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纪晓岚遣戍边地新疆三年，恰似梦中驰去梦中归，处处留胜迹
一路向西，向西，向西，等到行至山西地界，天上下起雨来了。
一开始，天空中下的是零零星星的小雨，及至后来，就是漫天的滂沱大雨了。路途泥泞，湿滑难行，竟把纪晓岚他们弄得很是狼狈不堪。
好在这个时候，已经距离山西太原城不远了。
让纪晓岚没有想到的是，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在纪晓岚遭遇倾盆大雨冲刷和浇灌的时候，在纪晓岚的人生败走麦城、发配新疆的时候，山西布政使朱珪派人出了太原城，来远道迎接西去新疆戍边的纪晓岚来了。
一听说是朱珪派人接自己来了，纪晓岚当时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山西布政使朱珪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纪晓岚的一个老熟人，老朋友，同时也是纪晓岚的同年——同科举人。想当初，那还是在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那一年纪晓岚在顺天府的乡试中一举夺魁，斩获了头名举人——解元。而纪晓岚当年得到的这个解元的背后，实际上还是有那么一些说道的。一开始，也就是评卷之初，也曾有考官倾向于将同场应试的朱珪定为头名解元。可是，其他的一些考官们，包括主考官刘统勋等人在内，则是更看中纪晓岚，认为纪晓岚的试卷更胜一筹。双方争议的最终结果是，纪晓岚荣获了第一名解元。朱珪最后的排名则是，乡试的第六名。
这也就是说，从当年争夺头名举人解元的那个时候开始起，在纪晓岚和朱珪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竞争的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想胜出，都想出人头地。
后来，纪晓岚办文社的时候，朱珪偶尔也会参加一下，露个面，但却并不积极和活跃。纪晓岚当时也明白，朱珪这仅仅只是在敷衍敷衍，应付应付。也许在朱珪的骨子里，他并没有把我纪晓岚放在眼里。
人生充满了种种的竞争与博弈。
也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朱珪派人来到太原城外迎接纪晓岚这个戴罪之人的时候，纪晓岚的心情顿时复杂极了，同时也混乱极了。一开始，纪晓岚是特别不愿意到朱珪的布政使衙门里去。纪晓岚现今是虎落平阳，龙困浅滩，他可不想自己找上门去，给朱珪一个看他笑话、羞辱和戏弄他一番的机会。
后来，还是架不住来人的苦苦劝说，还有那随行的差役们的劝说，纪晓岚这才勉强同意前往朱珪的布政使衙门去看一看。
坐在由朱珪派出的、前来迎接纪晓岚的豪华马车上，纪晓岚的心里还在时不时地犯着嘀咕，敲着小鼓，等一会儿，两个人一见了面，朱珪该不会说一些冷嘲热讽、挖苦挤兑的话语吧？！要是那样的话，那自己干脆就找个地缝钻进去，快快溜掉算了。
就这样，惴惴不安的纪晓岚心里像开了锅一般，端坐在那辆布政使衙门里的豪华马车上，进了那城墙高大坚固的太原城。
哲学家康德说，只要你尽职尽责，人们都会由衷地对你尊敬。
当两个昔日的同年举人和竞争对手在太原城里见面之后，作为山西地方大员的朱珪并没有嘲笑和讽刺如今已是阶下囚的纪晓岚。朱珪倒是十分详尽而具体地问询了“盐案”及“通风报信案”的种种细节。
通过二人的交谈，朱珪最后得知，纪晓岚实际上是无辜的，是冤枉的，纪晓岚之所以会认罪，会承担起通风报信的罪责，完全是出于对恩师刘统勋的保护，出于对王昶、黄骏昌、徐步云、赵文哲等人的保护。当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细枝末节介绍到这儿的时候，纪晓岚长长久久地苦叹了一口气，说：
“……唉，当时事情都到了那一步了，在那种泰山压顶一般高压的危急情况下，总得有人站出来顶罪，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吧。所以，即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也得招认下来，不然，大家都会有更大的危险和更大的灾难……”
再后来，在说到卢见曾的财产问题时，纪晓岚对朱珪说，也许卢见曾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财产，他当两淮盐运使时积攒的那些钱财，也许早就消耗光了，现今根本就没有什么余财了。所以，朝廷两次派人去查抄，都没有搜出什么财产，都没有什么发现和收获。这是纪晓岚的一个观点。
纪晓岚的另一个观点则是，也许卢见曾的确是藏匿和转移了财产，但那个通风报信的人，绝对不是他纪晓岚。至于到底是王昶？是黄骏昌？是徐步云？是赵文哲？还是其他的一些同门学友……这纪晓岚就说不清楚了。但不管怎么说吧，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候，纪晓岚必须得挺身站出来，承担罪责，保护大家，做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事实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时任山西布政使的朱珪开始对纪晓岚另眼相看了，或者说是高看一眼了。
尽管纪晓岚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小毛病，比如说，喜欢讽刺挖苦别人，喜欢炫耀标榜自己……所有这些，也都是朱珪平日里讨厌和鄙夷纪晓岚的一些地方。然而，如今在纪晓岚西去路途上的太原城里，朱珪却开始对纪晓岚刮目相看了，纪晓岚已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将会腾空而起，大有作为。
