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和他的时代
纪晓岚晚年，不改初心和本色，依然富有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
大器晚成的纪晓岚，从50岁开始受命编纂《四库全书》，后来又编纂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等工作，一直到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编书工程方才最后告成，缮竣。
而这一年，纪晓岚已经是一个67岁的老人了。
纪晓岚的晚年，倒是有那么几件比较突出的事情。
当《四库全书》这么一个空前浩大、来之不易的文化工程完成之后，作为总编纂官的纪晓岚，他的一颗心却并没有放下来，反倒是高高悬了起来，变得日益惴惴不安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这个时候，纪晓岚在忧心忡忡地考虑一件事情，即，如此煞费苦心、大费周章、耗时耗力、苦心孤诣地编纂了这么一部字数高达八亿字的《四库全书》，一旦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和意外，譬如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尤其是那十分可怕的火灾，如此珍贵和稀有的这么一部《四库全书》，要是毁于一旦的话，那该如何是好啊？
纪晓岚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时，那胸闷胸痛的老毛病就又会悄没声儿地隐隐袭来。
终于有那么一天，纪晓岚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说出了他的担忧和疑虑，与此同时，也说出了他的建议和设想。
那就是，让人再抄录几部《四库全书》，一旦某一部出了什么状况的话，那也还是有备份，有备无患，仍然可以传世，而不至于全军覆没，尸骨无存啊。
乾隆欣然接受了纪晓岚的合理建议，后来，乾隆又进一步考虑到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一带的文人学子们读书的方便，遂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另外又抄录了六部《四库全书》（也有人说又抄录了七部）。如此一来，再加上原来的一个底本，便成为了后世所说的“四库七阁”。
《四库全书》既有了底本，同时又有了抄本，纪晓岚那个沉甸甸的后顾之忧，也就解除了，化为了一片青烟，消失无踪了。
后来存放《四库全书》的七阁，不论是北方四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渊阁、文溯阁，还是江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除了镇江的文宗阁是个例外，其他的六阁，津、源、渊、溯、汇、澜这六个字，全都是带有“水”边的汉字。
纪晓岚当初之所以能想出这样的招数和点子，其动机主要是为了防火，是为了能以水来镇火……这种愿望，当然是美好的。然而，历史却是无情的，残酷的。
十分不幸的是，等到了乾隆之后的近代中国，狼烟四起、战火不断，当初珍藏的那七部《四库全书》现如今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却只有三部半了。
这三部半《四库全书》现今的下落如下：1.当年藏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且于1986年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2.当年藏于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本，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3.当年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且于2005年影印出版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4.当年藏于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本，在1861年毁于战火。现仅存半部，藏于浙江省图书馆，且于2006年影印出版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这，就是一个现今最基本的收藏情况。
当年珍藏的那七部《四库全书》，现今是毁了一半，存了一半。
不过，传说中居然还有个第八部，且也有人说那第八部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底本。那么，这个第八部现如今下落如何呢？那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这个《四库全书》的底本，当年藏于北京东长安街清代的翰林院内，在1900年毁于战火；也有人说这个底本当年藏于清东陵乾隆的陵墓里。1928年（也就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八个年头），被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盗掘掳掠；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底本藏匿在纪晓岚的老家河间崔尔庄那一带区域内……凡此种种，莫衷一是，不一而足。
关于《四库全书》的这个第八部的情况到底如何？这只能是一个历史之谜了，留待以后的人们去慢慢探索和发现其真相吧。
而当初呢，不论是纪晓岚也好，乾隆也罢，他们都是希望能将那无比珍贵的《四库全书》传承千秋万代，直到永远。只可惜，他们当年的美好愿望偏偏被那残酷而又无情的历史毁灭了一半，同时却又被留存了一半。
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天，也就是在1789年的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克了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想当初，巴士底狱确凿无疑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了城跟前。后来，由于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狱要塞便成为了巴黎市区东部的一个建筑，已然失去了它当初的那种防御外敌的作用。到18世纪后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很厚，有8个塔楼。上面架着15门大炮，大炮旁边堆放着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蹲伏在地上的鬼怪巨兽。凡是胆敢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著名人物，大都曾经被监禁在这里（伏尔泰曾经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巴士底狱遂成为法国封建专制王朝的象征和物证。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也曾经做过推倒巴士底狱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人们的希望却并没有落空，巴黎的民众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789年的7月14日的这一天，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警钟长鸣，无数的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最终攻克了巴士底狱。
今天的人们要是站立到这么一个居高临下的制高点上——站立到位于北京景山公园的万春亭上——那儿是老北京中轴线的最高峰，再从这个制高点举目向南眺望，那么，你就会发现，紫禁城里那些华丽的建筑物全都是红墙黄瓦，目光所及，一片片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景象。可是，唯有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的顶部偏偏覆盖的是那种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黑琉璃瓦。黑得显著，黑得出众，黑得拔尖，甚至黑得有些怪异和扎眼。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文渊阁里曾经藏有一套无比高贵、且又无比珍稀的高达八亿字的《四库全书》。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藏有《四库全书》的文渊阁一定要覆盖黑瓦呢？事实上，当年不光是北京的文渊阁覆盖的是黑瓦，其他的另外六阁，如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今沈阳）故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江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这藏有《四库全书》的七阁，全都覆盖着黑瓦。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何在？道理何在？
这其中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高深，那就是为了防火，避火。
