册立永琰（嘉庆）为皇太子时，先期向永琰（嘉庆）呈送如意，以邀功买好；又包括纪晓岚和刘墉等向乾隆提出谏言，劝谏乾隆，既然让位了，那就也应该同时让权，尤其是要让出那个代表皇权的“皇帝之宝”——国玺。可乾隆呢，就是死把着国玺不肯放手……不仅如此，这其中甚至还同时包括乾隆于1795年1月22日（清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二日）在乾清宫给子孙们发红包时，唯独没有给皇十五子颙琰发红包；另外，还包括1795年的10月15日（即清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在圆明园勤政殿当众开启了已然密封了二十二年的鐍匣，取出了那已经发黄了的上谕，宣布永琰为皇太子，同时改名颙琰，并命皇太子颙琰即日移居紫禁城内的毓庆宫……
以上所有林林总总的事情，全都发生在1796年2月9日乾隆正式禅位的这一天到来之前的某一时刻。
众所周知，其实早在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刚刚开始启动编纂《四库全书》的那一年，按照雍正确定下来的制度，乾隆就已经秘密立储，确定下来的未来皇位的接班人实际上就是皇十五子永琰（嘉庆）。乾隆的这道密旨，已经在鐍匣里整整密封了22年的时间。秘密立储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乾隆知。除此之外，那就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么，如此高度机密的事情，和珅又是如何窥破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和珅的机警过人和聪明透顶，他的确是古今第一擅长察言观色之人。
对于乾隆来说，他虽然早已在22年前就秘密立储，就确定了未来皇位的接班人的人选问题，可是，这22年来，乾隆一直不动声色，不显山，不露水，从来都没有显露过任何蛛丝马迹。
然而，等到乾隆执政临近60年的时候，他60年前立下的那个誓言必须要兑现的日子，也随之一天一天逼近了，乾隆也就有点绷不住了，撑不下去了。于是，在乾隆的言行里，也开始透露出某些微妙的信息和端倪。譬如说，到了这个时候，乾隆竟突然对一个小皇孙特别亲近起来，经常把这个小皇孙召进宫来，召到身边来。
这个小皇孙不是别人，就是绵宁（也就是未来的道光）。
绵宁出生于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9月16日，即位后改为旻宁。他是清朝第八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是清朝时期唯一一个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他是嘉庆的第二子，其母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绵宁（道光）12岁的时候，作为皇爷爷的乾隆，突然对他表现出了格外的亲近和喜爱。或许，这在一般人看来，那不过就是一种隔代亲的表现而已，很正常，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是，和珅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特别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这寻常而普通的一幕，不知怎么触动了和珅的那根极为敏感的神经末梢，遂让他立马就想到，在清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场面。当时是1723年（清康熙六十一年）的3月，时年只有12岁的弘历（乾隆）拉着他爸爸雍正的手，走进了花红柳绿的圆明园。这是小孙子第一次见到他的爷爷康熙……
时隔72年之后，历史惊人的一幕竟又重演了。不过，乾隆不再是12岁的皇孙了，而是一个年近85岁的皇爷爷了；而那12岁的皇孙呢，则是变成了绵宁（道光）。历史，往往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这两个不同寻常、耐人寻味的场面，交叠放置在一起，再细细一比较，一琢磨，一思索，那个聪明透顶的和珅大眼珠子一转，立刻就窥破了乾隆心中那已经隐藏了22年的一个大秘密——近来无端受到乾隆亲近的皇孙绵宁（道光）的身后，实际上还站立着一个人哪，那个人就是绵宁（道光）的父亲永琰（嘉庆）啊。
由此，和珅打了激灵，心里咔嗒一下，也就迅速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时年已是35岁的颙琰（嘉庆）很有可能将会是未来大清皇位的继承人、接班人，就如同当年的雍正那样。
如此一想，工于心计的和珅犯下了他这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他竟然鬼使神差地抢在乾隆册立永琰（嘉庆）为皇太子之前，先期呈送如意，以邀功买好。