纪晓岚当时并没有把他内心的种种想法全都对朱珪和盘托出。譬如说，乾隆的猜忌多疑，乾隆的独断专权，还有，纪晓岚他们这一次所遭受的劫难，是皇权与相权角力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同样如此，朱珪当时在太原城里也有一些话没有向纪晓岚吐露。但是，到了后来，当朱珪回到了北京城里，当了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的老师时，朱珪却是面对面地跟永琰这位未来的皇帝说了实情和内幕——纪晓岚等人当初是受了一些冤屈，且他们还是一些有名节、有骨气的人——朱珪对永琰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日后朝廷再一次启用获罪的纪晓岚，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不过，如同纪晓岚心里始终是有所顾忌和避讳一般，朱珪在对颙琰这位未来的皇帝讲述纪晓岚他们所经历的那一切苦难时，也同样是小心翼翼，有所保留。例如，朱珪只敢对永琰说，纪晓岚有冤情，有担当，但朱珪却不敢对永琰说，是乾隆犯了错误，犯了多疑的毛病，这才造成了纪晓岚他们那场灾难……这样的话，朱珪是不敢对永琰说的。
因为在那样一个皇权至上的专制时代，皇帝是不会有错的。皇帝永远正确。过去正确，现在正确，将来正确，永远正确。
哲学家康德说，理性一手拿着自己的原理，一手拿着根据那个原理研究出来的实验，奔赴自然。
在山西布政使朱珪的盛情相邀和执意挽留之下，纪晓岚在太原城里滞留和游玩了三天。
那个时候，纪晓岚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开始悄然发生了转机，也可以说是时来运转吧。当初，在北京城里，为了恩师刘统勋，为了同门学友王昶、黄骏昌、徐步云、赵文哲等人，纪晓岚将罪过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将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而今，在太原城里，当纪晓岚在无意间向朱珪坦陈了这一切的真相之后，连纪晓岚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会在这里形成一个转折。纪晓岚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日后做了永琰老师的朱珪，会向永琰讲述围绕着“盐案”和“通风报信案”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纪晓岚在这其中的可圈可点的表现……所有这一切，纪晓岚当时是一点都不知晓。
不过，这倒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个道理，即，善有善报。如果在北京城里，纪晓岚没有那种奋力去帮助别人的壮举，那么，纪晓岚在日后也就很难扭转朱珪对他的不良看法和不佳印象，因此，他当然也就很难得到朱珪真心实意的帮助和支持。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善报。
只是，当时的纪晓岚并不知晓这一切，同时，他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停留在太原城里的那三天，纪晓岚当时能够感知到的是，朱珪对他热情极了，也周到极了。除了与他促膝长谈和交流之外，其他的诸如什么接风洗尘、设宴款待、游玩看景、添置行头、修理头面、沐浴净身……
如此一来，纪晓岚就从一种蓬头垢面的状态里解放出来了，从一种藏污纳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总而言之，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纪晓岚这个朝廷的囚犯，方才算是焕然一新了，从而恢复了一个人的正常面貌和气质了。
这一切，真真是来之不易啊。
哲学家康德说，谁只有按照别人的选择才能幸福，他是理应感到不幸的。因为，他怎么能担保他的强有力的邻人，在对于选择的判断上将会与他自己的判断相一致呢？
纪晓岚在太原城停留了三天之后，又继续踏上了前往新疆的西行之路途。
就在纪晓岚一路西行的时候，土尔扈特部也正好在谋划着东归。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土尔扈特部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早在明朝末年（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其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了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然后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一带。在那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了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而到了纪晓岚西行去新疆的这一年，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已经生活了140多年。这个时候，时间已然来到了18世纪的60年代后期，土尔扈特部此时又决心要重新返回昔日的故土——新疆。
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此时再也不堪忍受沙俄政府的严酷管制和残忍压迫了，他们渴望着东归故乡——新疆。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在纪晓岚西行被贬新疆的前前后后，已经多次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秘密地点，召开绝密会议。他们在会上庄严宣誓，要东归，要离开沙皇俄国，要返回故土新疆，要踏上漫长的回归之路……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已经吹响了其行动前奏的宏大序曲。
在说起纪晓岚被贬新疆之事时，常常会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个也曾经被贬新疆的人，那就是林则徐。