按照古代中国的 “五行八卦”之说，“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黑是代表水的。而藏有《四库全书》且又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七阁”，最最忌惮、最最害怕的，也就是那么一个势不可当、防不胜防的“火”字。因此，忌火，恐火，怕火，防火，避火，躲火，也就顺理成章。为了稳妥，遂统统以黑瓦为顶，寓含着“以水克火”之意。
这种以黑瓦为顶，寓意“以水克火”的观念和行动，足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地用心良苦，怀抱期待。只可惜，如同那些藏有《四库全书》的这阁那阁都带有一个“水”字边一样，到头来，并没有避开日后的纷乱战火的焚烧和毁损。
关于“黑瓦避火”的问题，有专家说，纪晓岚是一个有文化良心的人，是一个有文化善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用心良苦的人，做事认真的人。像什么黑瓦避火、另抄几部《四库全书》、这阁那阁的，都带上“水”字边这么一些建议和提醒，当年纪晓岚都没少给乾隆皇帝提出过诸如此类的出谋划策，不仅是一个做臣子的职责，同时，更是纪晓岚那作为一个文人的良心，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文化良心”，一下子就抓到事物的本质和根子上去了。
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这一天，也就是1789年的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这一事件迅速成为整个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强大的信号和成功的标志。很快，法国的各个城市纷纷效仿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且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法国农村呢，更是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等等的革命行动。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就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旧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
纪晓岚晚年危机四伏的一个大事件，就发生在他出任礼部尚书期间。具体来说，那个事就坏在“考试”二字上，问题的焦点是“泄题”。
事实上，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产生的那一天开始，科场舞弊的幽灵便从未离开过贡院的号舍。从最初的隋朝，一直沿袭到清朝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那是屡禁不绝，从未中断。尤其是到了纪晓岚这个时代，科场作弊的隐秘手法与猖獗程度均达到了科考史上最为严重的程度。屈指数来，作弊手法竟有十几种之多，诸如徇私请托、夤缘赌买、暗通关节、夹带入闱、场内传递、枪替倩代、冒籍应试、冒名顶考、隐匿捏报、割换试卷、窜写代改、泄露考题、乱号抄袭、罢考哄闹……真可谓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纪晓岚出任礼部尚书期间，发生的问题恰恰就是这其中的一项科场舞弊，即泄露了考题。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泄露考题的范围很小，且发现得也非常及时，也就是在正式举行考试之前，就已经东窗事发。后来，采取了紧急补救措施，及时地更换了考题。因此，这一次的泄露考题，算是一次未遂事件，被控制在萌芽的状态，并没有给后来的考试造成实际的重大破坏和冲击。
尽管如此，这件事最后还是引发了乾隆的震怒和愤慨。
皇帝一发怒，问题很严重。乾隆要求彻查此事，严惩相关涉案人员。
众所周知，清朝官府对科场作弊的打击与惩处，比起以往各朝各代来说，打击的力度最大，惩处也是最严厉的。
照说，此事跟纪晓岚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又并不太大。
说有关系，是因为礼部是主管考试的政府职能部门，身为礼部尚书的纪晓岚至少负有失察的连带责任，领导不力，管理不力；说关系又并不太大，是因为纪晓岚并没有实际参与这一次考试，他并不是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再者说了，这一次之所以能非常及时地发现泄题一事，将之控制在影响最小的程度上，使之成为未遂事件，纪晓岚是做出了贡献的。
然而，纪晓岚同时也是心知肚明，一旦乾隆穷追猛打彻查下来的话，那么，他手下有可能受到牵连的官员，恐怕不会少于十人；如果再出现扩大化的现象，如同明朝朱元璋时代那样，仅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三万多人，仅一个“蓝玉案”就又杀了两万多人，还有曾经出现在朱元璋手上的那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科考案，即那个所谓的“南北榜案”……要是这样，那该如何是好啊？！想到这里时，年迈的纪晓岚感到毛骨悚然，身上直冒冷汗。
后来，纪晓岚主动找到乾隆，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说是此次泄题是他纪晓岚不小心，做事马虎，丢三落四，也就是说，是他自己在无意之中泄露了考题……最后，纪晓岚请求乾隆皇帝严惩他一个人，就不要再牵连别人了。
此事最终的结局，竟是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重大逆转，并随之呈现出喜剧色彩。
君心难测，天颜难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纪晓岚的一生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话，那么，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则是他30岁以前的那个阶段，也就是穿越童年、茁壮成长、读书学习、科场博弈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考取功名、初涉官场、历经磨难、备尝艰辛的阶段（30岁至50岁）；第三个阶段，是编纂图书、呕心沥血、大器晚成、修成正果的阶段（50岁至70岁）；第四个阶段，是步入晚境、高官任做、骏马任骑、不改初心的阶段（70岁至82岁），后三个阶段里，纪晓岚都曾经在乾隆的手上犯过事，出过状况。
第一次犯事，就是那个所谓的“盐案”所牵连出来的“通风报信案”。为此，纪晓岚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痛代价，自己也吃尽了种种的苦头——坐牢、发配、赐还、遇冷，算是在人间地狱里走了一遭，逛了一圈。
纪晓岚第二次犯事，起因是他没有执行乾隆的圣意，没有删改岳飞的《满江红》，企图蒙混过关，将之编入到《四库全书》里，因此被罚俸禄一年。
纪晓岚第三次犯事，就是眼下的这个“泄题事件”。现如今已然进入暮年的纪晓岚，原以为他自己这一次很有可能会掉脑袋，死在刑场之上。像这种“泄题事件”，那是可大可小的，可以说得比天还大，也可以说得比针眼还小。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和惩罚，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在封建专制时代，高高在上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纪晓岚之所以会有这样凶险可怕的预判，在那种人人自危的高压的生存环境里，也并非是空穴来风，胡思乱想。就在比纪晓岚晚上个几十年的1858年（清咸丰八年），咸丰朝的一位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就是因为“戊午科场案”而被处斩于刑场之上……
在纪晓岚看来，这应该是他此生犯下的最大的一件事了，比起他之前的那些个事情，什么“通风报信”啦、什么“不执行圣意、不删改岳飞的《满江红》”啦、什么“靴子里面冒大烟”啦、什么“称呼乾隆‘老头子’”啦……比那都要严重得多，厉害得多。
所以，纪晓岚做了最坏的安排，并且还对他的家人们做了好一番交代，甚至还叮嘱了相关的后事，准备好了一副上好的棺材等等。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最后到了乾隆那儿，竟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训斥了他几句，既没有要他的脑袋，也没有再一次发配流放他，也没有再一次罚他一年的俸禄，甚至也没有给他任何形式的处置和惩罚……
对这最后的结局，连纪晓岚自己心里也都充满了困惑、迷茫、纠结和不解。乾隆皇帝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呢？这可真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
后来的某一天，乾隆跟纪晓岚算起了一笔笔“前账”。而事实上，也就是通过这一次“算前账”，纪晓岚这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明白了他这一生中的许多人生的谜团。
要是细说起来的话，那还是在纪晓岚三十多岁的时候，他还有些年轻气盛。进入翰林院的第三个年头，这年夏初的一天，纪晓岚奉旨跟随着一些朝中大臣，侍驾陪护着乾隆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
