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和他的时代
饱经沧桑、大器晚成的纪晓岚，五十岁之后开始总纂《四库全书》
76岁的刘统勋走了，消失在了历史的纵深处。
而这个时候，50岁的纪晓岚却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舞台上，开始了他的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演绎。
按一般人的理解和感受来说，要编纂如此一部规模空前、卷帙浩繁的巨型《四库全书》，那无疑是一件苦差事，累差事，既无比枯燥，且又无比沉闷，成天钻在故纸堆里，像个渺小而可怜的书虫一样，去攀登那些高高的书山，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哇……然而，嗜书如命的纪晓岚却不这么想。一向爱书，惜书，喜书，乐书，这正是他纪晓岚的兴趣和特长之所在。
所以，从走马上任，挑起了《四库全书》总编纂官这么一副重担开始，纪晓岚就下定了决心，要把他一生的心血和学识全都贡献给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旷世文化工程。对纪晓岚来说，编书的事业也恰好能跟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有机地结合起来，融汇起来，这可真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幸事和乐事。纪晓岚犹如走进了洞天福地，自然是乐此不疲，喜出望外。
遵照乾隆指示，《四库全书》馆在北京东安门外玉河西岸的翰林院内宣告成立。它东与“清秘堂”相对，邻近后堂的藏书库，东南院中是一泓池水，亭台相映，布局清雅。
在筹备编纂《四库全书》这一工作之初，乾隆就降下圣旨，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这也就是说，乾隆降旨诏告天下之人献书，以作编纂《四库全书》资料之用。献出来的书，用完之后，还会归还给献书者的。
只可惜，在乾隆的号召之下，这一次的搜书和献书的效果很不理想。
这是因为，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发生，屡见不鲜，如清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身陷文字狱案等，另外还有就是，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等，因此，民间百姓犹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大家都十分害怕会因为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和无妄之灾。
面对着这种尴尬难堪的局面，乾隆心中自然十分不爽，不快。
后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随后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说，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也与藏书之人没有半点干系，不会加罪于献书者。至于那些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和责任。朝廷绝对不会借“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更何况，朝廷仅仅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会把原书发还给那些书籍的持有者，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和后患……总而言之，是好话说尽了，旨在鼓动大家积极献书。
后世的一些学者通过种种研究，十分惊讶地发现，乾隆当年之所以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倡导和号召大家献书来编纂《四库全书》，实际上是包藏了祸心的，那就是要禁绝和销毁那些所谓的违禁之书籍。而乾隆当时频频降旨，说尽好话，鼓动大家献书，其实，就是一个“引蛇出洞”的招数，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而在乾隆的这个招数里，的确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说到底，就是想要清除那些不符合清廷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大清文化界的杂音。具体而言，就是要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籍统统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大清统治者的权变之术。
由于乾隆频频降旨，到了后来，果然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随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全都纷纷献了出来。仅仅是“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他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上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是一发而不可收。其纷纷献书的景象，真可谓是“踊跃奉公”。
除了“引蛇出洞”这一高招之外，乾隆还有第二招，那就是，给予那些献书者以适当奖掖，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精神激励这一得力举措。
在逐渐消除了献书人的种种后顾之忧后，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奖励，借以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5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以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由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以便尽早发还给书籍的持有人。
众所周知，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如果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如果还能得到当今圣上的墨宝，那可就更是莫大的荣耀。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加，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
而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了“威逼”之法。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最终的结局却是，蛇既出洞，书既已献，那些献了书的各类藏书家们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清廷之语的“违碍”之书，其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竟然多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籍的主人由此而招灾，罹祸，在清廷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了煎熬和摧残。
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朝廷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王锡侯本人及其家属也都被发配至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
据说，还有更为惨烈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有些人因为献书，连自己的性命都献出去了，甚至还株连了家人及族人。
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巨大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历史举动背后的一些掌故和往事。正是这些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献书细节和毁书细节，让人们体会到了历史的复杂性。
当然了，历史也有它的荒诞性。
譬如说，在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献书的同时，也有那么一些喜欢附庸风雅、善于投机钻营的官员，不甘落于人后，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门路，尽可能多地弄来各类图书，然后再进献给朝廷，以取悦乾隆，邀功请赏，博取功名。这方面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也。
一时之间，就如同刮地皮一般，那些趋之若鹜、附庸风雅的官员，即便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要把各类书籍弄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再以自己的名义，呈献到朝廷那儿，呈献到乾隆那儿，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引起朝廷的关注和重视。这一类荒唐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感慨万千。
下面再来说说纪晓岚当时的一些个情况。
作为《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晓岚的主要职责是，总揽全局，于“繁简不一，条理纷繁”之中，“斟酌综核”，“撮举大纲”，其任务颇为重大，其责任亦颇为重大。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初始阶段，为了能搜罗到全天下更多的书籍，纪晓岚特别喜欢去往北京南城的琉璃厂一带。琉璃厂距离纪府非常近，随便遛个弯，就能从纪府抵达位于它北面的琉璃厂；其目的，还是为了那么一件事，那就是书。
北京琉璃厂的得名，是因为中国元朝时期曾经在这里开设过官窑，主要烧制琉璃瓦；明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官窑的规模，琉璃厂遂成了当时明朝廷工部下属的五大工厂之一。到了清朝，这里逐渐变为城区，琉璃厂不宜在城里烧窑，于是就外迁到现今的门头沟区琉璃渠村，但“琉璃厂”这个名字则保留了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
清初顺治年间，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琉璃厂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也都建在附近，官员、赶考的举子也常聚集于此逛书市，遂使明朝时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都逐渐转移到琉璃厂。各地的书商们也都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大量藏书。繁华的市井，便利的条件，逐渐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使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而那些与文化相关的一些物品，诸如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以及古玩书画等等，也都随之发展起来了。
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那一个时期（前前后后共持续了十三年），也恰好是琉璃厂的文化功能和文化气息渐渐得到养成、得到培育、得到发展的一个关键期。