林则徐比纪晓岚小61岁。同时，相比纪晓岚而言，林则徐被贬新疆时，则要比纪晓岚晚74年。
不过，在被贬新疆的时间上，他们在新疆生活的年头却是相差无几。纪晓岚在新疆生活了不足三年；而林则徐呢，却在新疆生活了三年多。
发配、贬谪、迁徙、流放……古往今来，前仆后继，有多少人啊，都是因为那样一些奇奇怪怪的缘由，而前往新疆，滞留新疆。
中国的史学界普遍认为，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那么，比林则徐大了61岁的纪晓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自然也就受到了种种的历史局限。在他们当时的眼光里，眼前的这个世界，不外乎就是天朝上国，就是皇帝，就是朝廷……
在山西，纪晓岚遇到了朱珪；而后来刚刚一进入新疆的地界，纪晓岚就又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温福。
温福不仅仅是纪晓岚的一个朋友，此时正在新疆担任都统，是镇守一方的大将军。
纪晓岚和温福早些年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过来往，交情还挺深厚的。早年，温福甚至还参加过纪晓岚组织的文社活动。所以，受到朝廷贬谪的纪晓岚一来到新疆，作为镇守新疆的都统大将军，温福并没有把纪晓岚当作一个罪犯看待，而是以上宾之礼待之。温福对来到新疆的纪晓岚敬重有加，关怀备至。不仅如此，温福还根据纪晓岚的特长和优势，特意安排纪晓岚在他的都统幕府里工作，让纪晓岚专门负责掌管案牍文书等方面的相关事宜。
这也就是说，纪晓岚从北京被发配到了新疆之后，他并没有到戍边的最前线和最基层，去服苦役，去干那些脏活和累活，而是成为了温福的一个幕僚，受到了相当优渥的待遇和关照。
当然了，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是，纪晓岚在被贬发配新疆的三年时间里，始终都得到了温福极大的爱护、关怀和帮助，要不然的话，纪晓岚也许早已葬身西域，成为茫茫沙漠里的一具白骨，再也不可能返回到北京了。
纪晓岚在新疆的三年时光里也并没有辜负温福对他的深情厚谊。为此，纪晓岚在新疆做了如下几件大事。
这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变了六千戍边兵士的苦难命运。
纪晓岚来到新疆的时候，当时大清朝廷规定，凡是带了家眷的兵士，在戍边的军队里服役期超过了五年的，就可以落地为民，过上边地普通百姓的生活了。而对于那些没有家属或是没有带家属的单身士兵们来说呢，朝廷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这就意味着，那些单身的兵士要终身服兵役，直到老死……这里面，就存在着大量不容忽视的问题。
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情况，纪晓岚在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向大将军都统温福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后来，又在得到了温福的首肯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纪晓岚开始草拟奏章，向朝廷禀报边地的这一状况。当然，奏章最后是以大将军都统温福的名义向朝廷奏报的。尽管如此，当乾隆在审阅那么一份来自新疆的奏章时，还是看出了隐藏在其中的纪晓岚的痕迹和味道，于是，乾隆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一笑。
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么一份奏章的上报与批复，遂改变了六千单身戍边兵士的苦难命运。这也就是说，当时在温福的麾下有整整六千多名单身的戍边兵士，他们的服役时间都很长了，年纪也很大了，都是征战沙场的老兵了。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按照由纪晓岚起草、最后由朝廷批准的那个奏章的规定，凡是服役达六年以上的单身兵士，也可以落地为民，成为开拓边地的屯民，而不必再在戍边部队里充任苦役，直到终老。
这是纪晓岚在新疆协助温福办的第一件大事。
这第二件大事就是，昌吉城下放“女鬼”平乱事件。
纪晓岚在新疆流放三年期间，他所遭遇到的最重大、最凶险的事情，无疑就是昌吉的民众暴动了。
1769年，昌吉的百姓因为受不了清兵压迫而准备暴动了。
当时，作为温福大将军都统幕府的一个幕僚，纪晓岚每每会跟随着温福等官员四处巡视走访，探查民情。
而纪晓岚这个人呢，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爱和别人聊天，喜欢侃大山，摆龙门阵。凡事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非要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
当时久旱不雨的昌吉一带，不仅出现了民众暴动，而且还突然接连下了两场罕见的大雨。
于是，清兵只得一面着手镇压那些暴乱的民众，一面又要及时抢修和加固昌吉城墙，以防城墙被大雨给泡坏了，出现坍塌和损毁。
也就是在挖昌吉城墙墙基时，兵士们发现了一只红缎面绣花女弓鞋，竟然瘗埋在五尺多深的土壤里面。可是，在被兵士们挖出来之后，这只鞋不仅样貌鲜艳精美，且没有朽坏，这让大家不禁惊叹不已。
这时，士兵们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这是谁穿过的鞋呢？怎么会深埋在这里呢？
在那此起彼伏、七嘴八舌的阵阵声浪里，其中的一个士兵出谋划策道：“大家都别在这儿胡乱瞎猜了。咱都统大人身边的谋士纪晓岚见多识广，咱们何不让他来瞧瞧，来看看呢。”
纪晓岚平日里就尤其喜欢奇闻逸事，眼下，兵士们在挖城墙墙基时，居然挖出了一只神奇的绣花鞋。闻讯后，他立即前来察看这只不同寻常的鞋子。纪晓岚拿过鞋子后，放到眼前，凑近了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端详和琢磨了好一会儿，这才开口说道：