可是，问题就出在，纪晓岚蒙乾隆圣恩，提前从塞外热河返回了关内的北京城，但他此行的心理动机，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想念北京城内家中的妻儿，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当时正被关押在刑部大狱中的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二人伸出援手，尽一份绵薄之力。
然而，纪晓岚不知道的是，他从热河回到北京之后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乾隆的掌控之中，这也给日后的“通风报信案”埋下了伏笔，埋下了祸根。
也就是纪晓岚他们为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二人四处奔走的行动，让乾隆格外敏锐地警觉到，一个以刘统勋为首的“朋党”势力正在形成，且正在扩大。这无疑是触动了乾隆那最为敏感、同时也是最为脆弱的一根神经。一旦有“朋党”势力存在的话，那无疑是对皇权的一种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威胁。如果这种“朋党”势力不消除的话，作为一个皇帝，那将是寝食难安的。
然而这一帮子文人却浑然不觉，茫然不知，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们日后将会为此付出极其惨痛和壮烈的代价。
现如今，那一切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全都已经云消雾散，时过境迁，所以，已然人到晚年的乾隆，在轻言细语地向纪晓岚“算前账”的时候，到末了，甚至还十分慈祥地微笑着问了纪晓岚一句话：
“纪爱卿，现在，我老了，你也老了，那些事情，都已经是陈年往事，都已经是过眼烟云了。不过，我现在还是想问你一句话，当初，你抛下我这个皇帝，竟然从热河跑到北京去搭救刘统勋他们父子二人，你对刘统勋算是尽了师生之谊。可是，你当时是否想到过我这个当皇帝的人的感受了吗？你是否考虑过我的感受了呢？”
乾隆的一席话，把年逾古稀的纪晓岚给问住了。
晚年时节，作为大清皇帝的乾隆，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也常常会大发感慨。譬如说，眼下夕阳西下的这一刻，乾隆居然对纪晓岚说，他老了，比他的年龄要小上13岁的纪晓岚也老了。
不过，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也老了。
这个人就是太平洋彼岸的华盛顿。华盛顿虽然比乾隆小21岁，比纪晓岚小8岁，华盛顿也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在出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之后，到他卸任之时，华盛顿那一年是65岁。
华盛顿为何在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之后一定要主动辞职呢？这是因为，华盛顿实际上是在通过主动辞职向世人宣称，他自己内心最忠诚的信念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共和。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做出一个响亮的回答，不是用他的语言，而是用他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辞掉总统职务。
大清帝国的乾隆在当了整整六十年的皇帝之后，又继续当了三年的太上皇，一直把持着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死不放手。
直到89岁那一年，乾隆撒手人寰时，这才不得不松开了他的手，松开了他那已经牢牢掌握了六十多年的大清帝国的绝对皇权。
极为巧合的是，中国的乾隆和美国的华盛顿这两个东西方的大国领导人居然在同一年去世。
乾隆去世的时候，是89岁；华盛顿是68岁。
可是，在纪晓岚那十分遥远的记忆深处里，当年的乾隆却是说了另外一套话，有着另外一种大不相同的态度。
纪晓岚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乾隆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不满与恼怒，反倒是赞赏有加，说他为人仗义，热血，肯为朋友两肋插刀，四处奔波，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君心难测，也就难在了这儿。
纪晓岚当然知道，乾隆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很多事情都深藏在内心深处，但说出来的话，却是南辕北辙，云遮雾罩，让人完全摸不到他的底细。
这就是中国的皇帝。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而事实上，纪晓岚当年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仅就当年“盐案”所引发出来的“通风报信案”来说。此案当时本来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山穷水尽。
后来，和珅揣摩圣意，体察圣心，时时处处投乾隆皇帝之好。于是，纪晓岚、王昶、黄骏昌、徐步云、赵文哲等人，纷纷落网，被投入监狱，后来又被流放边地。
借助这么一件事情，和珅立马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很快就成功上位了。
此后的和珅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一直是上位、上位、再上位。等到了40岁的这一年，也就是说，在此后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和珅已然是位极人臣，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
和珅的上头，此时仅仅只有一个日渐老迈的乾隆。
而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的乾隆，对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和珅宠幸有加，依赖有加，大清的许多军国大事，全都交由和珅去打理和处置。他曾经先后担任和兼任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众多关键要职，如一等忠襄公和文华殿大学士，其职务主要包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并且还同时兼任了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数十个十分重要而显赫的职务。
一言以蔽之，在乾隆的护佑与宠爱之下，年仅四十岁的和珅，就已然成为了清朝中期权倾一时、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权臣。
也就是到了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的暮年晚境之后，也就是通过乾隆的这么一次推心置腹、风平浪静式的、带有善意的追忆往事性质的这一笔笔“算前账”，遂让纪晓岚明白了他这一生中的许多人生的谜团。
此时此刻，乾隆对纪晓岚的解释是：
“……纪爱卿啊，朕当年把你发配流放到新疆去，也是想让你好好经受经受一些磨炼和摔打，朕日后好重用重用你。孟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纪晓岚虽然也明白深藏不露、胸怀机心的乾隆说的话，言不由衷，表里不一，但此时的他也只能磕头谢恩了。既然已经打了，罚了，囚禁了，流放了……现如今，乾隆虽然说了一些假话来安抚安抚，慰藉慰藉，但纪晓岚也只能硬着头皮欣然接受。
好在是，乾隆这人并不仅仅只是说说大话、假话、空话，乾隆实际上也给了纪晓岚一些实惠和好处。譬如说，这一次的科场“泄题事件”，乾隆最初虽然也极为震怒和恼火，但到末了，毕竟还是放了纪晓岚一马，没有追究纪晓岚等一干人马。
这真可谓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大清的政策，像是橡皮筋一样，有时候绷得很紧，很紧，似乎都快要绷断裂了；而有的时候，则显得相对要宽松、灵活一些。比如说，眼下纪晓岚遇到了“泄题事件”，可乾隆并没有深究和责罚，这只能说明晚年的纪晓岚赶上了好时光，赶上了好日子。而就乾隆本人来说，他考虑问题的第一出发点，就是皇权问题。皇权第一。只要触犯和侵扰了皇权，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天大的罪恶，必欲除之而后快；除此之外，那都不算什么大事，如何处置，那就要看乾隆的心情了。因此，乾隆也就可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
与此同时，乾隆看到，纪晓岚也老了，已是满头的白发了，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乾隆心想，这几十年来，纪晓岚也吃了不少苦，也遭了不少罪，同时，也还编纂了一部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功劳也有了，苦劳也有了……什么都有了。而日渐老迈的乾隆，他的一颗心也没有先前那么坚硬和冰冷，也渐渐开始趋向于柔软与温煦。
总之，在中国封建专制独裁的时代里，在那么一个人治的时代里，如果一个人犯了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和惩罚，往往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皇帝可以翻云覆雨，可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之，也是一样。这就是皇权统治下的人治时代的基本特征。一切都是由皇权说了算。一言九鼎。因此，这种无边无际的皇权，也就有了无边无际的诱惑与魔力。