《四库全书》如此庞大的一个文化工程，且又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编撰的一个超大型的图书大合集，单就其文字的数量而言，就实在是足够吓人一大跳的，竟然多达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作为《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晓岚为了能搜罗尽天下的书籍，也是煞费苦心，殚精竭虑，试图从各个渠道去将天下各类图书集中起来，汇合起来，然后再一一编入《四库全书》之中。当然，作为一个文化人，纪晓岚不可能拥有乾隆那样的霹雳手段。纪晓岚搜集书籍的方法之一，就是经常去逛与纪府毗邻的琉璃厂。纪府在南，琉璃厂在北，两地紧紧相邻，纪晓岚去逛琉璃厂淘书，也很方便快捷，转个弯，走上几步路，也就到了。
纪晓岚去琉璃厂淘书，责任重大，不能忽视或遗漏中国古代的任何一本图书，一旦有所闪失和走眼，没有将其编入《四库全书》里，那么，那些漏掉的书籍很有可能就会失传，无法继续在中国大的文化体系里流传和承继下去了。
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在编纂《四库全书》的相当长一个时期，纪晓岚频频光顾琉璃厂淘书，淘得是那么认真，淘得是那么专注，淘得是那么尽心，这对推动琉璃厂文化街市的形成和发展，提升琉璃厂的文化功能，增强琉璃厂的文化气息，都起到了相当好的促进作用。
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来说，编纂《四库全书》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文化工程，推动了琉璃厂文化品格的提升，促进了琉璃厂文化地位的确立。
时间来到了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也就是纪晓岚在翰林院《四库全书》馆内专心致志地埋头编纂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遥想当年，让时间回到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25日，是乾隆50岁寿辰。当时的北京紫禁城内的整个乾清宫俨然成了寿联的海洋和寿联的世界。尽管如此，可乾隆仍是沮丧。后来，直到让人找来了纪晓岚，纪晓岚开口吟咏出“四万里河山，伊古以来，未闻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如此歌功颂德的一副寿联，此刻乾隆的脸上这才露出了那种欣慰满意的笑容。
龙颜大悦，龙颜大悦，龙颜大悦啊！
也就是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了。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它使英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生产力迅速提高，并在全世界范围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重大影响。其影响范围不仅扩展到西欧和北美，推动了法、意、德等国的技术革新，而且还逐步扩展到了东欧和亚洲，甚至连俄国和日本等国家，也都相应地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高潮，它标志着世界整体化的新高潮的到来。
但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和可惜的是，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并没有叩开大清帝国那紧闭的国门。由于大清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无论如何，也无法唤醒它，无法让它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缺席、缺课的大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依然得意扬扬，它依然心满意足，它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时间过去了15年。
从1760年到1775年，这15年的时间飞速地过去了。而这个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不仅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崛起，此后，对欧洲各国、乃至对全世界的国家，都起到了示范推动的作用。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大清还是大清；天朝还是天朝；上国，还是上国；闭关，还是闭关；锁国，还是锁国。在这15年里，对乾隆来说，变化的仅仅只是他的年龄。他已经从50岁变成了一个65岁的大清皇帝。
对于太平洋彼岸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当时的纪晓岚不甚了了，根本闹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当然不能苛责纪晓岚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和过错。因为当时的整个大清帝国实行的是封闭政策，与世隔绝，拒绝对外开放，拒绝参与国际事务，拒绝打开国门……所以，闭目塞听，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等，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和一种必然的结局。
而中国这边呢，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也还是出现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趣事。譬如说，有一次，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因为抽烟的缘故，居然把自己的靴子给烧着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抽烟又怎么会烧到靴子呢？这里面藏有故事，藏有乐趣。
这一天，纪晓岚他们正在翰林院的《四库全书》馆内查找资料，翻阅书籍，编纂《四库全书》，尽管这项工作对纪晓岚来说，是兴趣所在，是爱好所在，是乐趣所在，但纪晓岚毕竟是个人，不是一个机器，更不是一个神仙，他也有困倦的时候，也有疲乏的时候，再加上纪晓岚这人烟瘾很大，特别大，大得出奇。他时不时就会犯上烟瘾，如果不抽上那么几口烟，那编书的漫长时光可就太难打发了。为此，纪晓岚常常会在编书的时候，抽上那么几口，提提神，过过瘾。
这一天，一如既往，纪晓岚照例一边编书审稿，一边吞云吐雾。出乎意料的是，此刻，一个尖细脆亮的声音骤然响起：
“皇上驾到！”
正在聚精会神审看书稿的纪晓岚猝不及防，然后再一愣怔，便条件反射似的、凭借着一种本能，将他那正在抽吸着的烟袋杆藏进了长长的靴子里。
纪晓岚本以为乾隆只是来巡查，走一走，看一看，也就起驾回宫了。可是，让纪晓岚始料未及的是，乾隆也实在是太重视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作了，围绕着《四库全书》如何编纂这一话题，乾隆趣味盎然地跟纪晓岚进行了好一番讲说和探讨。
如此一来，可就坏事了。
藏匿在靴子里的烟袋并没有熄灭，留下了那么一丝半星的火点。而时间稍稍一长，那些先前甚是微弱细小的火星子逐渐蔓延开来，并最终引燃了纪晓岚的靴子。
当纪晓岚的靴子突然开始冒烟的时候，面对着那些莫名其妙陡然出现的烟雾，乾隆迷惑不解，当即喝问纪晓岚是怎么一回事，是在搞什么鬼名堂？乾隆的那些侍卫们也立马冲了上来，一边牢牢地护卫着乾隆的安全，一边迅速地将纪晓岚摁倒在了地上，将他死死地控制了起来。
乾隆当下稍一思虑之后，便让他的那些虎背熊腰、孔武有力的侍卫们将纪晓岚放开，恢复了他的行动自由。在乾隆看来，纪晓岚还是可靠的，忠诚的，是不可能谋害自己的，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才在无意中引发了烟雾。那些烟雾并不是针对自己来的。
如此寻思着，乾隆便开始问询纪晓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眼下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纪晓岚再也不敢打马虎眼了，再也不敢来个什么诙谐和幽默了。他只能实话实说。
乾隆听完纪晓岚的陈述之后，又让他的那些侍卫们去搜查了一下，一切证据都证实纪晓岚所言非虚，是大大的实话。到了这个时候，乾隆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倒是十分开怀地大笑了起来，笑纪晓岚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也亏他想得出来，居然把烟袋杆藏进了自己的靴子里，弄得不好的话，不仅会把自己的脚给烧了，甚至还会烧了自己的腿，烧了自己的腰，烧了自己的……
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枪声，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
纪晓岚只差一点就死在了抽烟这件事情上了，这无疑给他敲响了一记警钟。面对这一记警钟，纪晓岚虽然不在乎，但家人在乎，尤其是夫人马月英，更是十分在乎。
为此，马月英多次好言好语地规劝过纪晓岚，让他尽量少抽一些烟，特别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更是不能抽烟，以免再一次重蹈覆辙。
马月英非但没有把纪晓岚劝好，劝服，反倒把他劝恼，劝怒了：
“马月英，我十分明白地告诉你，我宁愿死，也要抽烟，抽烟，再抽烟，我哪怕就是死了，也还是要抽烟。华华不是已经死了么——”话这到这儿，纪晓岚戛然而止，不再将这个话头继续讲下去了。
盛怒的纪晓岚突然缄默不语，不愿意再讲这个话题了，而马月英呢，她当然更是不敢去碰触这么一个十分敏感和十分致命的话题。
在此之前，马月英原以为，有关华华的事情已经从纪府销声匿迹了，永远消失，不复存在了。可是，听纪晓岚刚才的那一番话音话意，马月英心里蓦然一惊一颤，原来，有关华华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过去啊。华华还在纪晓岚的心里，还在纪晓岚的心里存在着，活跃着，美丽着啊。
尽管这个时候，马月英并不知道，纪晓岚口中的华华，到底是指那一条从新疆带回来的“华华”呢？还是指那个已经撞柱而亡的女人赵英华呢？抑或是“华华”与女人赵英华已经合二为一，成为了一个整体和合体了呢……尽管马月英弄不清楚这些东西，弄不清楚这其中的复杂关系，但此时此刻，马月英无论如何都不敢去向纪晓岚问个明白。
在马月英的记忆里，自从她19岁嫁入纪家，成为纪晓岚的正室夫人开始，纪晓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抽烟了，但抽得并不凶猛。在纪晓岚30岁考中进士的前夕，一直陪伴在纪晓岚身边的小妾文鸾不幸早逝之后，纪晓岚抽烟就开始抽得猛了一些，狠了一些；然而，等到“华华”死去之后，纪晓岚就抽得更加凶猛了，简直就成了一个烟不离手的“大烟枪”“大烟鬼”。对此，马月英心里还是明白的，有数的。
马月英也曾经这样设想过，要是像文鸾和赵英华那样的女人还活着的话，她们都曾经是纪晓岚的心肝宝贝和命根子，如果让她们去规劝纪晓岚，让纪晓岚少抽一点烟，最好是不抽烟，那么，纪晓岚会听她们的话吗？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涌现了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那就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年2月22日—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在1775年至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任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的总司令，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会议制定了如今仍在实施的美国宪法。1789年，华盛顿经过全体选举团无异议的支持而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其同时也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即首任总统，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人到中年的纪晓岚此时已是嗜烟如命，不可离之顷刻，同僚们赠以雅号：“纪大烟袋”。纪晓岚与安徽徽州人汪由敦（当时在吏部工作）是好朋友。一日，纪晓岚登门拜访，汪由敦遂拿出其同宗亲戚汪满田所制烟丝，请纪晓岚品尝品尝。
纪晓岚品尝后大为赞叹，便与汪由敦共同和诗一首：
物华徽州草也宝，清香一缕胸中绕。
神怡心旷赛似仙，云里雾里乐逍遥。
从那以后，纪晓岚就开始迷上徽州烟草，对其高度赞誉：“尝遍南北，无如徽之烟草。”