和珅当初之所以送上一柄造型古雅的硕大的如意，借以暗示未来的大清江山将会是永琰（嘉庆）的囊中之物，其出发点也是好的。
一般人通常都会这么想，都会认为和珅去送如意，提前透露出那么一个天大的喜讯，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哪怕此举即便是有什么小毛病，小问题，那也是无伤大雅，决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或许，当时的和珅也是这么想的。
可问题就在于，和珅也这么想，一下子就沦落成了一个一般人。
永琰（嘉庆）的行事可不像乾隆，他根本就不吃和珅阿谀奉承的那一套。再说，他跟和珅之间的积怨，也已经太深，太深了。而这种积怨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和珅曾经长期欺负过他，打压过他。永琰（嘉庆）隐忍已久，避让已久，沉默已久矣。那个时候的和珅，眼里只有乾隆一个人，其他的人都不放在眼里！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永琰（嘉庆）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心里清楚得很，一向目中无人、牛气冲天的和珅，这一次竟然破天荒地主动跑到他家里来送如意，来送消息，来示好，来献媚，其目的和动机不外乎就是想套套磁，买买好，修复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将来还能继续得到重用，执掌大权。
和珅此举结果是适得其反，反而把他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乾隆驾崩不久，嘉庆（颙琰）立马将和珅当年向他呈送如意、泄露天机的事情给翻腾了出来，并将其无限上纲上线，罗列为和珅20大罪状里的第一桩大罪，即：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
和珅，真可谓是，成也皇权，败也皇权。难道不是如此吗？当初，是乾隆的皇权，成就了和珅的飞扬跋扈；后来，则是嘉庆的皇权，一下子就把他送进了身败名裂的阴曹地府。从此以后，和珅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再也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乾隆当初为什么唯独没有给皇十五子颙琰（嘉庆）发红包呢？这里面究竟又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深刻寓意和重大象征呢？
1795年1月22日（清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二日），时年85岁的老皇帝乾隆在紫禁城那花团锦簇、乐声悠扬的乾清宫里设家宴招待前来拜年的那些家族成员和近支宗室。
而在此之前，由于钦天监预报正月初一恰逢日食，于是，这个大型的拜年家宴也就随之推迟到正月初二这一天举行。
到了正月初二，众多的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摩肩接踵，济济一堂，秩序井然向乾隆行礼拜年。
看着子孙满堂的盛况，再遥想临御天下六十年的历程，乾隆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这个时候，太监们抬来了满满几大箱银元宝，乾隆这就开始要给子孙们发红包了。
随后，凡是领到了红包的人，都忙不迭地叩头谢恩，而那些还没有领到红包的人呢，则是两眼放光，直勾勾地期待着。
然而，等到所有红包都一一发完了，唯独一个人始终都没有领到红包，看那样子，乾隆也没有要给他红包的意思。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就是皇十五子永琰（嘉庆）。
此时此刻，时年35岁的颙琰的心里，那可真是一下子就哗啦哗啦地开了锅了，为什么偏偏不给我红包呢？本来应该是人人有份的，可为什么偏偏就落下了自己呢？
永琰在心里无声地嘀咕着，但嘴上却不敢出声，只是一脸错愕和不解地愣怔在那儿。
此刻，大家也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众人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猜想着，推测着，看来，皇上明显是故意不给十五阿哥红包啊，看那样子，不像是忘给了。皇上年龄虽然大了，但却并不糊涂啊，应该不会忘记没有给十五阿哥红包这茬事。
只是，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迷惑不解之时，老皇帝乾隆竟不紧不慢地轻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永琰，朕没有给你红包，是故意的，是朕故意不给你红包的。朕问你，你永琰要银子何用？”