此外，还有那么一个若隐若现、神出鬼没的现象，也是值得好好琢磨，那就是，在纪晓岚这一生所犯的三件事情当中，总是有那么一个鬼魅一般的人影子，时常会在那儿晃动着，闪烁着。
这个鬼魅一般的人影子，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个比纪晓岚要小了整整26岁的和珅。
当年，年仅20岁左右的和珅，就是以他那别具一格的独特的逻辑：没有收获，就是最大的收获，其实这也就是相当于没有证据，就是最大的证据一般，将纪晓岚一干人送进了监狱、送上了流放发配之路……
后来，到了和珅3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目光雪亮的他，最早发现了纪晓岚的猫腻——居然将那一字未改的岳飞的《满江红》编入到《四库全书》当中，企图躲过乾隆的法眼，蒙混过关……事实上，就是和珅告发到乾隆那儿，这才导致了纪晓岚被罚俸一年……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泄题事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并非泄露了考题，而是提前泄露了皇榜，也就是皇榜还没有发布之前，就已经提前知道了是谁高中了状元。这事，也是和珅最早得知了消息，并在乾隆面前参了纪晓岚一本。
而实际上呢，新科状元的消息并不是纪晓岚泄露出去的，但他作为礼部尚书，出于保全其下属的目的，最终将那所有的过失和责任全部都承揽到他自己的身上了。为此，纪晓岚对乾隆解释说，他是觉得新科状元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太漂亮了，这才忍不住在外面情不自禁地夸赞了新科状元几句。没想到那些嗅觉极其灵敏的人，居然立马就从话语中捕捉到了新科状元的某种要命的信息，并随即四处传播开来了……乾隆觉得纪晓岚是个性情中人，快人快语，也并没有什么祸心和恶意，再加上此事也没有造成什么恶果，所以，到末了，乾隆也就放了纪晓岚一马。
眼下，还是回到1789年的5月28日。这一天，是和珅40岁生日的正日子。和珅当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权臣和二皇帝，所以，大清国的文武百官，都纷纷前往和珅府上庆生拜寿去了。
一时之间，那种盛大壮观的豪华场面，已然远远超出了和珅家人们的想象极限。他们原本只是想在这一天，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好好为和珅操办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日寿宴。可没想到，到了最后，那些前来祝寿的一众官员，居然爆了棚了，炸了锅了，那是乌泱乌泱的，多了去了，以至于竟然造成了道路的拥挤和堵塞。那些形形色色、多如牛毛一般的什么高官哪、骏马哪、豪车哪、贵妇哪，顿时就拥挤扭结成了一团一团的，一坨一坨的，硬是死死地卡在了那儿，堵在了那儿。至于给和珅府上送来的那些流光溢彩的生日礼物及那些不计其数的生日礼金，那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大开了眼界。
大清的一众官员，一个个都仿佛打足了鸡血似的，奔走相告，趋之若鹜，纷纷借助着和珅40岁生日这么一个十分难得的大好时机，竟是一个比一个更积极、更疯狂地向那个大权在握、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和珅献媚邀宠，抒展情怀，表达忠心。那种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大献殷勤的模样，真可谓是天下一大奇观，天下一大奇景。
然而，也有例外。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例外。
这一天，居然也还有像纪晓岚、刘墉、朱珪、温福、王杰、桂馥等这么一些人士，竟然并没有去趋炎附势，并没有去巴结依附和珅。
和珅此人何德何能，他既没有在文治方面有所建树，在武功方面也同样是乏善可陈，碌碌无为。也就是这么一个无德无才、仅仅只会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人，为何偏偏就占居了那么一个高位，成了清朝中期的一代大权臣呢？这究竟是由一些什么样的奥秘和缘分所造成的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有记载以来的几千年的专制独裁王朝里，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气焰嚣张、气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大权臣。尽管如此，可是，像和珅这样仅仅只是靠给皇帝拍拍马屁，就摇身一变，迅速成为了一个居于万人之上的大权臣的，这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了。无人能出其右，能与之比肩。
要想说清楚这么一个问题，那就必须先得说说另外一个女人——富察氏。那么，富察氏到底是何许人也？她跟和珅又有什么关系呢？和珅跟富察氏的那一层关系，又是如何助和珅位极人臣的呢……
其实呀，富察氏这一生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赫的身份，就是她是乾隆的原配妻子，被称作孝贤纯皇后。史载，孝贤纯皇后，姿容窈窕，性格恭俭，平居冠通草绒花，不御珠玉。而乾隆对富察氏则是“每加敬服，钟爱异常”。
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3月12日，富察氏在随乾隆东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运河上的一条皇家大型舟船上，年仅37岁。乾隆深为哀恸，曾作《述悲赋》悼之。
富察氏病逝时，和珅还没有出生。又过了两年时间，和珅方才呱呱坠地。
然而，无比神奇的是，等到和珅长大后来到乾隆身边做侍卫的时候，乾隆第一眼见到时，浑身上下宛如触电了一般，那种不同寻常的感觉，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和描绘。
乾隆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剧烈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呢？这是因为，和珅长得实在是太像富察氏了，活脱脱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有的时候，乾隆甚至会产生某种扑朔迷离、走火入魔的幻觉，认定和珅就是由富察氏脱身而来的。每每到了这个时候，乾隆就有些爱屋及乌。
那么，纪晓岚跟和珅的关系如何呢？
和珅是纪晓岚的克星。而纪晓岚对和珅呢，那也是压根儿就瞧不上和珅这个人。
纪晓岚尤其瞧不上和珅那种拿腔作势、狐假虎威的臭样子。
难道不是吗？和珅40岁生日这天，满朝的文武百官们都趋之若鹜地赶到和珅的府上拜寿去了。只有纪晓岚、刘墉、朱珪、温福、王杰、桂馥等人，坚决不去给和珅拜寿。
纪晓岚心里明镜一般，啥都明白。他们那些人拜的是和珅个人吗？不，不，不，他们拜的是和珅背后那强大的皇权。如果没有了乾隆那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皇权作为支撑，那么，他和珅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乾隆死后，和珅迅速覆亡的悲剧，不就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而令人捧腹的是，和珅在过完了40岁生日之后不久，又在紫禁城里弄了一个“万蝈来朝”的活动，从而让纪晓岚等人更加瞧不上和珅这么一个只会玩弄雕虫小技、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了。
那么，什么是“万蝈来朝”呢？此事说来话长。
中国的封建君主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到“万国来朝”的胜景，尤其是好大喜功的乾隆，更是希望以此彰显他的文治武功。可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国”呀，这该怎么办呢？
这事难度极大，难于上青天，但它却根本难不住和珅这么一个人精。
终于有那么一天，和珅竟是“啪嗒”一声，猛拍着他那亮闪闪的大脑门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从而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乾隆的那么一份十分强烈的虚荣心。
和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决窍就在于，和珅安排了众多的太监，把事先一直养在葫芦里的一万只蝈蝈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两侧。等到乾隆上朝的仪仗就绪后，他刚刚一跨入太和大殿，太监们就用热气捂热葫芦瓶。蝈蝈对温度十分敏感，只要温度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立马鸣叫起来。只要有那么一只蝈蝈率先开始鸣叫起来，其他的蝈蝈就都会争先恐后、此起彼伏地跟着一起鸣叫不止。如此一来，事先静伏在葫芦里的那一万只蝈蝈的鸣叫之声，顿时就响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蝈、蝈、蝈、蝈、蝈……”的声浪。
一万只蝈蝈的鸣叫声，霎时萦绕交替着，一下子就响彻了大殿内外。乾隆一听，眉开眼笑，喜不胜收。
于是，乾隆也就享受到了这种世所罕见的“万国来朝”的胜景。