“看来这鞋至少埋了几十年了，可居然没坏。看这鞋样嘛，应该是蒙古族额鲁特部落的，但那里的女人并没有缠足的习俗啊，可你们看，这鞋的长度却只有三寸左右。奇怪，奇怪，真是奇怪，太奇怪了。”
纪晓岚把那只鞋子说得神乎其神，犹如人间罕见的神物一般。
众人此刻都在心里暗自嘀咕着：“连大才子纪晓岚都不知道这鞋子的来历，如此看来，多半是有些古怪和诡异啊。”
没过几天，昌吉城里的人们就都在纷纷传说什么昌吉的民众暴动，惊动了昌吉城下的女鬼了，这个女鬼每到晚上就会飞到昌吉城里四处作乱……
而事实上呢，到了这个时候，纪晓岚喜欢跟人聊天的这个习惯，也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当初，也正是在跟昌吉当地百姓聊天的过程中，纪晓岚了解到，昌吉一带的百姓都十分相信“鬼神”，敬重“鬼神”，惧怕“鬼神”。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参与暴动的民众们。
于是乎，纪晓岚就精心策划和导演了这么一出“昌吉城下放‘女鬼’平乱事件”。
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果然不出纪晓岚之所料，那些参与暴动的民众们，一听说他们的暴动行为居然惊动了“女鬼”，这还得了，大祸临头了啊！于是，大家纷纷放下武器，各自回家，不再聚众闹事了。
于是，昌吉一带的这一次暴动和大乱，刚刚发生不久就平息了，清兵也没有大动干戈，也没有出现那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悲惨局面。
这兵不血刃、皆大欢喜的平和局面的出现，纪晓岚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若不是纪晓岚来了这么一招“昌吉城下放‘女鬼’平乱”，那么，也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将会有多少家庭破碎啊……
那么，纪晓岚在流放新疆期间所干的第三件大事是什么呢？
那就是，纪晓岚在流放新疆期间，跑遍了新疆的许多地方，大力推广“坎儿井”，增加了坎儿井的规模和数量，从而造福了一方百姓。
除了大力推广坎儿井之外，纪晓岚在新疆的金矿防盗防偷等问题上，也都有过相当杰出的表现与相当重要的贡献。
纪晓岚在新疆期间不仅干了那么一些大事，与此同时，他也干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趣事，甚至是糗事和憾事。
譬如说，有一次，纪晓岚的同年杨逢元（其时也正好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来看望纪晓岚。这两位昔日的同年在回首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心如潮涌。
纪晓岚和杨逢元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绝活。
纪晓岚笔下生花，诗歌写得情真意切，意境幽远。而杨逢元呢，则善于书法，能写得一笔漂漂亮亮的好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法家。这一次见面时，两人相谈甚欢。
此后不久，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的杨逢元在浏览乌鲁木齐城北关帝庙时，一时兴起，便将纪晓岚的一首诗题写在了关帝庙的楼壁上，但并未署名。
稍后，正巧有一位云游道人来到关帝庙，看了楼壁上的题诗，先是大为震惊，继而是大为赞叹：
“好诗！”
“好字！”
“好诗与好字的完美结合，此乃神迹也！”
好诗与好字的珠联璧合，它的巧夺天工与美妙绝伦，竟让那位道人疑为神仙所题写，且是人间至宝。
云游道人那极富感染力和穿透力的盛赞一经传扬开来，人们便纷纷赶往关帝庙来欣赏神仙的墨迹。
后来的某一天，有朋友邀约纪晓岚一同去看关帝庙的“仙笔神迹”。纪晓岚当时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杨逢元的字，写的却是他纪晓岚的诗。
不过，纪晓岚看到周围那些围观的人们，一个个都是那种奉若神明、艳慕不已的样子，心里忍俊不禁，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偷乐，暗笑，但却又实在不想扫大家的雅兴，更是不想泄露“天机”，不想给自己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故而，纪晓岚终是没有将此事挑明，说破。
于是乎，“仙笔神迹”的传闻就越传越神，越传越玄了。
后来，直到要离开新疆乌鲁木齐还京之时，纪晓岚这才当众把真相说了出来。大家皆惊叹不已，且恍然大悟。原来，让民众们顶礼膜拜的所谓的“神仙”，居然就是纪晓岚和杨逢元这二位啊！
时间就此悄然来到了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
在这一年里，北京的紫禁城里大摆酒宴，庆祝乾隆的60寿辰。王公大臣们纷纷献上了各种花样翻新、千姿百态的贺礼，为乾隆祝寿。
就在1770年前后，发生在欧洲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经历了十年的洗礼和锤炼，它的许多成果开始向全世界扩散和播撒。此时，连置身在新疆的纪晓岚都能感受得到。
由于新疆地处中国的西北边陲，同时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大通道和重要的集散地及贸易区，所以，自古以来，新疆这个地方就能比较早地接触到来自西域或者说是来自西方的一些东西，得风气之先。
而到了纪晓岚流放新疆的这个时候，尽管大清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但来自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工业产品，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出现在了新疆，出现在了纪晓岚的眼前。
可惜的是，纪晓岚并没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这么一顶桂冠，最后是落在了比纪晓岚小了61岁的林则徐的头上。