纪晓岚出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时，由于每日审稿阅读量巨大，严重超负荷工作，导致心力消磨疲累，此时更需烟力支撑。纪晓岚于是整日在翰林院《四库全书》馆内吞云吐雾，享受着由汪由敦提供的来自安徽的徽州烟草。同僚们见状，也都纷纷相继向纪晓岚索取那种味道和口感都极棒的烟草。
由于纪晓岚大为赞赏，并积极带头抽吸徽州烟草的缘故，到了后来，其影响力逐渐弥散开来，乃至连乾隆也深受影响，责成内务府承办进贡。随后，安徽徽州烟草，亦即汪满田烟丝也就成为了皇家贡品，名动一时。由此，徽州烟草“红方印”开始名扬京津，享誉大江南北。
据说，后来作为贡品的汪满田烟丝，其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就是，色泽金黄，香气饱和，品味极佳。
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据纪晓岚的门生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记载，纪晓岚手中的烟枪甚是巨大，其烟锅亦硕大无朋，每次装满一烟袋锅子他尤嗜的徽州烟丝（每次大约能装三四两烟丝），竟然可自北京南城虎坊桥纪府家中至圆明园（《四库全书》后来的编纂地点之一），也还吸之不尽。由此看来，纪大烟袋的名声，并非是浪得虚名也。
另外，还有一件与抽烟相关的事情，也是值得说一说的。
一日，纪晓岚不慎意外丢失了他那支超大型的大烟枪。他周围的人都替他着急起来。然而，纪晓岚泰然自若道：“不必惊慌，不必着急，不必挂虑。明天一大清早，到东市上去看一看，找一找，一定会有收获。”次日，纪晓岚的手下人果真以微值（低廉的价格）购得了那支大烟袋，如此，失而复得的大烟袋，就又重新回到了纪晓岚的手中。
后来，纪晓岚跟人开玩笑，打趣道：
“我那支大烟袋枪，他人得之无用啊，这偌大一个北京城里，并无第二支像我那样的大烟枪，所以，即便是丢失了，不见了，那也很容易找到，很容易辨识也。因为它大得太有特色了。”
不幸的是，集中在圆明园里吃住和办公了一段时间以后，纪晓岚的眼睛居然泛红了，两只瞳孔红得像燃烧的煤球一样。与此同时，纪晓岚的两个腮帮子也肿了起来，满嘴的牙齿，更是此起彼伏地酸胀着，疼痛着……
很快，乾隆就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圆明园内的两个漂亮的宫女赏赐给了纪晓岚。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纪晓岚见乾隆问自己的眼睛怎么红了？两腮怎么肿了？是不是生了什么病？面对着乾隆的问询，已是历经岁月沧桑和人生变故的纪晓岚，可不敢隐瞒什么，不敢打马虎眼。纪晓岚在这方面的血的教训实在是够多的了。于是，纪晓岚便实话实说，把实情和盘托出，说自己久住在圆明园里编纂《四库全书》，已多日没有回家，十分想念家中的妻妾。
在听闻纪晓岚的“病情”讲述之后，乾隆随即跟纪晓岚开起了玩笑，将眼红腮肿的纪晓岚好一番调侃戏谑，且哈哈大笑着打趣道：
“……纪爱卿哪，你这病怪得很，怎么你这一生起红眼病来，眼睛不但红得吓人，并且居然还变得一大一小，也没有先前那般匀称了哇。”
在如此这般将纪晓岚冷嘲热讽了好一阵子之后，乾隆降旨，作出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安排。
与此同时，美国的华盛顿总统则是在内阁中，特别依靠才智超群、精明能干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积极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工业和贸易、稳定信用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华盛顿的支持和干预下付诸实施的有：偿债基金法，由联邦政府偿还战时公私债务；银行法，依照英国的英格兰银行为样板，在美国建立全国性的合众国银行，以巩固国家信用，稳定货币，活跃国民经济。此外，还有国产税法、铸帛法及吨船税法等等。华盛顿还在第一个任期内确立了总统否决权制度，从而完善了美国的总统制。
民间传说，纪晓岚有三大嗜好：嗜烟、嗜色、嗜肉。
纪晓岚一生嗜肉。
如果说，纪晓岚以前酷爱吃猪肉的话，那么，自从纪晓岚从新疆返回到北京之后，纪晓岚在饮食上的嗜好和偏爱，就已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牛肉，已成为纪晓岚食谱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主角了。
然而，在那个时代，人们的饮食范围还没有那么宽泛和广阔，还没有那么多元化和立体化。就拿纪晓岚来说吧，他的饮食算是比较单一的，也可以说是单调的。也就仅凭着每日随时随地地吃上那么一些“牛肉条”“牛肉干”“牛肉块”“牛肉片”“牛肉丝”，居然就给纪晓岚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纪晓岚长期吃牛肉的第一个收获是，他得到了一个精瘦精瘦的身材。直到纪晓岚年过八十以后，他的精、气、神和身、心、魄，都还是那么健旺和壮硕，始终没有坠入那种挺胸凸肚的肥胖男人的行列，而罹患上什么被现代医学所称之为“三高”的怪毛病。
俗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在编纂《四库全书》漫长的过程中，纪晓岚也曾经遇到过一些相当棘手的麻烦事情。譬如说，到底应该如何称呼那些前朝的汉族皇帝？应该如何称呼秦王嬴政？如何称呼汉武帝刘彻？如何称呼……就是这么一些问题，让纪晓岚他们着了急，犯了难。
如果给予的称呼过高了，会不会惹得乾隆爷不高兴？乾隆毕竟是一个异族的皇帝，他会如何看待前朝的那些汉族皇帝呢？如果给予的称呼过低了，那么，会不会觉得太别扭和太难堪了呢……也就是为了这样一些事情，纪晓岚他们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商讨过来，争议过去的，最后，只好试探性地呈报了这么一些怪怪的称呼——将秦王嬴政称呼为“秦政”，将汉武帝刘彻称呼为“汉彻”……
“秦政”？“汉彻”？当乾隆看到这样的帝王称呼时，立马火冒三丈，大发雷霆，用手愤然一指纪晓岚他们那一伙人，厉声斥责道：
“你们这一群人哪，我该怎么说你们好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暴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暴君，你们将他直接称呼为‘秦政’，倒也未尝不可，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汉武帝刘彻呢，他一生四处征战，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之功，可以说是功勋卓著。我作为一个异邦的皇帝，异族的皇帝，都非常崇拜和敬重他。但你们这些汉人臣子们哪，却是如此地轻视他，小看他，竟然直接称呼他为‘汉彻’，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大不敬……”
乾隆如此劈头盖脸地好一阵训斥，倒是把纪晓岚他们训得眉开眼笑了，骂得心花怒放了。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才有底了，有谱了，知道乾隆的是非标准和取舍原则到底是什么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知晓了乾隆的胸襟与气度了。
末了，经过反复地推敲和筛选，最终确定了中国历史上那么几位著名的帝王的称号分别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此称号一直流行和影响到了中国的21世纪的当下。而当初的那些所谓的“秦政”和“汉彻”等等带有蔑视性的称呼，则早已被湮灭和掩埋在了历史的故土之中，再也不见任何踪影了。
乾隆定调子，定方向，定政策，定大政方针，余下的那些具体的事情，就是由纪晓岚带领着大家伙儿群策群力，积极干活，好好工作了。依照《四库全书》的编纂程序，那些普通的一线编纂官们首先要对各类书籍（其中包括《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内府书籍、各省进呈及私人进献书等等）加以初步清理、甄别，继之再进行详细考订校阅——由版本鉴别到辨伪证讹，随后均要为其经手的每种书籍撰出提要初稿，叙述作者的生平事迹、本书大要以及该书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并且还要注明应刻、应抄或应存的处理意见，然后，再集中送到总编纂官纪晓岚处。
而作为总编纂官的纪晓岚，他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程序和步骤。首先，是根据一线编纂官们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
如果总编纂官纪晓岚认为编纂官们的意见不尽合理，便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否定。待到甄别取舍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总编纂官纪晓岚则会将去取留舍的最后意见呈交乾隆审批定夺。经乾隆审阅后决定收录的书，遂交给武英殿的缮书处抄写。
由此不难看出，乾隆本人才是《四库全书》最后的拍板人，最后的定稿人。甚至也可以这样说，乾隆实际上是纪晓岚这个总编纂官背后的一个更大的总编纂官。只有乾隆本人亲自审批定夺了的书籍，最后才能收录到《四库全书》这么一部无比巨大的丛书之中去。
就在中国的皇帝乾隆在穷尽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那么，美国总统华盛顿此时又在干什么呢？华盛顿作为美国的首任总统，他签署了一系列的法案。譬如说，华盛顿签署了《1789年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 of 1789）也称“1789年宪法”，从而确立了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
在经过乾隆皇帝本人亲自审阅后决定收录的书，交由武英殿的缮书处抄写之后，作为具体干活的总编纂官的纪晓岚，此时则要进一步对已经入选的各篇各部书稿提要再一次逐一认真细致地进行修订，从作者生活的年代、故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旨、长短得失、乃至另本异文、典籍源流等等，都得在一线编纂官们原撰稿的基础之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给予修改和校订。就连各篇各书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
而各篇各书提要，经总编纂官纪晓岚“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无不灿然可见”。在完成考核审定提要的工作后，总编纂官纪晓岚便会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把各篇各书提要排纂成编，从而构成那要言不烦、前后有机呼应的《四库全书总目》。
天长日久，年复一年地编纂《四库全书》，这的的确确是一项极为辛苦和劳累的繁重工作。它既是一项需要大量消耗、乃至透支巨大脑力的劳动，同时，也是一项需要付出艰辛代价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长年累月地深坐在书斋之中看书审稿，而最终要编纂的文字竟然又多达八亿个字啊，毋庸置疑，这应该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吧？而前前后后持续的时间，又长达十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又缺少运动，缺少日照，缺少社交，缺少应酬，缺少……整个人呢，就犹如囚禁在一个由八亿个字组成的庞大的文字监狱里，那该是被榨干了多少的精、气、神，伤耗了多少的身、心、魄啊，完全可以累得人吐血，抓狂，甚至是走火入魔。
好在是，纪晓岚毕竟是十分过硬的，他有着超强的脑力，也有着超强的体力。所以，面对那泰山压顶一般的八亿文字，纪晓岚并没有被压倒，也没有被摧毁。
究其原因，乃是人到50岁的纪晓岚，由于有了“第二春”，有了一个生命的崭新的拐点和起点，其身心都迸发出了蓬勃的力量和旺盛的朝气。再加上，大器晚成也是这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缘由。“天地生才，原期于世事有补。”自从纪晓岚30岁考中进士，入宦官场以来，他一直在大环境的制约之下，一事无成，无所建树，郁郁不得志，并且还不幸地牵扯进了那所谓的“通风报信案”，蹲大牢，遭流放，坐“冷板凳”……竟然始终都无法施展他自己的人生才干和人生抱负——“颇不欲后人”。尽管在50岁之前，纪晓岚也曾经在某一些时间段里充任过乾隆身边的文学侍臣，也可以说是文学弄臣，写过一些妙趣横生的对联和歌功颂德的文章，可是，那毕竟不是什么可以为人称道的辉煌事业。这也就是说，自从步入大清官场整整二十年来，纪晓岚都一直是了无成就，当然就更是了无业绩。