和珅简直就是乾隆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居然把乾隆的五脏六腑全都摸得透透的，熟熟的。
那么，在纪晓岚晚年，他究竟是如何因为和珅的一些个破事和烂事而成为了“冤大头”呢？
和珅的大管家刘全，也是那么一个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角色。不仅如此，刘全同样有巧取豪夺的行为，且广有房产和豪宅。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被人举报弹劾了。最后竟然怪罪到纪晓岚的头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那弹劾的奏章最后都到了乾隆的手上，乾隆也不说派人去调查调查，去问询问询，也没有作出任何处置和责罚，反倒是怪罪起纪晓岚来了，说这个事情一定是他鼓动人干的，是他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
事实上，这事跟纪晓岚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也许，是纪晓岚树大招风；也许，是乾隆对纪晓岚有成见，有偏见……不管怎么说吧，到头来，纪晓岚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冤大头”，无端地背了一次黑锅，躺了一回冷枪。
其实，晚年的纪晓岚在性格和禀性等方面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年轻时，纪晓岚也曾经恃才傲物过，血气方刚过，目中无人过。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到了晚年，纪晓岚开始变得沉静详审，谦恭严谨，其内心世界也开始日益封闭关合。遇事，再也不会拍案而起，再也不会暴跳如雷，再也不会怒不可遏。到了这个时候，纪晓岚抛头露面、唾沫横飞的说少了，与此同时，他伏案读书、挥笔写作的机会多了。《阅微草堂笔记》恰是他晚年心境的一个产物。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别致的名号“观弈道人”。纪晓岚时常从下棋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他久居官场长达五十多年之久，最终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青云直上，肯定有他自己比较成熟的一套为官之道。他追随乾隆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足见其为人“世故”的一面；再者，到了晚年，他更是为官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从不意气用事，赌气逞强。
这，也是纪晓岚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逐渐积累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充分说明，晚年的纪晓岚根本就不会去蹚和珅的那道浑水，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会去蹚刘全的那一道浑水了。
不平则鸣，这是人世间的一个基本的现象。到了后来，自然也就会有人站出来，替纪晓岚打抱不平。
坊间传说，和珅曾经请求大才子纪晓岚为他和府宅第内的一个形似半月的月亮门题写过一块匾额。由于月亮门的附近长有十分茂盛的竹子，因此，纪晓岚便应景地写了“竹苞”二字。
和珅见状，满心欢喜，以为其潜台词就是“竹苞松茂”之意。不料，乾隆却讥笑道：“怎么，和府全都成草包了？”
一头雾水的和珅茫然不知所措道：“皇上，纪晓岚这分明题写的是‘竹苞’二字呵，怎么就变成草包了呢？”
乾隆笑得更加厉害了，他抖动着手指，点戳着和珅道：“和珅啊和珅，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呢，我看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把那‘竹苞’二字拆开来一看，那不就是‘个个草包’吗？！你和珅难道连这个都看不明白吗？你可真是一个大草包啊！”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和珅这才明白，他这居然是着了纪晓岚的道了，中了纪晓岚的计了，上了纪晓岚的当了。
这么一则旨在表现纪晓岚机智幽默的小故事，应该说是杜撰出来的。晚年的纪晓岚，依他当时的那种微妙的处境和心境，他不会如此放任地拿和珅来开涮。
这只能是那些一门心思想要替纪晓岚打抱不平的一些良善之人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呢，一是要丑化丑化和珅，臭一臭和珅，再者，也是替纪晓岚出上那么一口恶气和怨气。
纪晓岚和刘墉，他们二人之间的那种不解之缘，则更是相伴相随了他们那漫长而艰辛的一生。
出生于1719年的刘墉，比纪晓岚要大上5岁。刘、纪两家，也算是世交了，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有过密切而频繁的交往。等到长大之后，刘墉和纪晓岚两人，更是成了文社的双璧，均受到了包括钱大昕、卢文弨、王昶、黄骏昌、徐步云、赵文哲等一众才子学人的共同拥戴和推崇。那个时候，文社在京城搞得是有声有色，风生水起。
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10月，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为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到牵连，也被惩治下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陪同乾隆北上避暑的纪晓岚竟提前离开了塞外热河，飞奔进京，向身陷大牢的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二人伸出援手，从而得罪了乾隆皇帝，并为纪晓岚他们此后的下狱和发配等，埋下了祸根。
后来，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二人倒是得到了乾隆的宽释。父亲刘统勋官复原职，儿子刘墉却被降为翰林院编修。
到了第二年，刘墉被外放为地方官，这也是乾隆为了分化瓦解所谓的“朋党”势力，而实施的一种举措。后来，纪晓岚等人纷纷陷入到“通风报信案”中的时候，刘墉却因为不在京城，没有被牵连进去，侥幸逃过了一劫。
不过，在此后漫长的20余年时间里，刘墉一直无缘回到北京，无缘回到他父亲刘统勋的身边。在此期间，刘墉一直在地方为政，曾先后担任过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和江宁知府等职。
再后来，一直到刘统勋离世之后，刘墉这才调回到北京，成为一个所谓的天子脚下的京官。后来，刘墉官居宰相（具体来说，是体仁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因刘墉书法造诣很深厚，遂被世人称作“浓墨宰相”。
刘墉像纪晓岚一样，同样是历经坎坷，大器晚成。
而眼下呢，刘墉和纪晓岚两个人都老了，都已进入了夕阳西下的暮年时节。与此同时，他们也都相继做了高官，可是，他们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因为两个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严峻而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和珅的专权与霸道。
那么，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不论是刘墉也好，纪晓岚也罢，他们都已经不是那种一点就着、一碰就炸的炮筒子和愣头青，他们也都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和等待时机。于是，韬光养晦、隐忍不言、蓄势待发、养精蓄锐……这么一系列的谋略，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首选和秘籍。
为此，刘墉和纪晓岚等人只能采取两手策略。
一手是，与和珅划清界限，不与和珅同流合污，不掺和进和珅的那些个事里，与此同时，也不跟和珅发生正面的冲突和碰撞。在和珅专权的那些年里，大清内外诸臣，无不趋走，追逐，纷纷去给和珅抬轿子、吹喇叭、捧臭脚……唯有刘墉、纪晓岚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和珅，不曾巴结和珅。他们要保持自己的那一份清白与正直。
那么，他们的第二手又会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在暗中调查和收集和珅的一些不端行为，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一举扳倒和珅，跟和珅算清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账目，把新账和老账全都一次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皇天不负苦心人。
果不其然，后来，在嘉庆清算和珅的二十条罪状里，其中有不少罪状的材料和事例，都是由刘墉和纪晓岚他们提供的。从这一点来说，刘墉和纪晓岚他们也算是老谋深算。