如果早上半个世纪或者是一个世纪，至少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让纪晓岚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然最好是让乾隆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不是让大清国隔绝和孤立在世界之外，那么，当时的大清国也就同样能享受到世界文明变革的巨大成果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如此一来，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了。
只可惜，没有也许。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也许。
前后相隔了74年，早去新疆74年的纪晓岚，并没有像晚去新疆74年的林则徐那样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遗憾和历史创伤。
现在，再来说一说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事情吧。
也就是在1770年前后，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已经出现了一种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的局面。
177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的一个秋日，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一个绝密会议。会上，大家群情激愤地庄严宣誓，要东归，要离开沙皇俄国，要返回故土新疆，要踏上漫长的回归之路……
到了1771年1月4日的这一天，渥巴锡汗王召集全体战士进行总动员。在进行动员时，渥巴锡汗王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不脱离沙皇俄国，就将会沦为奴隶的种族……
这次总动员，就彻底而迅速地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未来的火焰。
尽管渥巴锡等人此时力图对俄国人保密，守口如瓶，但到最后，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因此，渥巴锡汗王只好临时决定，让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这个时候，就连在北京大清的朝堂之上，也出现了一种相当激烈的争议。
而北京大清朝堂上的这种争议，却是跟纪晓岚日后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大清朝堂上的这一次争议，那么，也许就不会有纪晓岚日后的辉煌、成就与功勋了。
当日，在北京的大清朝堂之上，争议的焦点是围绕着应不应该编纂一部史无前例的巨型大书而激烈展开的。
争论的一方是，状元出身的大清名臣王杰。
争论的另一方，则是大清朝廷的股肱重臣刘统勋。
王杰（生于1725年，卒于1805年），陕西韩城人。曾高中状元。初在南书房当值，后经多次升迁，官至内阁学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吏部，擢升右都御史，乾隆五十一年（1786）出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第二年又出任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嘉庆即位后，王杰仍为首辅。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嘉庆十年（1805），王杰去世，享年80岁，被追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端”。
当时，就是这个状元出身的大清名臣王杰在朝堂之上提出，大清盛世，国祚永昌，所以，朝廷应该编纂一部远超《永乐大典》那样的史无前例的巨型大书，取名叫《四库全书》，以弘扬大清国的全盛业绩，彰显大清国的赫赫神威，并为千秋万代的后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范例和辉煌的榜样……
显而易见，王杰是竭力主张编纂《四库全书》的。
而刘统勋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刘统勋当时坚决反对编纂《四库全书》，认为编纂如此浩繁阔大的书籍，是劳民伤财，会造成国库亏损，民怨四起……
那么，刘统勋为什么会态度如此激越而坚决地反对编纂《四库全书》呢？这里面是有着一种十分深奥的讲究和道理的。
刘统勋其实并不反对编纂《四库全书》。可是，他为什么却偏偏要摆出一副激烈反对和抗拒的姿态呢？这是因为，要想成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那他就必须采取这种欲擒故纵的曲线迂回战术。
想当初，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崇祯为什么要磔杀袁崇焕，要将袁崇焕千刀万剐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祯当时怀疑袁崇焕勾结朝廷重臣，即勾结当时的内阁首辅钱龙锡。如此一来，手握重兵的边帅袁崇焕一旦要跟执掌大权的首辅钱龙锡形成了庞大的“朋党”势力，那还得了？！因此，在磔杀了袁崇焕之后，钱龙锡本来也是要被砍头的，但在这关键的时刻，钱龙锡跟袁崇焕划清了界线，往袁崇焕身上泼了脏水，反咬和揭发了袁崇焕……直到这个时候，崇祯这才明白了，袁崇焕和钱龙锡二人并不是什么“朋党”。因此，崇祯在释放了钱龙锡的同时，也开始后悔了，后悔的确是错杀了袁崇焕，铸成了天大的冤案……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刘统勋实际上也就是从历朝历代的君臣关系当中，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那就是，做臣子的人，相互之间一定要掐架，要拧巴，要争斗，这样，皇帝才会放心，才不会提心吊胆，才不会怀疑臣子们之间在缔结“朋党”关系。