长叹一声，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也就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事业中，纪晓岚终于找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位置和人生归宿。纪晓岚此时明白，只有做好了这件事情，只有编纂好了《四库全书》，那么，他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才能最终展示出来，体现出来，呈献出来啊。只此一事能托付，别无他途可行走。
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执念和人生追求，因此，纪晓岚在整个编纂《四库全书》的漫长的十三年里，面对那满天繁星一般汗牛充栋的八亿文字，他才会振奋高昂，奋其意气，精神饱满，一展身手，无论是典校秘籍，还是修改删定提要，纪晓岚都尽心尽力，专心致志，用力甚勤。
为此，纪晓岚在《自题校勘〈四库全书〉砚》一诗中吟咏道：
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那浓烈的欣慰之情和自豪之意，在此诗中表露无遗，一目了然。
这，也就是十三年来一直支撑着纪晓岚编纂好那八亿字《四库全书》的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它让纪晓岚排除万难，显示出超人般的强大的本领。
对于天天埋没在书斋和文字里的纪晓岚等人来说，成年累月地编纂《四库全书》，确实是够苦，够累，够艰辛，够折磨人，够消耗人的了。但这其中，毕竟还是有乐趣，有笑声，有妙处。
当时正值盛夏酷暑，天气炎热，热得石头都起了壳，似乎马上就要冒出大烟，燃烧起来了。
汗流浃背、已然热得十分难受的纪晓岚，此时只得脱光了身上的衣服，打着赤膊坐在桌案前呼哧呼哧地看着书，审着稿。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竟偏偏在这时突然驾到。
在中国古代，衣冠不整见驾，有欺君之罪，更何况，像纪晓岚这副赤裸着身子、裸胸露背的模样！
为了不招惹罪责，眼尖手快、急中生智的纪晓岚当即钻进桌子底下，躲了起来。
乾隆其实早已察觉了纪晓岚的动向，于是，他就向周围的人们摇手示意，叫大家都别出声。而自己呢，则在纪晓岚藏身的那个桌子跟前悄无声息地坐了下来。
如同那次靴子冒出了大烟一样，时间可当真是一个惹不起的魔鬼啊。这时间一长久，纪晓岚在桌子底下就感到憋气，别扭，难受，再听听外面的动静，又是鸦雀无声。纪晓岚蹲伏在桌子底下，视线受阻，当然就闹不清皇上到底走了没有，于是，他只得从桌子下面偷偷伸出一根中指，低声暗问同僚们道：
“老头子走了没有？”
乾隆听闻此言，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便故意断喝道：“放肆！谁在这桌子底下？还不快快滚出来！”
纪晓岚没辙了，只好乖乖地从桌子下面爬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乾隆喝问：“纪晓岚，你为什么叫我‘老头子’？”
纪晓岚见问，仿佛猛然间被人点醒了穴位一般，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当即利利索索地回答道：
“陛下是万岁，当然应该称‘老’；尊为君王，举国之首，万民敬仰，当然是‘头’；子者，‘天之骄子’也；呼‘老头子’实乃至尊之称呼也。”
乾隆随后又紧追不舍地问询道：
“那你刚才伸出的那一根中指又算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
纪晓岚此刻胸有成竹地娓娓道来：
“我刚才伸出的那一根中指，代表‘君’，就是‘天地君亲师’当中的那个居中而坐的君。”
纪晓岚边说边又再一次伸出了他的一只手，来来回回地动了动他那根高高竖起的、显得十分挺拔的中指说：
“从左边数起，天地君亲师，中指是君；从右边数起，天地君亲师，中指仍然还是君。所以中指代表君。”
乾隆听后呵呵大笑道：“晓岚爱卿急智可嘉，朕恕你无罪！”
众所周知，纪晓岚虽说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但到底哪些书、哪些诗文最后能入选收录进《四库全书》，最终还是得由乾隆拍板定夺。
不过，这其中，也还是有那么一些趣事，甚至是荒唐事。
譬如说，像《四库全书》如此一部皇皇巨著，其校勘人数虽然众多，但水平却并不一致，参差不齐。照说，有点毛病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有些差错，则实实在在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有些官员为了让乾隆高兴，就故意将书中每页的第一个字写成错字，如此一来，在御览的时候，乾隆一旦发现了那些像混迹在雪白的大米之中的老鼠屎一样的错字，便可以显示出君王的“圣明”与“才能”；然而，若是那明察秋毫、火眼金睛的乾隆没有发现那些故意隐藏进去的错字呢，那么，那些专业的校勘人员也就谁都不敢再纠正和改动了。要知道，那可是经过了乾隆御批御览的“钦定本”啊，谁敢在博览群书、学养深厚的乾隆头上动一个字呢？！
如此出现的这么一些个荒唐的错字，那往往就是由人为的因素而造成的。且常常与乾隆息息相关。
不可否认的是，编纂《四库全书》对整个大清帝国而言，都是一件庄重的事，严肃的事，盛大的事，是由乾隆亲自主抓的一项国家的头号文化工程。尽管如此，要是因为乾隆本人的缘故而导致的错误，那当然谁都不敢放一个屁，不敢说一个字。
然而，若是其他的编纂人员、缮写人员、抄录人员、校对人员等等犯了过错，出了问题，则是要严惩不贷，决不会纵容，不会宽恕，更不会姑息养奸，遗留后患。
而最常见的惩罚方式，就是经济处置，十分有力地突出了一个“罚”字，即“罚俸”，扣工资；赔钱，将家产给赔出来。
编纂《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前前后后一共持续了漫长的十三年的时光，总字数高达八亿字。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共动用了包括纪晓岚在内的360多位高官及学者参与编撰；另外，还动用了3800多人参与了相应的抄写工作……其花费的时间如此之长，字数如此之多，涉及的人员如此之广，因此，时不时出点毛病，有点问题，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免不了的。
不过，一旁则有十分严格的经济处罚的措施在那儿等着呢，候着呢。
其处罚规定就是，不能错一个字，不能错一个词，当然更是不能错一句话，不然的话，就是罚俸，赔钱，直到倾家荡产。
说出来，大家也许不会相信。但是，这事却是千真万确的。连纪晓岚这个《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居然也曾经因为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出了差错，而被罚俸禄一年。这也就是说，纪晓岚在那一年里算是白干了，根本就没有领到工资，只能吃老本，啃家底。
如此编书十三年，该有多少人出过错，受过罚啊。
一般的人往往只知道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曾大兴文字狱，销毁了对其不利的书籍共达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同时还对明代的档案进行了系统的销毁，数量估计至少销毁了1000万份，同时，对其残留的部分，也进行了相应的篡改。甚至波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修正和篡改，如此叠加起来，一合计的话，那么，总共焚毁和篡改的图书已然超过了七十万部。而特别意味深长的是，那些被禁毁和篡改的书籍的总量，竟然与《四库全书》所入选收录的书籍的总量不相上下，旗鼓相当。
这也就是说，在乾隆的手上，既诞生了一部相当了不起的《四库全书》，与此同时，差不多也丧失了另外的一部《四库全书》。这是许多人都了解和知道的一些个情况。
然而，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以纪晓岚为首的那么几千名参与到《四库全书》那庞大的工作之中的人，当年却时常会因为出了差池，捅了娄子，而遭受到了罚俸和赔钱等等严厉的处置与惩罚。更有甚者，有的人为此还丢掉了卿卿性命。
譬如说，有一位名叫王纯旭的编纂官，因为在编选书籍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抄录错误。迫于当时的种种压力和种种风险，王纯旭当然十分害怕会被追究他作为一个编纂官的责任和职责。并且，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照价赔偿的话，再加上罚款，那么，他们家肯定承受不起。为了不把家人牵涉进来，不让家人跟着吃苦受累，王纯旭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么一条绝路，试图以这种壮烈决绝的方式来了结自己，解脱家人。
值得庆幸的是，王纯旭自杀之后，乾隆并没有再继续找王纯旭家人的麻烦，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然而，刘勇一家却没有这么幸运。
启动编纂《四库全书》之初，乾隆就降下圣旨，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这个时候，家住长江中游江陵县境内的刘勇坐不住了，他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个天大的良机，他一定得牢牢地把握住，争取能得到皇上的欢心，弄得好，说不定还能来个咸鱼大翻身呢。
刘勇家是一个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破落户。据说，他家祖上饱有大学问，曾经在大明王朝的时候做过大官。后来，遭遇厄运，家境也就随之破败了，一蹶不振。
到了刘勇这一代，家里已然穷酸得不成样子了。刘勇自己呢，也差不多算是一个文盲，大字都识不了一箩筐。但这人心气很高，他总是想恢复祖上的荣耀与体面。在前些年里，倒是也有算命先生给他掐算过，说是到了刘勇这一代，又可以光宗耀祖，润泽门楣了……
算命先生的话虽然说得漂亮极了，可是，却迟迟没有得到应验，在刘勇的生活里也没有见到什么奇迹，更是没有出现过什么瑞象。
偏偏是乾隆降旨献书，让刘勇仿佛一下子就看到了人生成功的曙光和家族崛起的希望。
只是，到了刘勇这一代，家徒四壁，根本就没有什么书了。不过，这并没有难倒刘勇。
一门心思图谋光复家业、且又利欲熏心的刘勇，心中此时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那就是，他一定能够找到祖上留下来的图书，献给皇上，力争能捞到多多的好处和多多的实惠。
说干，立马就干。
只是，刘勇在自己家里寻找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并没有找到什么书籍。
翻箱倒柜。
挖地掘墙。
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包括一些犄角旮旯，房前屋后的角角落落，都找遍了。
最后，刘勇竟然将他那探寻的目光投射到了山上他家的那片坟地。在那片崇山峻岭的山洼里，有他家的一片祖坟。事实上，连刘勇自己也不清楚，在他家那片祖坟之地里，究竟埋葬了他家多少代的祖宗和先人。
反正，也有那么好多代了。
打定了主意之后，刘勇就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动手了。为了找书、献书，他要开挖山上的祖坟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
前前后后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刘勇终于在山上的祖坟墓地里挖出了一批看上去相当不错的书籍。
很快，刘勇就将这一批书籍进献到了江陵县衙。可是，这批书籍一到了县衙，县太爷就不让刘勇走了。
这个时候，刘勇还在县衙里做着春秋大梦，他十分顽强而执拗地认为，他这一献书，肯定能得到皇上的奖励与赏赐。
刘勇此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也就是他这个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献书举动，最后不但给他自己，同时也给他的家庭和家族，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常言道，人不作死，就不会死。
对于刘勇来说，他的献书，本质上是一种献媚的行为，原本是想得到乾隆的嘉奖与赏赐。可谁知道，他这一次拍马屁，却偏偏十分不幸地拍到了马蹄子上面去了。