皇上说这话是个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有钱无处花吗？还是说别的意思？
在短暂的困惑和沉寂之后，那花团锦簇、流光溢彩的乾清宫里立即迸发出了一片轻声的惊叹，大家伙这当儿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皇上虽然没有给永琰派发红包，却别出心裁地另外派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那就是未来大清朝的万里锦绣江山啊。
至此，那个严密隐藏了22年的惊天秘密终于算是揭晓了。
尽管和珅已经先期向永琰呈送过如意，泄露过天机，大家都已对这个惊天大秘密有了那么一些心理准备了，但是，当这一时刻千真万确地来到众人身边的时候，大家居然还是显得有些惶惶然，戚戚然，赫赫然，甚至是心绪不宁，手足无措。
尤其是那些与皇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一些皇子们，心里更是波涛翻滚，也说不清其中的酸、甜、苦、辣、咸，都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滋味。既然打翻了五味瓶，那一切的滋味，也就全都混搅在一起了，合并在一起了。
接下来，时间的指针确凿无疑地指向了1795年的10月15日（即清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乾隆在圆明园勤政殿当众开启了那个已然密封了二十二年的鐍匣，从中取出了那已经发黄了的上谕，宣布永琰为皇太子，同时还将永琰改名为颙琰，并命皇太子颙琰即日起移居紫禁城内的毓庆宫居住……
当那个已经密封了22年的上谕宣布完之后，皇太子当即叩头谢恩，表示谨遵圣谕，修身历练，以期不负重托。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紧接着，乾隆帝又宣布了一个更重大、更具有爆炸性的决定，即：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在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届时，他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
已统治中国长达六十年之久的乾隆，就是如此这般地亲自宣布了这个石破天惊的重大决定，这无异于是在圆明园里投掷了一颗巨型炸弹，炸出了一大片滔滔不绝的惊涛骇浪。
首先，就震撼了颙琰。
颙琰当即脸红脖粗，战战兢兢地表态说，他可以接受太子的地位，但坚辞明年改元归政的安排。他说，自己年纪还轻，另外，这些年他虽然一直在刻苦用功，但还是感觉自己学识有限，阅历更是少得可怜……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还不足以独断乾纲。所以，他愿意“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睱，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那意思就是说，他还需要再跟着父皇好好实习实习政事。即使父皇一定要归政，那也应该等到父皇寿登期颐——所谓的“期颐”，也就是一百岁的意思。等到了那个时候，再传位给他。
总之，儿子越是不接受父亲的禅让，越是表现得坚决，那么，父亲就越是心花怒放，越是喜不自胜。
乾隆这么一个见多识广的老皇帝，一辈子既精于治术，又精于权术，能把一切都看得透透的。
而颙琰呢，从他后来的经历来看，他在治术方面也许不如父亲乾隆，但在权术方面，却无疑是得到了乾隆的真传。
这个重磅炸弹，同时也更是大大地震撼了大清那满朝的文武官员。
坦率地说，对于乾隆的退位，除了和珅集团以外，大清朝廷的官员从内心深处来说，那都是赞同的，拥护的。
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里，却有着许许多多曲里拐弯、错综复杂的潜规则，譬如说，有些事情，是做得，说不得；此外，还有那么一些事情呢，则是说得，做不得……至于那其中奥妙无穷的游戏规则，到底该如何拿捏？到底该如何把握？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心知肚明，心领神会，也就可以了。
一切都如同表演哑剧一样，靠的是无声的悟，靠的是无言的猜。
而这个时候，群臣们说着一些挽留和劝慰的话，与此同时，大家更是齐刷刷地拿起笔来，纷纷上书，有的大臣劝乾隆顺应“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有的大臣则顺着颙琰的话说，如果非要传位于太子不可的话，那也应该等到“寿登期颐”，再举行归政典礼。等到了那个时候再传位也不迟啊！