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而现实的教训，则更是值得铭记和借鉴啊。
当初，刘统勋本人不就是在这方面跌了一个大跟斗吗？他本人不就是跟纪晓岚、王昶、黄骏昌、徐步云、赵文哲这么一些人走动得近乎了一些，交往得频繁了一些吗，这才惹下了那么一场从天而降的巨大灾祸，引发出了那个所谓的“通风报信案”，最终将一干人全都发配和流放到了边地去了。
毋庸置疑，刘统勋正是从中吸取了那血一般深刻的教训之后，才痛定思痛地认定，只有在朝堂之上跟王杰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局面和激烈争吵的架势，如此一来，乾隆才有可能会点头同意编纂《四库全书》这么一套皇皇巨著。
哲学家康德说，滑稽是预期与后果的严重失衡。
果不其然，在以王杰为首的阵营跟以刘统勋为首的阵营之间争吵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那种拧巴和互掐的劲头，让坐在金銮殿龙椅上的乾隆是既开心，同时，更是放心。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如果臣子的意见高度一致，臣子之间相互抱团，契合，扎堆，那么，这就是一种相当危险的信号。这也就意味着，臣子之间有可能会形成“朋党”势力，会架空皇帝，侵吞皇权，甚至会颠覆皇权。因此，在一个帝王看来，要想稳稳地驾驭住这些臣子，就必须使之四分五裂，形成许多的对立面，相互攻击，相互制约，相互掣肘。唯有这样，皇位才能坐稳，皇权才能牢固。与此同时，也才能显示出皇帝平衡各方势力的能力和决断复杂局面的能力。皇帝是一个最后拍板定夺的人，是一个最终作出决策的人。
高坐在北京紫禁城金銮殿龙椅之上的乾隆，此时此刻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对于眼下的乾隆来说，如果说，他身边的众位大臣们全都一致同意编纂《四库全书》，完全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和纷争，那么，乾隆一定会觉得，那里面恐怕应该藏有什么猫腻……而现在却不同了，既然为了编纂《四库全书》这个事，以王杰为首的一方和以刘统勋为首的另一方争执得那么厉害，那么激烈，这无疑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了啊。
最后，在王杰与刘统勋双方互掐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争吵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乾隆终于开了金口，表态支持编纂《四库全书》。
直到这个时候，刘统勋始终悬在那儿的一颗心，这才算是放回到了肚子里。编纂《四库全书》的这么一件大事，终于可以落实，可以付诸实施了。刘统勋在事后反思，如果他在朝堂之上，也像王杰那样明确表态支持编纂《四库全书》，那么，这事儿很有可能就黄了。也许，乾隆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封死编纂《四库全书》这条路子。
也有人说，老奸巨滑的刘统勋那天在朝堂之上，实际上是跟王杰上演了一个双簧。他们两个人各有分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这才好不容易蒙混过关，得到了乾隆的首肯，从而让编纂《四库全书》成为了一项国家工程。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也。
而乾隆呢，则是一向喜欢玩弄驾驭术，玩弄平衡术。
当初既然在朝堂之上公开支持了王杰的意见，彻底否定了刘统勋的观点。那么，接下来，为了搞好平衡，乾隆就得再支持刘统勋一把，给刘统勋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于是，在如何挑选《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这个问题上，乾隆就向刘统勋征询起意见。
那么，到底该由谁来出任这个编纂《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呢？刚一开始，乾隆的意思是，让刘统勋来出面挂帅，担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
刘统勋当即回禀说，他年龄大了，已经老了，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像编纂《四库全书》这种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图书工程，应该让那种既年富力强、同时又知识渊博的人来担任总编纂官。如此，才能保证《四库全书》得以顺利地编纂成功，彪炳史册，光耀古今……
乾隆见刘统勋说得如此隆重，便让他推荐一个可以担当此大任的总编纂官，以完成那意义如此重大的浩繁的编书工程。
当刘统勋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下子就说出了纪晓岚的名字时，不仅乾隆愣怔了一下，连刘统勋自己也愣怔了一下。
从表面上看，刘统勋好像只是随口说出了纪晓岚的名字，而实质上，刘统勋则是已经再三揣摩过乾隆的心思，且已经揣摩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在纪晓岚流放新疆的那些日子里，刘统勋悄悄注意到，乾隆曾经念叨过纪晓岚。每当有来自新疆的奏折呈递到乾隆面前时，乾隆在批阅后，总是会喃喃念叨着说，新疆温福传递过来的奏折，以前那里面总是有一些错别字，有的时候，连语句也不通顺，还有逻辑混乱的毛病。依我看哪，自从这纪晓岚去了新疆以后，温福送来的奏折，也就像模像样了，大有进步了……乾隆虽然明面上是在说新疆大将军都统温福的奏折，但那言外之意，却是在夸赞纪晓岚。