大哲学家康德那极其著名的三大批判之一的《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样的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们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等等，其中也包括了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转眼间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到了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乾隆也满心欢喜地迎来了他的八十寿辰。以当时大清帝国的持久和平与繁华盛世，这位自傲、自满、自负、自信的老皇帝，很有理由和能力去度过一个盛大而豪奢的寿宴。
事实上，早在乾隆八十大寿前夕，整个北京城里五彩缤纷的各类鲜艳装饰物早就已经从西直门开始布置起来了，然后，再沿着所有通往圆明园大门的道路，十分灿烂而又鲜亮地延伸出去，铺展出去，最终，一直次第排列到了圆明园的大门口。
乾隆的这场八十大寿庆典，在1790年的9月25日于圆明园正式拉开了序幕，开始了它那极其隆重的盛大仪式。这一天，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祝寿队伍，是根据下列先后次序前来逐一觐见乾隆这个老寿星皇帝的：首先，是大清朝的那些根深叶茂的众多的皇室成员，再是满洲贵族，再是勋贵大臣，再是武将和文官、耆老，然后就是安南国王以及来自朝鲜、缅甸、真腊、蒙古和各个回族部落的代表们……
在宣召之后，那些前来觐见的王公大臣及各色人等就都会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别坐到他们各自指定的位置上。
待到全体人员全都入座坐定后，所有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们，均异口同声地齐呼“万寿”，以示对乾隆的忠诚与祝福。
而这个时候，皇家御用乐队则在不远处奏出了令人愉悦的颂扬乐声，与此同时，还有大约一千名喇嘛聚集在那巨大的遮篷底下，开始朗诵着佛经以祈求伟大的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一天，在富丽堂皇、灿烂辉煌的帝王宫苑里，所有的人和物，都要竭尽全力烘托出激动人心、令人兴奋不已的壮观景象。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山欢水笑、三呼万岁、万众庆生的那一天，足足一整天的时间里，不断有数以千计的、未能亲自不远百里千里万里地跑到北京来出席乾隆寿典的各类地方官员所发出的致敬贺词，紧锣密鼓似的，一会儿送来一批，一会儿又送来了另外一批，陆陆续续，源源不断，没完没了，若长江黄河之流水一般，仿佛总也没有一个尽头似的。
时年已是80岁高龄的乾隆皇帝，身体状况还不错，还是那么健壮和硬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接受着大家的朝贺与祝寿。
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的这么一场盛大寿典的花费，总计为1144297.5两白银，竟然比原先的预算反倒是还少了573703两白银，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有着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渠道和门路替朝廷支付了相当多的钱款。
譬如说，那些向乾隆大献殷勤的满洲族人，还有那些文武大臣、那些地方上的税务官和各类地方官，他们全都出了血，拿了钱，补贴到了寿典的费用之上。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官僚，也都纷纷自愿从其俸银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薪资，来帮忙支付这巨额的祝寿经费，借以表达其孝心和忠心。
而那些来自两淮及江浙等富庶地区的富人们，则更是支付了整个盛大庆典的所有的装饰费用。
这，就是乾隆八十寿庆时的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盛况。
康德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类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即，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当年，也就是30年前，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纪晓岚，曾经为乾隆五十寿辰献上过一副祝寿联：
四万里河山，伊古以来，未闻一朝一统四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30年前，时年50岁的乾隆，听闻纪晓岚如此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这么一副祝寿联时，自是满心欢喜，得意扬扬。是啊，自从大清入关，定都北京以后，一直延续到他乾隆统治的这么一个时代，其国土面积，纵横四万里，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清朝的版图面积之大，堪称中国历史之最，是中国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因此，30年前，君臣二人，不论是乾隆也好，还是纪晓岚也罢，他们都是无限喜悦的，也是无限兴奋的。
然而，对于眼下的纪晓岚来说，回首那刚刚过去的30年，他此刻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叹惋不已啊。
而在乾隆八十寿庆时，纪晓岚这一次献上的祝寿联是这样写的：
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
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
这个时候的乾隆，虽已是进入晚境的、鸡皮鹤发的八旬老人了，且已经坐了55年的皇位，却仍是大权在握，壮心不已，志在千里。乾隆此时对他自己和他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充满了自信和得意。在欣赏了纪晓岚这么一副充满溢美之词的祝寿联之后，欣喜之余，竟是一下子就赏赐给了纪晓岚一千两白银，以示皇恩浩荡。
乾隆五十寿庆时，纪晓岚献上了一副祝寿联，为此，乾隆传旨行赏，并将他擢升为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不提一下，就是徽班进京。徽班当年不仅进了京，而且还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催生和整合出了京剧的诞生、发展和繁荣。
问题随之出现了，那就是，徽班当初为什么要进京呢？徽班进京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简单一点说，当年徽班进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千里迢迢进北京城，为乾隆的八十寿诞来演唱，来祝寿，来庆贺。
这一年，为了给乾隆祝寿，大清朝廷特地从扬州征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这遂成为徽班进京的起点。
所谓的“徽班”，顾名思义，当然是指徽人之戏班。在它进京之前，它实际上已经有着相当漫长的辉煌历史。而到了乾隆八十寿诞时，到了它被大清朝廷征调进京以后，它更是开始吸纳、融合、磨炼出了一个占了大半个中国和五十多个剧种的戏曲声腔——皮黄，从而在古老的中国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剧种——京剧，而它自己也随之成为了“京剧之父”。
只说“徽班” 进京以后，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演员，就恰好全都居住在北京南城纪晓岚家宅附近那一带。那一带，以前也叫作宣南地区，指的就是纪府及“徽班”的那些演员居住的那一带区域。
因为彼此住得很近，因此，纪晓岚没少跟那些戏班子和那些演员打交道。
晚年的纪晓岚，甚至还曾经写过一副跟中国戏剧紧密相连的大长联，此大长联，气势恢宏，超凡脱俗，异彩纷呈。
二帝生，三王净，五伯七雄丑末耳。汉祖唐宗，也算一时名角。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掮旗打鼓跑龙套；
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曲也。李白杜甫，能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总是沿街乞讨耍猴儿。
1790年这一年，乾隆八十寿诞时的那些喜庆和热闹的种种场面与情景，诸如举办千叟宴哪，搭建十里长戏台哪，连轴唱大戏哪，大开粥棚哪……那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
这一年，就整个世界的大形势和趋向而言，改变全球面貌的那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已先后相继发生和出现了。首先，是英国在1760年爆发了工业革命；紧接着，是美国在1775年爆发了独立战争；最后，是法国在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这三大历史事件，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人类世界文明步入近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新纪元，新阶段，新里程。然而，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奉行的却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紧紧地关闭着对外来往和交流的国门，因此，大清帝国也就跟这些人类文明的巨大成果失之交臂，擦肩而过，并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那所谓的盛极而衰之路。