到了后来，连那些蒙古王公们、满洲王公们，也都纷纷上折，恳请挽留。那种自上而下的情真意切，那种铺天盖地的劝挽阵势，真乃大有要是离开了乾隆这个老皇帝的话，必定会引发山崩地裂，天塌地陷。
于是，乾隆也就正好借此机会，向臣民显示他那不贪恋权位的高风亮节，借以堵塞天下之悠悠众口。
乾隆当时给出的正式答复是：“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是实难以听许，毋庸再行渎请。”
如此一来，君臣两相配合，心照不宣地共同表演的这么一出大型的双簧戏，真可谓是感天动地，无懈可击。
然而，就乾隆本人此时那真实的意愿而言，他也仅仅只是想演那么一出大戏而已。而这场让位大戏的本质和精髓则是，他乾隆可以兑现他60年前的那个誓言，宣布退位，不打破他爷爷康熙在位61年的纪录。但是，他让位是可以让位，可他却绝不让权。他绝不让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绝不让玺。
这也就是说，在举行让位仪式的时候，他乾隆决不会让出他手中的那个代表着皇权的“皇帝之宝”——国玺。
后来，也就是紧紧围绕着乾隆让玺的问题，纪晓岚和刘墉等反复向乾隆提出谏言，劝谏乾隆，既然让位了，那也就应该同时让权，让玺，让出国玺。可乾隆呢，就是死把着国玺不肯放手……
这，也就是大清历史上那桩著名的“传位不授玺”的掌故。
在说这事之前，咱们暂且先说一说另外的一个小故事。
小故事的主角，名叫刘贺，也就是在南昌附近出土的那个海昏侯墓的墓主人。就是这个刘贺，曾经在西汉时期做过27天的皇帝。而诡异的则是，在刘贺当皇帝的这27天里，他竟然一直都把那皇帝的玉玺（也就是国玺）随时随地带在身边，从不离身，从不离手，甚至始终都不肯将那玉玺交给专门负责掌管印信的皇宫官员。仿佛只要那玉玺牢牢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他的皇权就能稳稳当当地保住了。
无比讽刺的是，尽管如此，刘贺也仅仅只是掌握了27天的国玺，当了27天的皇帝，便被那当时的大权臣霍光给轰下台了。
而乾隆呢，他之所以在让位时不愿意把玉玺交给嘉庆，其根源当然是他那无比强烈的权力欲在作祟作怪。
乾隆此时已经当了整整六十年的皇帝了，他如今要上演一出禅位大戏，为的是要彰显他自己的仁、孝罢了。这种刻意而为之的作秀，充分暴露了乾隆的虚伪。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老皇帝乾隆毕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老迈了，衰朽了。晚年的乾隆更加倚仗和重用和珅，在乾隆看来，只有和珅才是他可以依赖和相信的人。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乾隆生前曾经多次讲过这样的话，说他与和珅是千古君臣机遇，可以说是难得的“知己”啊。相比较而言，乾隆对和珅的宠信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嘉庆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样，到了这个时候，在大清的朝堂之上，竟是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和珅那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影子。和珅的影子此刻已然遮盖了大清的天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乾隆只让位，不让权，不让玺，再继续执政下去，那么，嘉庆也就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影子皇帝。而与此同时呢，朝廷的大权则还是会继续把持在和珅的手里。
面对这种皇权旁落的情况，纪晓岚和刘墉等是忧心如焚，也一直在努力寻找着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合适而巧妙的办法。
纪晓岚和刘墉，也都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虽然有些小毛病，譬如说，纪晓岚耳朵有点背，刘墉背有点驼，但他们两个人的身体都还相当硬朗。关键是他们的精神头都还相当不错，头脑清晰，思路敏捷，一点都不糊涂，更不昏聩。
眼下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敢招惹乾隆，于是，他们也就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已。
只是到了最后，当乾隆退意已决，执意要让出他屁股底下的皇位，从而要上演一出难得的禅位大戏之时，纪晓岚和刘墉忽然觉得，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他们倒是可以从一些技术层面入手，顺势来推动一下这件事往好的方向演进。