与此同时，刘统勋还悄悄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每每遇到大清的君臣们在一起对对子，写对联的时候，乾隆总是会埋怨身边的大臣们愚笨，顽劣，对的对子不够灵巧，写的对联不够鲜活……每到这个让人倍感尴尬和窘迫的时候，乾隆就会情不自禁地小声念叨着说，要是纪晓岚在朕的身边就好了，要是纪晓岚在朕的身边就好了……
刘统勋还注意到，除了因为奏折和对联乾隆念叨过纪晓岚以外，纪晓岚在新疆的那些出色的表现，诸如像是什么改变了六千戍边兵士的苦难命运哪；诸如像是什么昌吉城下放“女鬼”平乱事件哪；诸如像是什么大力推广“坎儿井”哪；诸如像是什么新疆的金矿防盗防偷等等问题哪……纪晓岚在新疆的所有这些可圈可点的上好表现，每每传到乾隆的耳朵里，乾隆都会点头称许，并赞叹道，这个纪晓岚，还真是个人才哪。
当然啦，纪晓岚在新疆的一些突出的表现，其中的一部分，是刘统勋等大臣们故意在乾隆面前讲述和渲染的，旨在日后为纪晓岚铺就一条能顺利返回京城的金光大道。
然而，上述的那些情况，还并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如果当真要想将纪晓岚从新疆解脱出来，这其中最为要命的因素，那就只能是乾隆的情绪和态度问题了。这才是最为要命的因素。
这也就是说，在纪晓岚的问题上，或者说是在纪晓岚背后的那么一些纷繁复杂的问题上——例如刘统勋的问题，“朋党”势力的问题，还有就是，当年那个“通风报信案”所涉及的那些众多的年富力强的新锐官员，像是什么王昶、黄骏昌、徐步云、赵文哲等，所有那些问题，全都牵动着乾隆的那根十分敏感的神经。乾隆的情绪和态度，才是解救纪晓岚走出困境的最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因素。只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有所进取，方才能解决纪晓岚的问题。
对此，刘统勋还是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的，并且还是有着相当充足的思想准备的。
刘统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甘愿冒着一定的风险，而在乾隆面前力荐纪晓岚来担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呢？除了上述种种敏感的原因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那就是，到了这一年，刘统勋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如同当年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那般，纪父在他临死之前是有预感的，所以，纪父当时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跑到福建去看望自己的儿子纪晓岚。而今的刘统勋呢，也是这样，他也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因此，刘统勋决意要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一定要把纪晓岚从新疆弄回来，弄回到北京来。
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刘统勋自己也心知肚明，当初纪晓岚之所以会被发配到新疆去，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他刘统勋的身上。所以，刘统勋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自己撒手人寰之前，一定要解决好纪晓岚的问题。再加上，刘统勋以前跟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又是同朝为官，二人的关系很好。两家算是世交。再者说了，当年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二人双双下大狱的时候，纪晓岚和他的那一帮文社的朋友不是还曾经伸出过温暖的援手嘛……综上所述，可以看得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刘统勋都觉得，在他撒手人寰之前，他一定要把纪晓岚从新疆拽回到北京，拽回到朝廷，拽回到皇帝的身边。
这是刘统勋深埋在心底的一个迫切愿望。
毋庸讳言，刘统勋在乾隆面前竭力推荐纪晓岚来做《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这里面既有着大量的出于公心的成分，同时，相伴随而来的，其中也夹杂着些许的出于私心的成分。
凭心而论，当刘统勋在乾隆面前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下子就说出了纪晓岚的名字时，连自己当时也愣怔了一下。刘统勋为什么会愣怔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刘统勋实际上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充其量也就只有那么七成的胜算。尽管如此，刘统勋还是决定要搏一搏，试一试。与此同时，刘统勋也业已做好了下地狱的思想准备。毕竟是君心难测，皇帝说翻脸就翻脸。
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乾隆当时听到刘统勋说出纪晓岚的名字时，他也愣怔了一下。不过，乾隆并没有翻脸，也没有恼怒。时过境迁，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得淡薄，轻灵，消散。当初的那些“朋党”问题，的确曾经让乾隆十分恼恨和憎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刘统勋现今变得俯首帖耳，唯自己马首是瞻了。而纪晓岚呢，在新疆的表现也还不错，同时，纪晓岚也还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三年遣戍边地，期限也到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而今，又是老臣刘统勋来推荐纪晓岚做《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那就给刘统勋一个面子，送他一个顺水人情，下旨将远在新疆的纪晓岚赐还吧，让纪晓岚从新疆回到北京，来组织人手编纂《四库全书》吧。