平日里，刘勇是一个决不吃亏、锱铢必较的人。他家如今虽然破落了，贫困了，穷得叮当乱响，但是，他这人却特别爱面子，喜欢争强好胜。别人要是骂了他一句，他必会打人一拳，一定要加倍奉还回去，找补回去。别人若是说话唾沫星子喷溅到他脸上了，他必会把人家弄成个大花脸……如此，在十里八乡，刘勇也算是一号人物了。一般人都惹不起他，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也就是这么一个虽然破落困顿，却有些霸道的刘勇，这一次竟然吃了一个天大的亏，将平日里不愿意吃的那些亏，全都集中在一起，吞咽了下去。因为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大清朝廷和乾隆皇帝，而不再是那些老实巴交、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乡里民众和街坊邻居了。后来，当睁眼瞎——大文盲刘勇在县衙里听说，他进献的这一批书，是反书，是反清复明的盗贼之书时，他的肠子都悔青了，悔断了。
到了这个时候，依然心存侥幸的刘勇就开始求告了起来：
“青天大老爷，我的这一批书不进献了，可以吗？我这就把书带回去，全都带回去烧掉，还不行吗？青天大老爷，你就行行好，放我回家去好吗？你就行行好，放我回家去好吗？”
恶人还需恶人治。
平时，在乡野四邻间，没有什么人敢沾惹刘勇。可是，这一回，刘勇却遇到了空前凶悍和狡诈的强人了。县太爷此时皮笑肉不笑地冷哼了一声道：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想回家？恐怕没那么容易吧？你送来的这一批书，我们要逐级呈送到上头去，最后还要呈送到乾隆那儿去，作最后的审定和裁决。”
聪明反被聪明误。刘勇的这一次莫名其妙、鬼使神差的献书行动，不仅暴露了他祖上的一个惊天大秘密——在他家祖坟墓地里藏匿有大量反清复明的书籍，而且，更为严重和可怕的是，此事更是十分血腥地波及到了刘勇的家人和族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勇实际上是做了一件断子绝孙的大蠢事。
就这样，在一个全民献书的时代里，在一个传承久远的古老国度里，一个名叫刘勇的江陵人，上演了一出因献书而被处斩和灭族的大悲剧。
从总体上来看，《四库全书》无疑是一部皇皇巨著，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堪称是一座体量巨硕的丰碑。但是，它的内里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和问题。譬如说，《四库全书》对于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的作品所采取的态度，就是相当粗暴的，也是相当残酷的。要么就是尽量摒弃和抽毁，要么就是将其作品删改得令人啼笑皆非。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能不收录的中国历史上的名家名作，《四库全书》更是对它们进行了大肆篡改和扭曲。
比如说，南宋著名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其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胡虏”二字，还有“匈奴”二字，在清代都是犯忌讳的。于是乎，在《四库全书》里，就把它们改为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再比如说，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的情景：“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这“膻腥”二字，亦是犯忌的，于是，就被十分生硬地改作了“凋零”。
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词中的“耻臣戎”这三个字犯忌，遂被改作了“挽雕弓”。
还有更为荒谬可笑的，比如说，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这“寄奴”二字，在《四库全书》里被改作了“宋主”，于是，那后面的整句词就被改作了“人道宋主曾住”。而辛弃疾词中的“寄奴”到底是谁呢？他原本是南朝时期宋国的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词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若是将“寄奴”改为“宋主”破坏了音律问题；且“寄奴”二字与在清朝犯忌的那些所谓的“胡”“戎”“夷”“虏”等字眼了无关涉。那么，既然如此，《四库全书》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改它呢？个中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来称呼一个帝王，这是《四库全书》所万万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会觉得别扭和怪异，因此，即使没有“违碍”，没有“犯忌”，只要看不习惯，看不顺眼，那也要改，也得改，直到改得乾隆满意和舒服为止。
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透过宋代刻本来看，有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四库全书》中全部都遭到了删除和篡改。这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四库全书》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一些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领袖进行丑化和诬蔑的目的。如《四库全书》宣称，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立有一块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居然一连使用了七个血淋淋的“杀”字，来进行渲泄和释放，以充分表现其无与伦比的张狂与残暴。但是，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另有其记载和说法。根据近年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反映，从他们找到的张献忠碑文来看，碑文实际上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那上面压根儿就没有如此杀气腾腾、凶神恶煞的那么七个杀字。
毋庸讳言的是，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不但在一定程度上紊乱了中国历朝历代一些古书的格式，而且更为恶劣的是，居然还大肆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和参考……如此一来，也就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扭曲了天下士子们的认知和常识，从而也就部分地阻隔和中断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脉和声息。
特别是那些铁骨铮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大丈夫们的作品，它们的命运就更加岌岌可危，甚至是很悲惨和很不幸了。它们如果要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流传下去，就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一切都只能靠机缘巧合，一切都只能靠苍天的垂怜与眷顾。
由于被销毁（包括全毁，抽毁，剜去之类）、被删除、被篡改、被肢解、被阉割……遂造就了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真伪莫辨、疑窦丛生的结果：“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统治者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二字了。”
作为《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的纪晓岚，在他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也曾被罚俸一年。那么，纪晓岚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捅了什么娄子，而遭受到了罚俸一年的处置呢？此事说起来，居然是与收录和删改岳飞的《满江红》息息相关。
当初，乾隆的意思是，并不太想将岳飞的《满江红》这一类反映民族矛盾和民族反抗的作品选入《四库全书》。可是，纪晓岚一再向乾隆皇帝上奏说，像岳飞的《满江红》这类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家名作，如果不能入选《四库全书》传之后世，那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和损失……就这样，纪晓岚的苦口婆心，终于打动和说服了乾隆。
不过，乾隆在同意收录岳飞的《满江红》的同时，又另外追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乾隆要求纪晓岚必须将岳飞的《满江红》里的一些“反动”的词语给删除、抹去或者是替换掉。
面对乾隆的谕旨，纪晓岚真可谓是左右犯难。从纪晓岚这么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角度上来说，他也觉得岳飞的《满江红》里有些用词过猛，过火，过分。例如说，像“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不明摆着就是要吃敌人的肉，要喝敌人的血嘛。可是，不管怎么说，敌人也终究还是人，又怎么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这是不是有些太野蛮，太残酷，太血腥了呢？
尽管纪晓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文化人，纪晓岚还是非常敬重和崇拜岳飞身上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此外，纪晓岚也十分明白，像《满江红》这样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名作，是万万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删改替换的。否则，就会留下历史的笑柄和耻辱，让千秋万代的后人贻笑大方，乃至于遗臭万年。
除了对岳飞极其深厚的感情以及对岳飞作品完整性的关爱和保护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同样是纪晓岚不愿意删改岳飞的《满江红》的一个原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纪晓岚当时位于北京南城虎坊桥西侧的那个纪府，也就是那个有着南北五进院落、东西各五排的那个纪府，原本是岳钟琪（岳飞二十一世孙）的宅子。后来，岳钟琪因为“吕留良案”而被雍正起疑，下狱险死……也就是在这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当时正在京城担任户部侍郎的纪容舒（纪晓岚的父亲），冒险向岳家伸出了援手，花钱将岳宅这么一个当时正陷于官司之中的“问题宅子”给购买了下来，从而为岳家筹集到了一笔救命的钱款。后来，岳家也就是用这么一大笔救命钱，将岳钟琪从刑部大牢里捞了出来，从而免除了死神的威胁……
当年，11岁的纪晓岚从家乡河间崔尔庄来到北京时，就居住在这个曾经是岳宅的纪府里。后来，随着纪晓岚一天天长大成人，不仅知道了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英勇事迹，而且，他也逐渐知道了岳飞的后人岳钟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了。
在雍正手上，岳钟琪下狱险死。而到了乾隆时，岳钟琪又被复用，平大小金川之役有功。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之际，时年64岁的岳钟琪奉命出兵康定，会同总督策楞，成功讨平叛乱。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也就是纪晓岚30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年，岳钟琪抱重病出征镇压陈琨时，病卒于四川资州，时年68岁。乾隆赐谥“襄勤”，赞为“三朝武臣巨擘”。
因为上述种种的缘由及缘分，纪晓岚总觉得他跟岳飞贴得很近，跟岳家贴得很近，跟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贴得很近……因此，尽管乾隆下达了谕旨，让纪晓岚酌情删改岳飞的《满江红》，尽管面对岳飞的《满江红》时，纪晓岚也有他自己不同的看法……可到末了，纪晓岚却并没有动笔去删改和修订岳飞的《满江红》，而是一字未改，一词未动，且心存侥幸，希望能蒙混过关，逃过乾隆那无比犀利的审查的眼光……
在侥幸和不幸之间，纪晓岚最后竟是再一次成了一个败北者。