这个所谓的“衰”，实际上是严酷的现实给对比出来的。这也就是说，自己在那儿原地踏步，自得其乐，自我陶醉，而别人却已经借助着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先进的新型国家制度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这么一些崭新的思想观念，而崛起了，腾飞了，强大了。
于是，大清帝国也就开始江河日下，渐趋衰朽和败落，以至于最终走到了不可招架和不可收拾的那一天——最终被强大的洋枪洋炮轰开了那一扇死死关合着、闭锁着的国门。
1790年这一年，乾隆八十寿诞时林林总总、欢天喜地、歌舞升平、万众同庆的种种大场面，那可谓当真是盛大之至，恢宏之至，壮丽之至，喜庆之至，热闹之至啊。
然而，在这样欢欣鼓舞的时刻，也有人在生气，在埋怨，在恼怒。
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一群皇室的女眷们。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追根溯源，问题出在了乾隆的小女儿十公主身上。这个备受乾隆宠爱和娇惯的十公主，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固伦和孝公主。
这位十公主到了她15岁的这一年，也就是1789年11月，实际上，也就是和珅刚刚过完40岁生日不久，这位15岁的十公主就出嫁了。
十公主嫁给了谁呢？十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
十公主刚刚嫁到和府，成了和家的媳妇，转过年来，就遇到了乾隆八十寿诞这件盛事。作为乾隆最宠爱的小女儿、同时也是进门不足一年的新儿媳的十公主，自然要去参加乾隆八十寿诞的那么一些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了。
问题是，十公主却是在这一次庆祝活动时，得罪了皇室的一群女眷。主要是得罪了永琰（也就是未来的嘉庆皇帝）的福晋，也就是永琰的老婆。那么，十公主又是怎么把那些皇室的女眷们给得罪了呢？
主要的问题出在珍珠和鲥鱼上。
那个时候，满族女性都喜欢在头冠上佩戴珍珠，并且还有着戴大珍珠手串的习惯。寿诞宴会的这一天，皇室的那些女眷们刚刚坐到同一个喜宴酒桌上，十公主头上和手上的那些无比硕大的珍珠，立马就把其他皇室女眷们给镇住了，唬住了，给比下去了。跟十公主那些硕大的珍珠一比，包括颙琰的老婆在内的那些皇室女眷们的珍珠，立刻就显得格外小里小气，暗淡失色。
这还不说，更可气的是，十公主那红灿灿的小嘴，也没把门的，竟是一直不停地在炫耀着那些奇异出众的大珍珠，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美，如何如何的大，如何如何的亮……
一时之间，女眷们气得够呛，连一把掀了酒桌的心都有了。
而十公主呢，却是浑然不觉，照说不误。
十公主从小骄纵惯了，霸道惯了，乾隆一直视她为掌上明珠。现如今，她不仅有一个当皇帝的亲爹乾隆，而且还有一个当“二皇帝”的公爹和珅。两个爹分别是大清帝国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在这种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十公主又能把谁放在眼里呢？又会去看谁的脸色行事呢？她当然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
小公主的大珍珠，不仅在当时惹恼了宫中女眷，同时也为和珅日后的覆灭与败亡，埋下了相应的一些线索和祸根。
这并非捕风捉影，空穴来风。
后来，等到乾隆去世、她的哥哥嘉庆皇帝真正掌握了那至高无上的皇权时，在宣布她公爹和珅的二十大罪状里，其中的第二十条罪状，就提到了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大珍珠。
第二十条是这样说的：和珅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
这也就是说，大珍珠不仅成了和珅的一项大罪，同时也成了和珅家奴刘全的一项大罪。刘全最终的结局是，和珅倒台时，时年已近七旬的刘全与和珅同时入狱，成为了嘉庆皇帝（颙琰）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的第二十大罪之首犯。和珅在狱中自尽后，刘全被判斩立决，但是在行刑前两天，刘全因为穿着单薄，被狱卒泼水而冷死于狱中。
鲥鱼这个问题，也同样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和祸根。
所谓的鲥鱼，那是一种相当名贵和珍稀的鱼类，曾经是一种纳贡之物，由地方上向朝廷进献，然后再进入到皇宫的御膳房，进行烹饪。
这烹饪也是极有讲究和说道的。清蒸鲥鱼时，一定要用猪网油（猪胸腔的那一层网状的油膜）覆盖在鲥鱼上，如此清蒸出来的鲥鱼，才会充分显示出其固有的特点，至鲜、至嫩、至柔、至滑、至软、至爽，这是宫廷菜中的珍品。
鲥鱼，是一种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因每年定时在初夏之时入江，其他时间不会出现，因此得名鲥鱼，也就是初夏时才有。它产于中国长江下游，以当涂至采石一带的横江鲥鱼味道最佳，素誉为江南水中珍品，与河豚、刀鱼齐名，素称“长江三鲜”。
在乾隆那个时代的北京城里，由于受到诸如路途遥远、运输困难、难以存活和保鲜等因素的制约，只有那高高在上、独占一切资源的皇家，才能有这种普通人根本就无缘享受到的口福。
而在1790年乾隆八十寿诞时，皇家的祝寿宴会的酒桌上当然不会少了这么一道名贵的菜肴——用猪网油清蒸的鲥鱼。
这一天，跟佩戴着大珍珠的十公主同桌而坐的那些皇室女眷，十分兴奋地吃着那难得一见的清蒸鲥鱼，与此同时，还都在那儿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发着感叹。
其中的一位女眷说，她特别喜欢吃这清蒸鲥鱼。
另一位女眷也说，就是喜欢吃，平时也很难吃得到啊。
还有一位女眷说，很久以前，倒是也吃过清蒸鲥鱼，就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鲥鱼，要不是沾了万岁爷的光，碰到了万岁爷八十岁的寿诞，恐怕大家也很难有这样的口福啊！
如此言来语去、七嘴八舌之间，有女眷问到了永琰的老婆，也就是未来的嘉庆皇帝的那个雍容华贵的皇后——他们家是否能经常吃到这么大的清蒸鲥鱼？永琰的老婆给出的回答是，这么大的鲥鱼，吃倒是也能吃得到，就是不经常吃。只有那些进献的贡品送进了紫禁城里，才能吃上那么几回。
要命的是，或者说天塌地陷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和珅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16岁的新婚儿媳妇十公主，居然又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竟是不管不顾、旁若无人地甩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些清蒸鲥鱼算个什么呀？！我们和府吃的那些清蒸鲥鱼要比这个大多了。不仅如此，我要想吃的话，天天都能吃得到。我都已经吃伤了，看着这些清蒸鲥鱼，就直想吐。喏，这些清蒸鲥鱼，你们全都吃了吧，我不吃……”
坏了，坏了，坏了。
塌了天了，塌了天了，塌了天了。
就在一众女眷向那口无遮拦的十公主纷纷投去无比艳羡的目光之时，永琰老婆的眼眸里则闪过了那么一道充满了狐疑、探究、追寻、忌恨、不满、愤怒的寒光，或者说，是一道凶光也行。
鲥鱼，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后事埋下了伏笔和祸根。
1790年乾隆八十寿诞之时，一场皇家的祝寿宴会，那个不谙世事、目空一切、骄横跋扈的十公主，因“大珍珠”和“清蒸鲥鱼”把人都得罪了，也都惹怒了。而更加危险和可怕的是，十公主居然是浑然不觉，执迷不悟。也许在她看来，所有的这一切，那都不叫个事。
1790年，当时饱经战火、满目疮痍、举步维艰、百废待举的美国，也才刚刚建国不久，且正在加紧建设国家的法律行政制度。其中值得一说的是，1790年1月8日，美国总统华盛顿在临时首都纽约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的首份国情咨文。1790年2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市的皇家证券交易所第一次开庭。1790年4月10日，美国通过了《美国专利法》。1790年5月29日，美国罗得岛州成为美国的第13个州。也就是在1790年这一年，美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作为永琰的妻子，她跟和珅的儿媳妇十公主的关系，其实也就是那种标标准准的姑嫂关系。可是，她这个嫂子却实在见不得她的小姑子那个张狂的样子。与此同时，她，还有她的丈夫以及其他一些人，当然更是看不惯十公主的公爹和珅的那个张狂的样子……如此一来，许许多多的因素叠加到了一起，最终给和珅一家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事实上，和珅最初步入大清官场的时候，除了他那与生俱来的特有的精明强干，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之外，他当初的确还是很清廉的，很懂得自律和节俭。在这一点上，和珅跟当年富察氏的那种“性格恭俭，平居冠通草绒花，不御珠玉”的状态，是一脉相承的，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然而，乾隆的宠信有加，倚重有加，放纵有加，遂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同时更是一手遮天，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最大的老虎屁股，谁都摸不得，动不得了。这种情形，就犹如自然界的某种动物一样，一旦完全没有了天敌和对手，它就变得气焰嚣张，无所顾忌，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基本约束和控制。而这个时候的和珅，就其主观方面而言，他的私欲也是因为完全失去了监督和制约而变得日益膨胀起来；另一方面，客观的因素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乾隆的宠信和放纵；二是和珅身居高位，大权在握，而官场上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潜规则和陋习，也会让许许多多的官员对其趋之若鹜，投怀送抱，大肆贿赂，大献殷勤……