那么，纪晓岚和刘墉到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切入口呢？其最终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要想说清楚这件事，那就必须先来说一说纪晓岚的某一次十分难忘的经历。这一次经历，到了后来，也就逐渐演变成了嘉庆日后所宣布的和珅20条大罪状里的第七大罪，亦即“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
当时，纪晓岚向乾隆上了一份奏章，而乾隆在审阅批复时，由于年老体衰，体力和精力都严重下滑，大不如前了。而且，再加上他近来身体欠安，不仅无法牢牢地握住那支象征着天子威仪和权力的朱笔，字写得歪歪斜斜，宛若狗刨鸡爬似的，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神采和意韵，更为糟糕的是，批复里居然还出现了令人十分难堪的错字。而作为御笔圣旨，若要是如此示人，如此传世的话，那将会是一件有失体统的事情。和珅在传旨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就马马虎虎、稀里糊涂地给了纪晓岚。
纪晓岚的眼睛里有毒啊，那是太毒辣了，太雪亮了，他一眼就看出了圣旨上的错字，便当着和珅的面指出来了，说是什么什么字写错了，圣旨写错字了，这可不大好啊，有损皇上颜面云云。
和珅听纪晓岚这么一说，认真一看，果真发现圣旨里的的确确是写了错字，便立马将圣旨给撕掉了。而这个时候，身体衰弱的老皇帝乾隆已然回到内廷休息去了，和珅见状，便灵机一动，捉刀代笔，越俎代庖，挪用了皇权，操起乾隆皇帝那专用的御笔，模仿着乾隆的笔迹，重新写就了一份圣旨，交给了纪晓岚。
胆大妄为的和珅竟敢擅自撕毁乾隆的御笔圣旨，尤为不可饶恕的是，和珅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擅自动用朱笔，矫写圣旨，这可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反了天了啊！
于是，纪晓岚和刘墉这一对在风风雨雨中相处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便凑在一起反复商议着，合计着，到底该如何打击和珅的嚣张气焰，该如何防止和珅继续弄权，继续将整个大清朝廷玩弄于他和珅的股掌之上……
而这个时候，又恰逢老皇帝乾隆退意已决，纪晓岚和刘墉觉得这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经过了反反复复商讨、合计之后，再又等到时机成熟之时，纪晓岚和刘墉等人便开始反复向乾隆提出谏言，苦口婆心、甚至是肝脑涂地劝谏乾隆，既然让位了，那就也应该同时让权，让玺，让出国玺……
特别是刘墉的那感人肺腑的一席话，更是触动了老皇帝乾隆的心绪。那么，刘墉当时到底对乾隆说了一番什么话呢？刘墉其实主要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详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威威赫赫的帝王，从三皇五帝开始说起，一口气竟是列举了很多生动鲜活的例证，最后得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即，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那些禅位的帝王，没有一个是“传位不授玺”的，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帝王。倘使乾隆破坏了这个亘古不变的规矩的话，那么，这将会给后世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大大的笑柄……
如此一来，那个始终都死把着国玺不肯放手的乾隆，那个立志要做千古一帝的乾隆，那个希望自己是一个“十全老人”的乾隆，那个渴望着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盛名的乾隆，这才勉勉强强地表态，同意在他禅位的那一天，也会同时将那大清国的传国玉玺正式交出来……
如此这般，折腾来，折腾去，前前后后、陆陆续续折腾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折腾到1796年2月9日，亦即中国传统春节的大年初一的这一天，乾隆方才正式交出了大清国传国玉玺，将大清国的皇帝宝座禅位给了他自己的儿子嘉庆。而乾隆自己则成为了一个“太上皇”。
当人类文明的巨足欣然跨步来到了1796年这一年，中国虽然已经改元为嘉庆，但是，乾隆的时代却并没有因此而终结，没有因此而画上一个句号。
怀抱着皇权至尊观念的乾隆，此时虽然已经禅位了，且已经交出了大清国的传国玉玺，但实际上依旧在掌控着大清的万里江山。
乾隆首先是改变了他原来的那种彻底“归政”的主意，说他退位以后仍将留在养心殿，而不是原来计划中的搬到宁寿宫去。