果然，乾隆的眼睛实在是太雪亮了，或者说是太毒辣了，岳飞的《满江红》最终没有逃过乾隆的法眼。他当时脸都气绿了，将纪晓岚训了个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说实话，纪晓岚当时吓蒙了，生怕乾隆会重重地惩罚他，治他的罪。就像当年的那个所谓的“通风报信案”一样，再一次将他给发配流放到新疆去。要是那样的话，他自己再吃二茬苦，再受二遍罪，倒没有什么大碍，可更为痛苦和遗憾的是，他将会因此而离开他那深爱的工作岗位——编纂《四库全书》。如此，那将会比死都难受一百倍，悲痛一千倍。
乾隆也紧皱着眉头，思索着到底应该如何处罚纪晓岚？纪晓岚没有动岳飞的《满江红》，这到底是不作为呢，还是无心之过呢？抑或是有意而为之呢，纪晓岚的初衷和动机不同，乾隆对纪晓岚的惩罚也会大有区别，大不相同。不过，这个时候的乾隆，已经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了，相对于当年发配流放纪晓岚去新疆的那个时候，现今的乾隆已然变得和善多了，也仁慈了。再者说了，当年的“朋党”问题已经消散了。眼下不管怎么说吧，纪晓岚总不至于会跟那个已经死亡了好几百年的岳飞结成“朋党”吧……乾隆如此前思后想了一番之后，最终对纪晓岚作出的处罚决定，还算是轻的，并不过分。乾隆的这个处罚决定就是，将纪晓岚罚俸一年。让纪晓岚白干一年活，却不发工资，以此来给纪晓岚以深刻的教训和严厉的警告，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胆大妄为了？！
《满江红》的那两句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最终在《四库全书》里，竟然被十分生硬别扭地改为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而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华盛顿则是在国际外交领域里采取了中立政策，千方百计竭力避免卷入英、法之间的战端。随后，华盛顿派出亲英派主要成员，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为特使，赴英交涉。不久之后，即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杰伊条约》的签订，缓和了美、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保全了和平，保证了美国西部领土的完整，并为美国向西扩张奠定了基础。此外，华盛顿还签署宣言，宣布“严守中立”的政策，从而使美国避免了介入欧洲战事之中。
到此，就不得不提到纪晓岚的那些文言短篇志怪小说，被他的孙子纪树馨等人整理编入《阅微草堂笔记》里。
其实，那些文言短篇志怪小说的许多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的生活素材，就来源于纪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这一个时期。由于编书时间前前后后持续长达13年之久，且是又枯燥，又烦闷，又熬人。为了进行一些适当的调剂和润滑，活跃气氛，激发情绪，增强活力，大家就开始了一项自娱自乐的有趣活动，即众人轮流讲一讲鬼怪故事，这成为编书工作之余的一道有滋有味的亮丽风景。
那些形形色色的各类鬼怪故事，讲述者讲得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而那些倾听者呢，当然更是听得心惊胆战，却又津津有味，生怕漏掉了一个字，一个词，一个重要的场面，一段生动的情节。
如此这般，作为《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的纪晓岚，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收集和整理了相当之多的鬼怪故事，这便是后来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写作素材的来源之一，且是那最最重要的写作素材来源之一。
这里选取《阅微草堂笔记》里的第二篇故事，标题就叫作《爱堂先生言》，是一则妙趣横生的微型志怪小说，可以窥见其中隐含着的意蕴和风采。
爱堂先生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个老学究在走夜路的时候忽然遇见了他的一个已经死去的朋友。老学究平素就很刚直，胆大，所以并不害怕鬼怪。于是，他快步走上前去，问询他那久违的鬼朋友：“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鬼朋友回答道：“我现在是个鬼差，要去南村勾摄要死的人的生魂，正好和你同路。”就这样，两个老朋友就一起边走边聊。后来，路过一个破屋，鬼朋友介绍说：“这是个文士住的房子。”
老学究十分好奇地问鬼朋友是怎么知道这个情况的，鬼朋友当即说了以下这么一番话：
“凡人白天钻营算计，把本性灵气都淹没了。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一念不生，方才会元神清朗明澈。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胸中所读的书才会字字放光，从身体百窍里涌现出来，那种光芒飘渺缤纷，如同锦绣般灿烂。博通经典者如郑玄、孔安国；文采出众者如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等等这些人。他们的文气直冲霄汉，能与星月争辉。差一等的文气有几丈高；再差的有几尺；依此类推。极差者只有像油灯那么一点儿的光芒，隐隐地从门窗里透出来。当然文气活人看不见，只有鬼神才能看见。这家有七八尺的光芒，所以应该是住了一个文士。”
老学究随后又问：“我读了一辈子书，睡觉的时候光芒有多高呢？”鬼朋友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说道：“昨天路过你教书的地方，你正在睡午觉。我看见你胸中有一部高头讲章、五六百篇墨卷、七八十篇经文、三四十篇策略，字字化为黑烟，把你的屋子都给笼罩了。那些学生们的读书声，从浓云密雾中透出来，文气光芒什么的，实在是没有看见。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老学究一听，立马气坏了，当即破口大骂他那位胡说八道、出言不逊的鬼朋友……那位鬼朋友则是大笑着扬长而去。
就在编纂官们一边听着那些五花八门的鬼怪故事，哈哈大笑着，一边紧锣密鼓地编纂着《四库全书》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也已然来到了它的前夜。“天赋人权”的观念，在法国社会上上下下已经开始为民众们所普遍接受。
《爱堂先生言》这么一则妙趣横生的微型志怪小说，通过那个老学究死去的朋友，也就是一个鬼朋友的口吻，无情而辛辣地嘲讽和鞭挞了像老学究那样一类的文士——食古不化，只会死读书，读死书，以用来应付考试，却根本没有真才实学、且自负自大的酸腐的读书人。由此，纪晓岚已然将他那反思和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时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文化顽疾和教育弊端。
如果说，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晓岚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因为最终拍板定案的权力在乾隆那儿，那么，后来收入《阅微草堂笔记》里的那些微型志怪小说，则是纪晓岚个人的文学创作。因此，纪晓岚可以在那里面纵横捭阖，嘻笑怒骂，上天入地，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他自己的真性情，真面目，真灵魂……
如此说来，《阅微草堂笔记》才是纪晓岚向人们敞开的一扇真实而坦诚的人生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纪晓岚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家园，同时，还能看到当时的中国方方面面的众生相。
不仅如此，纪晓岚还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有力的鞭笞，显得相当尖刻和犀利。譬如说，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则故事中，就烈女范畴问题，纪晓岚愤然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守节被杀的是烈女，可以表彰；而对“捆绑受污染，不屈被杀”的人，则不以烈女子看待，例不表彰。纪晓岚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认为这纯属是道学家的不情之论。因此，纪晓岚郑重上表：挥刀捐弃生命，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没有区别。这情形，如同像那忠臣烈士，发誓死不从贼，虽然捆绑使其跪拜，但却并不能说他是屈膝贼朝廷吧？！这难道不是荒谬之言论吗？！
经纪晓岚如此一番慷慨陈词，皇帝遂下令有关部门“略示区别，予以旌表”。这虽属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和善待妇女的这个社会大问题上，纪晓岚当时所提出来的观点，则还是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的。
从内容上来说，《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了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等当时流传于乡野怪谈，或纪晓岚自己亲身所见所闻的一些奇情逸事；在空间地域上呢，其涵盖的范围则是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滇黔等地。
应该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纪晓岚当年在写作《阅微草堂笔记》的时候，着实有意模仿了宋代笔记小说那种质朴且简淡的文风，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纪晓岚所撰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历史上一度享有同《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
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力主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蔡元培先生给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极高的评价。蔡元培先生在为其友人所撰写的一篇序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即《石头记》（《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是也。”
此时法国大革命也已然来到了它的前夜。正如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所言，18世纪末（肇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但它要解决的问题却不同于美国革命，而是和英国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如出一辙……如果说，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那么，法国大革命则是全球性政治民主化潮流开启的标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在前前后后持续长达13年期间，对纪晓岚来说，还有一件看上去虽小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也是不能不提一下的，那就是茶。
众所周知，纪晓岚不善饮酒，也不喜饮酒，酒量不大，也没有什么酒瘾；然而，纪晓岚却偏偏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大烟鬼，不可离之须臾。
事实上，纪晓岚一直都有着饮茶的习惯，不过，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前，他喝的是淡茶，并且也没有什么茶瘾。那个时候的茶，对于纪晓岚来说，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空闲时喝喝也行，不喝呢，也没有什么问题。离开了它，日子照样过得有模有样。