在这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内外夹击和双重包围之下，和珅能不迅速走向腐败和贪婪吗？
至于1790年的这一年，那些所谓的“大珍珠”和“大鲥鱼”，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罢了。
不管是那大珍珠也好，还是那大鲥鱼也罢，抑或是那大珊瑚、大玉石、大琥珀，所有那么一些千奇百怪的、琳琅满目的玩意儿，实际上全都是那些官员，包括清中央和清地方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送给和珅的，献给和珅的。
那些官员为什么要将那些上好的东西送给和珅呢？难道他们是吃饱了撑的吗？不、不、不，那些官员之所以要给和珅送，实际上是在跟一种权力进行交换，以换取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譬如说，换取职位、官阶、权力、金钱、利益等等。
尤其是到了乾隆的晚年，和珅更是因为依傍皇权而致使他自己专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包括大清官员们的任免权等等这么一些十分要命的大权，都已经从乾隆的手上旁落到了和珅的手上。于是，许多官员在向朝廷进贡的时候，往往总是会先给和珅家送去一些最好的东西，最棒的东西。因此，和珅家里的那些东西比皇宫里的要好一些，自然比皇室成员家里的东西要更好一些，也就不足为奇，不足为怪了。
这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十公主的小小翅膀这么轻轻一扇动，最终竟然会在若干年以后，引发出和珅家里的雷鸣电闪和狂风暴雨。也可以说，那也同时是大清国上上下下的一场雷鸣电闪和狂风暴雨，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雷鸣电闪和狂风暴雨。
在随之而来的18世纪90年代的10年时间里，不仅纪晓岚本人进入到迟暮晚境，他的两位十分重要的亲人也都先后离他而去，进入了天国。
先说纪晓岚的正室夫人、结发妻子马月英。
此刻，把时间倒回到那遥远而模糊的1740年（清乾隆五年），这也就是纪晓岚16岁应童子试的那一年。16岁的纪晓岚迎娶了19岁的大家闺秀——县令马永图之女马氏（马月英）为结发妻子。
从此以后，在那56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漫长岁月里，纪晓岚和马月英夫妻二人一直还算是琴瑟和谐，相敬如宾，直到白头偕老，彼此都已进入到了那漫漫人生之路的暮年时光。
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的四月初八日这一天，跟纪晓岚携手相伴了整整56年的马月英病卒，享年75岁。纪晓岚是72岁。
马月英先后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是《槐西杂志（二）》中，记述的是马月英与纪晓岚的侍姬沈明玕的一段简短的对话；第二次出现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是《槐西杂志（三）》中，记述的是马月英称赞其二儿媳的美德“工、容、言、德皆备”云云。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而跟马月英前后脚离去的，还有纪晓岚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好大哥、好兄长纪晴湖。高寿而谦和的纪晴湖去世的时候，70多岁。在那个年代里，人能活到这个年龄，算是十分罕见了。
纪晴湖的死亡，不啻是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把纪晓岚给打蒙了，打愣了，打傻了。
后来，纪晓岚还曾锥心泣血、热泪长流地为他的好兄长和好大哥纪晴湖撰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墓志铭。
皇清献县岁贡生纪公晴湖墓志铭：公讳晫，晴湖其字。系出江南上元，迁景城已十七世，公居第十四世，为先姚安公之长子、昀之伯兄。绩学不售，以贡生终。今志墓称公，用汉故民吴公碑例也。
公性淳实淡静，视仕宦之富贵、文章之名誉，如流云逝水，泊然无所动于心；视人事之机械变诈，亦如电光石火，一瞥即过，漠然无所介于怀，故恒默自守，不甚与世相酬应。
尝言每衣冠见客，如临大敌，不知君辈管营，何以堪此？其学似近于黄、老，然笃伦常、谨言行、毫不越圣贤之规矩，又异乎六朝放达狂纵不羁。
先姚安公凡三娶：元配安太夫人，以康熙丙戌生公；继配张太夫人无出；又继配张太夫人妹，以雍正甲辰生昀，故公长昀十八岁，幼时提携保护，逾与所生。昀七八岁以前，初不知与公异母；稍长，虽知为异母，然家庭之间，晨夕相对，绝不觉有异母意也。则公于骨肉之间，他可类推矣。性至俭朴，一敞裘衣至十余年，饮食起居，宛如寒素，然能一介不妄取。姚安公以雍正乙卯官户部，即以田产委公，时家犹未落，物力颇有赢。迄乾隆甲戌，姚安公自云南终养归，凡二十年，无一钱入私箧。婚嫁其子女，特粗具簪珥衣裳耳。庚申，为昀娶妇，乃费至数百金。曰：“此非有意为厚薄，爱有差等故也。”此虽细故，然岂常情之所能哉？自少至老无二色。昀颇蓄妾媵，公弗禁。曰：“妾媵犹在礼法中，并此强禁，必激而荡于礼法外矣。”平生为文，宗胡思泉，礼法谨严，屡踬名扬，终不悔。昀好为议论驰骋之文，公弗善，亦弗禁。曰：“尔将以功名娱老亲，是亦可也。”然则，公拘守尺度，虽若不甚究世务，固未尝迂阔固执不近人情，其抱负正未可测也。
娶河间县候选州同贾公贞符女，性情与公同，行事亦与公同，称德配焉。公以乾隆丁酉卒，年七十有二。嫂先公四年卒，年七十。子六：汝备、汝炎，皆监生；汝价，县学生；汝来、汝侃，皆监生；汝健，岁贡生。女二：长适大成马氏，早卒，婿之名亦佚；次适任丘高质琏，官安徽凤台县知县。孙十六：树本，乾隆乙亥举人；树声、树勋，并县学生；树森，监生；树发，县学生；树磐，监生；树棨，县学生；树言，业儒；树荣，乾隆壬子举人；树光，县学生；树硕、树楙、树确、树人、树随、树伍，皆业儒；孙女十二。曾孙十四。曾孙女十三。今其长孙树发等将以嘉庆丙辰十一月合葬于景城祖茔，昀乃挥泪而为名曰：考其心迹，类马少游，故浩浩落落，与物沉浮。我勒贞珉，光发其幽，然非其意之所求。
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兼文渊阁直阁事仲弟昀撰
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务诸城刘墉书
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富阳董诰篆
这墓志铭的文章出自大才子纪晓岚之手，书法出自“浓墨宰相”刘墉之手，篆刻出自当时大名鼎鼎的户部尚书、同时也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书画家董诰之手，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人物。
纪晓岚一生之中遇到两个贵人，一个是他的恩师刘统勋，再一个就是他的好兄长、好大哥纪晴湖。
当年，刘统勋去世的时候，纪晓岚人微言轻、地位低下，没有多少话语权，根本就无法插手安排恩师刘统勋的葬礼事宜。尽管如此，可纪晓岚至今都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他当年从流放地新疆乌鲁木齐带回来、之后又辗转送给恩师的那块西洋怀表，恩师一直珍藏在身边，下葬的时候，那块西洋怀表也跟随着恩师一起去往了西方极乐世界。
而这一次呢，自己的好兄长、好大哥纪晴湖去世后，纪晓岚已经有了条件，同时也已经有资格来好好安葬一下自己的这位亲人了。于是，纪晓岚就从北京回到了故乡直隶河间崔尔庄，不仅同样也将西洋怀表作为一种陪葬品，随葬进了纪晴湖的坟墓里。与此同时，纪晓岚还亲自安排，进行了高规格的厚葬，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那种风光大葬。
多年以来，在纪晓岚的心目中，他们兄弟二人虽是同父异母，感情却十分深厚，不仅可以说是兄弟情深，甚至还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更令人动容的是，纪晓岚甚至做出了一个朴拙忠孝的举动，那就是，他为他的好大哥、好兄长摔了孝盆。
出殡的那一天，披麻戴孝的纪晓岚哐当一声，猛地摔碎了手中高高举起的陶制大孝盆，如此，那整个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这才启程。
1795年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大清朝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那就是，时年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决定，要将他的皇位禅让给他的第十五子颙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而乾隆自己呢，则在退位后，称太上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