众所周知，养心殿在军机处的北面，它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位置，都显得十分特殊和突出。它是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之所；与此同时，它又是皇帝日常起居之所。因为这个缘故，养心殿当时实际上就是整个清朝的政治中枢。
太上皇乾隆，他的内心关注和在意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居所本身的问题，而是对皇权的深深依恋和不舍。
很快，快得如同迅雷不及掩耳一般，嗅觉极其灵敏的朝野上下，便从乾隆这一态度里体悟出了那其中不同寻常的意绪和味道。于是，以和珅为代表的王公大臣立马借机向乾隆上书，请求乾隆顺应民意，收回禅让承诺。
可是，乾隆毕竟是一个十分要面子的人，自然不会轻易自食其言。然而，为了既能保证兑现禅位的诺言，同时又不会失掉其权柄，心机深厚、经验老到的乾隆于是明确提出了他的要求，即：退位后使用宫中玺字的第一号宝玺，亦即“太上皇之宝”；太上皇仍旧自称“朕”，其谕旨仍旧称“敕旨”；在大清皇宫内仍然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在皇宫外方可使用嘉庆年号；所有臣下奏疏、请安折子，均要一式两份，一份给乾隆这个太上皇，一份给嘉庆皇帝，大臣奏章都要由嘉庆皇帝转呈给乾隆，由乾隆来最终拍板定夺。
太上皇乾隆当时开出的这些个价码，毫无疑问能够充分保证他在“禅位”以后，还可以再继续掌控大清帝国的权柄及其运行状态。
接下来还有一点，也特别值得说一说，也就是在禅位的最后时刻，乾隆居然差点儿反悔了，改主意了。
1796年2月9日（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禅位大典之期已然到来，此刻，文武百官、驻华使节悉数前来参加新旧皇帝的权力交接仪式。可是，时辰已到，乾隆又犯老毛病了，竟然迟迟不愿交出那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宝”……如此一来，皇位交接仪式一度陷入了僵局。
幸亏，还是刘墉和纪晓岚等大臣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竭力苦苦劝谏乾隆：要么停止“归政大典”，乾隆仍旧留居“天位”；要么敬请乾隆交出“宝玺”，总不能让新皇帝嘉庆做一个无宝之君吧！
如此这般，乾隆这才终于算是极不情愿地在最后时刻交出了那已经由他整整掌管了60年之久的“皇帝之宝”，随后，乾隆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太和殿，返回到养心殿。
从此以后，乾隆遂又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禅位时代，直到驾崩为止。
在乾隆禅位后、又做了太上皇的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不甘寂寞、不愿放权的乾隆，竟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充当着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者的角色。乾隆自己也经常这样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禅位之后，乾隆仍旧还是会时不时地在御殿接受文武百官们的觐见，已是当朝皇帝的嘉庆，却只有陪坐的份儿。
一直到1799年这一年，89岁的乾隆终于算是走完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等到乾隆驾崩之后，嘉庆这才算是彻底结束了他那三年多的陪伴太上皇圣驾的傀儡生涯，从而开始了亲政时代。
随着乾隆这位政治强人的离世，乾隆的权力大厦轰然倒下，乾隆的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乾隆之死，遂迅速成为继任者嘉庆在政治权力上进行反弹和反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与拐点。
很快，亲政之后的嘉庆，就把曾经饱受乾隆压制和打击的那些宗室、那些原降贝勒、或原降郡王们等等，全都一一重新给予晋封。
不仅如此，嘉庆还赦免了乾隆年间文字狱的一些涉案人员。
而嘉庆亲政后最大的一个手笔，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乾隆时代那个权倾一时的大权臣和“二皇帝”和珅给逮捕下狱了，在处死了时年49岁的和珅的同时，又勒令查抄了和珅的家。
嘉庆如此剧烈的反攻倒算，既是对乾隆王朝的一种否定和颠覆，同时，也为他推行新朝之政、开辟嘉庆自己的时代，排除了障碍，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