然而，等到纪晓岚50岁之后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茶在纪晓岚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逐渐开始得到提升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茶有提神的功效，能刺激人的大脑神经，让人兴奋，有活力，有激情。
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初，纪晓岚还是一如既往地喝着淡茶，且主要是在一天当中的下午喝一喝茶。后来，随着工作量日渐加大，而编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人的精力和脑力的消耗与磨损也就随之而水涨船高。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纪晓岚已然不由自主地陷身于茶水的包围之中了。其标志就是，茶水日益地浓酽和稠厚。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那“提神”二字。
久而久之，如同点灯熬油一般，为了提神，为了驱困，纪晓岚不仅开始大量且超量地喝浓茶，到了后来，更是喝杂了，喝乱了，喝混了。在编纂初期，纪晓岚每天下午为了提神解乏，仅仅只喝一种茶。到了后来，他生怕一种茶的提神威力还不够强大，于是乎，就另外又加上了一种茶、两种茶、三种茶……如此不断添加茶叶的最终结果是，到末了，每天下午，纪晓岚的那个大大的茶杯里居然一下子就放进了五种茶。似乎唯有这样，那种又浓又杂的超量茶水，才能帮助他解困除乏，从而换来一种神清气爽的状态，换来一种心明眼亮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纪晓岚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已然在超负荷工作，在超支甚至是在透支自己的精力、体力、脑力、乃至是生命力。一言以蔽之，活脱脱就是在透支生命。
如此这般几年透支下来，煎熬下来，消耗下来，到了后来，纪晓岚就渐渐感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出了毛病。突出表现就是，纪晓岚常常会感到胸闷，甚至是胸痛，很难受，不舒服。
总而言之，纪晓岚的身体此时已经开始报警了，一定是他的五脏六腑当中的某一个器官出问题了，才会导致他胸闷胸痛。
纪晓岚自己也知道，他并不是什么铁人，他也会生病，也需要医生的诊断与治疗。
处在大革命前夜的法国，这个时候，实际上也生病了。当时的法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可是，前后经过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法国还是没有从干旱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干旱的出现，又造成了饲料的不足；随后呢，又因饲料不足，导致了大规模的屠宰牲畜的情况，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造成了以牲畜的排泄物为主要肥料的法国农田肥力不足，大片大片的法国农田，因此大量被闲置和抛荒。更加糟糕的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遇连阴雨，到了后来，法国又遇到了大冰雹的袭击，大冰雹连续敲打和毁坏着法国的农田，造成大量土地颗粒无收。
而到了冬天，法国又处于天寒地冻的严寒状态。这致使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的价格大幅度上涨，患病人数和死亡率上涨，大规模的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四处蔓延。饥荒后来甚至还蔓延到了欧洲的多个地区，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又缺乏足够的运力，来运输救灾物品，致使那些救命的食品，无法运往法国的一些灾区。
到了这个时候，纪晓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有了一些相应的反应，集中到一点上来说，那就是，厌茶，甚至是惧茶、怕茶。
此时的纪晓岚，不敢沾惹茶了，不敢碰茶，不敢喝茶。
后来，纪晓岚去找了一个名叫梁中华的朋友问了问情况，梁中华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大夫和养生专家。
纪晓岚在自己陈述病情时，也对病因和病情进行了一些分析和判断。
纪晓岚自己分析说，按照中医理论来说，思伤脾。他自己长年埋首于编纂《四库全书》，思虑过多，过重，且思绪纷乱，紧张……因此，一定是过度的思虑伤到了自己的脾脏了；再者说，他自己这些年饮茶过度，也过杂。特别是到了后来，竟将五种茶叶混搅在一起喝，而在那五种茶里，既有生茶，也有熟茶，既有绿茶，也有红茶，如此一来，也会对自己的脾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和破坏。为此，纪晓岚最后得出结论说，他应该是脾脏出了问题。
脾脏出了问题？！
对于纪晓岚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梁中华未置可否，既没有给予肯定，也没有给予否定。
在完成了所有望闻问切的诊疗程序之后，梁中华并没有给纪晓岚开出什么药方，而是建议他喝一喝福建的铁观音茶，先喝上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说。至于工作量过大，思虑过重等问题，梁中华的建议是，让纪晓岚尽可能减少一些工作量，减少一些焦虑的思绪。
这个时候的纪晓岚对梁中华的话，还是半信半疑，有所保留和有所质疑的。减少工作量，再加上喝一喝福建的铁观音茶，这样就能解决自己胸闷胸痛的问题了？会有这么神奇吗？会有这种效果吗？
尽管纪晓岚心存疑虑和迷惑，但当下也只能先这样了，先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想别的门道。
临告别时，纪晓岚试探着问道：
“梁兄，依你的看法，我是不是脾脏出了什么问题呢？”
梁中华的回答既简单，又干脆：
“晓岚，你没有病。”
梁中华的回答，让纪晓岚感到异常意外，难道说，真是这样吗？！
而这个时候，来自福建的一种茶叶——铁观音，此刻正在北京城里走红呢，最后竟然到了大红大紫的程度。
这是因为，在1741年（清乾隆六年）这一年，来自福建的大清官员王士让在告假回乡访亲会友之时，在福建泉州安溪的南岩山麓发现了当时还叫作天圣茶或是乌龙茶的这么一种奇茶神茶。后来，王士让奉召赴京师拜谒当时的礼部侍郎方苞，携茶相赠。方苞品饮后，自感为茶中珍品，遂转献乾隆，乾隆随后召见了王士让，问询茶的来处，王士让向乾隆细说了茶之来源，乾隆细观茶叶形似观音，脸重如铁，便赐名为“铁观音”。
有了乾隆皇帝的赐名，铁观音立马身价倍增，遂从一种地方茶，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的高端茶，迅速蹿红。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往往就是这样，民间百姓使用的东西，不值钱，也不会吸引人的眼球；一旦成为了皇家的御用之物，便会大红大紫。仿佛皇家能点石成金一般，哪怕是再普通的东西，一旦跟皇家沾惹上了，发生了联系，便会立马成为民众眼里的香饽饽。
就事物的本质属性而言，在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对权力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不论什么东西，一经皇权（最高的权力形态）这个无比神奇的曲子一发酵，立马就会成为民众眼里的非凡之物，神异之物，宠爱之物。
现在单单仅就铁观音来说吧，在乾隆为它赐名之前，在它大红大紫之前，它其实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的时间了。似乎就等着乾隆来为它画龙点睛，来为它赐名。
远在唐末宋初之时，有位裴姓（俗名）高僧住在安溪驷马山东边圣泉岩的安常院，高僧自己做茶并传授乡民，乡民称其茶树为圣树。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安溪一带大旱不雨，民众请来普足大师（亦即后来的清水祖师）来祈雨，竟是十分灵验。乡民们遂留普足大师于清水岩。普足大师随后在清水岩建寺，修路，筑桥，恩泽乡民。后来，普足大师听说圣茶有很好的药效，便不远百里到圣泉岩向当地的乡民们请教种茶和做茶的技术与方法，并将圣树移栽到了清水岩一带……
如此，在几百年间，经过了高僧、法师、后面还有一位“乌龙”将军等众多人的共同努力，一直到清代的乾隆皇帝将它命名为铁观音，这才迎来了它最为辉煌、最为大红大紫的全盛时期。
现如今在观看那两百多年以前编纂的巨型《四库全书》时，会觉得它无比恢宏，无比壮观，如果将那多达八亿个字的《四库全书》摆放在那儿的话，它能够占据整整一个大篮球场；如果将其书页一张张连接起来的话，则能够绕地球一周，且还会有多的……它是中国几千年来，或者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部书，是迄今为止规模空前的一部实体大书。它确实是无限风光，同时，也是无限精美，无限体面，着实令人艳羡，令人折服。
然而，风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沧桑；精美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艰辛；体面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困苦。
当年，为了编纂《四库全书》这么一部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超级大书，纪晓岚他们该是付出了多少的艰辛与困苦，就只差猝死在工作岗位上了，过劳而伤，过劳而死……
种稻，尚且是粒粒皆辛苦；更何况是编纂八亿个字的《四库全书》呢，完全可以说是字字皆辛苦。只是，纪晓岚他们当年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克服和排除的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如今已经被历史隐藏起来了，也可以说是收藏起来了。在《四库全书》的光芒照耀之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就在纪晓岚开始尝试着喝一喝铁观音一段时间以后，偶然的一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纪晓岚竟是猛地恍然大悟了，原来，他的那个朋友梁中华实在是太高明了，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和养生专家的梁中华实在是太高明了。
如果按照现今的推测来看，应该说，当初梁中华显而易见是已然看出了纪晓岚是被茶所伤，是那些过浓、过多、过杂、过乱的茶水伤了纪晓岚的身体，伤了纪晓岚的脏器。可是，胸有成竹、深谙此道的梁中华却并没有给纪晓岚开什么药方，而是采用了一种“茶疗”的方法，其朴素的辩证思路就是，茶伤还须茶疗治，是也。而当时那些来自福建的铁观音本来就有很好的药效，它含有较高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茶多酚和生物碱，有着多种营养和药效成分；它除了具有一般茶叶的保健功能外，同时还具有抗动脉硬化、防治糖尿病、防治龋齿、清热降火等功效。
而这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铁观音是一种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属于半发酵的茶类，这跟纪晓岚之前的饮茶习惯和饮茶方式——将五种不同类型的茶叶放置在一起，混合着喝，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既有衔接，又有断裂……
总而言之，梁中华就是用了这么一种“渐变”的温和的“茶疗”法，让纪晓岚先喝一喝铁观音，以转变纪晓岚的饮茶方式，改换纪晓岚的饮茶习惯，从而让纪晓岚逐渐适应。虽然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胸闷胸痛，不过，那种症状似乎已在慢慢减轻，减弱，减缓。
直到这个时候，恍然大悟的纪晓岚这才知道，他的朋友梁中华当初让他开始尝试着喝一喝铁观音，的确是有效果，梁中华的话的确是灵验，管用。
在大革命的前夕，法国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了国内的经济活动，并在间歇性的作物歉收时，成为一种运输的障碍。资料显示，1788年贫户的家庭一半收入花费在面包上；而到了1789年则达到了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了高失业率。所有这些，都使得法国社会开始动荡不安起来。
18世纪的后半叶，同时那也是纪晓岚的时代，或者说那也是乾隆的时代。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大时代里，先后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共同拉开了世界近代史及文明史的序幕，标志着英、美、法等国家告别了人类历史上极其漫长和极其冷酷的封建专制统治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民主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也由过去那种相对单一和落后的农业经济进化到了工业化的新时代，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随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创新，就此，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生产活动，都向前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当年，纪晓岚在福建出任督学的时候，他的直隶老乡、同时也是他好友的刘知远当时恰好在福建泉州担任太守。纪晓岚那时还经常光顾泉州，曾经多次去考察和游览过。
这期间，有两件跟泉州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事情，曾经给纪晓岚留下过相当深刻的印象。
一是，泉州作为中国福建东南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早在宋元时期，泉州港就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那个时候，泉州还有着“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除了泉州当地人信仰的道教、佛教、儒教等之外，泉州同时还保留着宋元时期海外商人们信奉的诸如什么天主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的遗迹。
从历史上来看，泉州毫无疑问曾经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世界大港，它敞开着自己的宽阔胸怀，拥抱着全球。可是到了明清时期，当时的朝廷开始实行禁海政策。所谓的禁海，就是指禁止外国人到中国沿海或者是中国人到海外去经商，做生意；同时，也禁止在海上捕鱼。如此一来，既不能对外进行贸易来往和文化交流，又不能出海捕鱼……整个中国就被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了，圈禁起来了。在如此这般闭关锁国的同时，也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洋文明失之交臂，与当时整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和大方向失之交臂。
尤其是到了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的一道圣旨，更是撤销了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业务，仅仅只留下了广州海关允许外国人进行商品贸易。这也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硕果仅存的所谓的“广州十三行”。康熙当年出于孤立和封锁台湾郑氏集团的政治考量，施行海禁政策，对当时中国的海外交流和经济贸易活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在康熙的时代，甚至是包括在雍正的时代，都毕竟还有着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而最后到了乾隆的时代，乾隆实行的那种严苛的禁海政策，则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犹如倒澡盆里的脏水一样，不仅把澡盆里的脏水全倒掉了，同时把澡盆里的孩子也给倒掉了。这成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巨大差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是一个十分致命的原因，无异于是把中国带进了一个死胡同。
当年，作为福建督学的纪晓岚，曾在刘知远的陪同之下，多次去福建泉州考察和游览，距离乾隆下旨裁撤宁波、泉州、松江这三个海关的时间，其实也就不过仅仅只过去了那么短短的五年时间。二者之间相隔的时间非常之近，近到触手可见、近在咫尺的程度。
今天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两个有识之士，不论是时任福建督学的纪晓岚，还是时任泉州太守的刘知远，他们对如此重要和如此关键的泉州海关的被撤销和被关闭，一定是有着深切的感受的。感同身受，甚至是触及了心灵。不仅如此，他们当时也一定是有过种种的分析、争辩和议论的。
那么，曾经给纪晓岚留下过深刻印象的第二件事情，又是什么呢？
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早在纪晓岚来到福建出任督学不久，他就听说了一个牛人。这个牛人，是福建泉州永春县小姑乡人。
这个人之所以特别牛，是因为他并不是清朝人，并不是跟纪晓岚同一个时代的人，而是几百年以前的一个宋朝人，诞生于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正月初六日。这个牛人在童年放牛时，丢了一头牛。后来，年幼的小牛人回到家里读起了佛经，等到这天黄昏的时候，丢失的牛自己回来了。
不久之后，这位时年仅仅七岁的小牛人便剃度出家，做了一个小和尚，法名叫普足。
而等到纪晓岚去泉州考察游览时，当年的那个七岁的小牛人普足早已成为了清水祖师，自宋至清，累获历朝皇帝四次敕封祭典，英名远播，广受四海民众的敬奉和崇拜。
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牛人，就在于他生前行仁行善，诛茅锄草，岩栖穴处，曾先后在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一带行医救世、独力募化、修桥铺路，广做善事……直到牛人65岁那一年，在寺庙说教时端坐而逝，圆寂于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据民间传说，清水祖师在世时，屡次祈雨，均能让苍天降下甘霖雨露，从而多次化解了严重的旱灾，被民众们视为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因此，牛人——清水祖师也被人们赋予了相当深厚的神秘色彩。
而那其中的一项，竟然还跟纪晓岚产生了某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这就是，清水祖师居然还是福建泉州铁观音茶（也就是后来乾隆赐名的铁观音）的始祖。
相传，一天清晨，清水祖师做完了功课，按例巡察寺务。当他走到山门外的方鉴池旁驻足仰观“清珠帘”瀑布时，一缕阳光恰好照射在瀑布边一丛野生茶树上。在晨曦与水雾的映衬下，那株茶树呈现出神异的光彩。
清水祖师诧异，即刻召来小僧架起云梯，拿着勾锄，小心翼翼地把茶树从石隙里挖出，然后轻轻放进竹篓，移栽到铁鼎香炉里，置于岩寺的天井中，悉心照料。后来，茶树在他的精心培育下，生长得叶肥芽壮，牛人后来又用“压枝育苗”的方法，把一株株茶苗从母株分离后，再移植到岩寺右下侧新开垦的茶园里，并将之称为“杏林茶”……
这便是铁观音当初诞生时的场面和情景。
后来，泉州一带疫病流行时，清水祖师还让人采摘杏林茶园里的茶叶炒制后，再加进清水煮沸，之后，就用叶片沾水反复擦洗患处，如此，竟收到了明显的疗效，疫情很快得以控制，不久尽除矣。
作为总编纂官的纪晓岚，不仅要对《四库全书》“详检确核”，通盘排纂，而且他还根据乾隆的指示，先后完成了《历代职官表》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就是俗称的《四库全书总目》）等作品。
《四库全书总目》共计两百卷。
正如《四库全书》研究专家黄云眉先生在《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就形式观之，《提要》（指《四库全书总目》）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纪晓岚）增窜删改、整齐划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黄云眉先生之所以指认《四库全书总目》为纪晓岚一人之主张，是因为纪晓岚要从他手下的各位编纂官的草创之中进行提炼升华，将之一变而成为体例整齐、思想划一、“灿然可观”的新质文化产品。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可视为纪晓岚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作。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确认纪晓岚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
第一，关于纪晓岚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权问题，早在乾嘉年间，这一问题便得到了当时学者们的一致公认。
第二，指认《四库全书总目》为纪晓岚“一手所成”，不仅是纪晓岚同时代学者们众口一词的论断，而且也为纪晓岚本人直言认可，无所逊让。
第三，今存各位编纂官原撰提要稿，犹有四家。然而，此四家提要原稿与《四库全书总目》对勘，从评骘意见、篇目内容到风格体例、语言文字，无不有不同程度的改易，有的则几乎是另起炉灶，全篇改写。
第四，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论与纪晓岚其他著述互勘，一脉相承，乃至完全相似处甚多。
综上所述可见，纪晓岚在删定手下的各位编纂官所呈提要原稿时，已然将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大量灌注入《四库全书总目》内。《四库全书总目》因此也就成为全面反映纪晓岚学术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作品。
纪晓岚蕴藏在《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的学术文化思想内涵，其价值和意义，正如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所指明的那样：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
可以说，纪晓岚就是为了编纂《四库全书》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来到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就了《四库全书》。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四库全书》成就了纪晓岚。
如果仅就官职的升迁而言，乾隆在安排年过五十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初期，其官阶仅仅只是一个七品的小小芝麻文官。而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时，纪晓岚已然是备极荣崇的“国之大老”，“叠被殊恩，皆逾常格，为自来词臣所罕觏”。
继被擢升为编修、侍读学士后，纪晓岚又陆续被擢为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兼文渊阁直阁事、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管鸿胪寺印钥……继之而来的一系列升迁，均是位高职崇。
而到了晚年时节，年近古稀的纪晓岚竟然又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加国子监事，并赐紫禁城骑马。此时，其荣崇可谓已达于极致矣。
到了1789年的7月14日这一天，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了。在法国统治了数个世纪的封建专制王朝——波旁王朝，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之后，以叛国罪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在这一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波澜壮阔的民众的猛烈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民主思想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