就这样，乾隆接受了刘统勋的推荐意见，拟发圣旨，要将远在新疆流放的纪晓岚召回到北京，来编纂《四库全书》。
败，也刘统勋；成，也刘统勋。系铃人，是刘统勋；解铃人，也还是刘统勋。当初，就是因为刘统勋的缘故而产生了所谓的“朋党”问题，所以，纪晓岚等一干人被发配戍边。如今，还是因为刘统勋，纪晓岚得到了乾隆的“赐还”，有机会离开新疆，回到北京来编纂《四库全书》。
纪晓岚的人生由此而绕出了一个大大的“怪圈”。纪晓岚的这个“怪圈”的结束，则是完全依赖于刘统勋和王杰两个人配合默契地在朝堂之上表演了一出争斗激烈、演技高超的“双簧”戏。如果没有这么一出双簧，那么，纪晓岚的问题，也就不会解决得如此快捷和顺利。
由此可以看出，晚年的刘统勋并不是变得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了，而是成了大清官场上的一个经验老到的高手。到了刘统勋左右逢源、炉火纯青的时候，即便是跟乾隆“斗法”，刘统勋也能做到不动声色，不露痕迹。
这就是至高的境界，既战胜了对手，又不露痕迹，保全了自己。
试想一下，如果刘统勋当初不是跟王杰演了一出戏，而是由刘统勋自己一个人来演独角戏，即，由他自己提出编纂《四库全书》的建议，然后，再由他出面来推荐纪晓岚出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那么，这件事情十有八九就会黄了。
按照乾隆的性格和脾性，还有他的思维逻辑与处事方式，乾隆是绝对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其实，乾隆之所以会接受刘统勋的禀奏，让纪晓岚离开新疆，回到北京来，降旨“赐还”，实际上还跟乾隆的心情大好有关。近一段时间，喜事连连，特别是土尔扈特部东归一事，更是让乾隆龙颜大悦。
此外，还有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未来的嘉庆皇帝的话语，对乾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初，纪晓岚在西去新疆的路途中经过山西太原时，曾经对当时的山西布政使朱珪讲述过那所谓的“盐案”和“通风报信案”的种种内幕……由此，朱珪遂对纪晓岚刮目相看，由衷赞佩，视纪晓岚是一个有担当、有原则、有分寸、有底线、有热血的人……就在纪晓岚途经山西太原没过多长时间，很快，朱珪就离开了山西，回到北京，担任了皇十五子永琰的老师，并曾经跟永琰说起过纪晓岚的事情；再后来，永琰也曾经在乾隆的跟前相机行事，十分巧妙地谈起过纪晓岚，算是替发配新疆的纪晓岚美言过几句吧……
土尔扈特部东归，让乾隆心情大悦；再加上皇十五子永琰对纪晓岚的美言；再加上纪晓岚在新疆表现不错；再加上刘统勋的种种努力，刘统勋跟王杰在朝堂之上合演的“双簧戏”……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合力，最终让乾隆下定了决心，将纪晓岚“赐还”回京。
遣戍边地，遇到赐还，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啊。
纪晓岚的喜悦之情和兴奋之意，自不必多说了。
而纪晓岚的好朋友——温福，也就是那个镇守新疆的大将军都统，对纪晓岚的离去，则是表现出了难舍难分的情谊。
也难怪啊。纪晓岚在发配新疆的那些日子里，俨然成了温福的一个十分得力的助手和谋士，协助温福干了好几件意义深远、价值重大的事情。这让温福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也正是因为有了纪晓岚在新疆出谋划策和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温福才在新疆取得了十分突出的骄人成绩和奇异战功。此后，温福屡屡得到嘉奖和升迁，最终官至大学士……所有这一切，从中都能看出纪晓岚那隐隐约约的影子。
患难之交，生死之交，这样的友谊，才是最牢不可破的。
眼下，还是回到新疆，回到乌鲁木齐，回到纪晓岚要离开温福的部队，要返回北京的那一刻吧。
不要说温福大将军大都统舍不得纪晓岚离开了，在新疆的那些日日夜夜里，由于纪晓岚为人豁达、诙谐、坦率，他跟他身边的那些人也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和顺。纪晓岚在新疆跟各民族和军中上下人等，都相处得不错，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赞佩。因此，当纪晓岚要离开新疆的消息传开之后，众人依依不舍的心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那些送行的酒会，至于那些送行的话语，至于那些送行的诗词……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当然了，在纪晓岚要离开新疆的前夕，他还去购买了一些礼物，打算要送给北京的那些亲朋好友们。这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单是西方的怀表，就是那种特别精致、特别有趣的洋玩意儿，纪晓岚就购买了不少。纪晓岚回到北京后，会将这种西洋怀表送给他的恩师刘统勋，送给他的大哥纪晴湖……
在纪晓岚即将要离开新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一说“睁眼看世界”的这么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话题。
尽管在离开新疆的前夕，纪晓岚给他的恩师刘统勋和他的兄长纪晴湖等人购买了西洋怀表，给他心爱的女人赵英华购买了西洋的万花筒和八音盒等物件，但遗憾的是，纵观纪晓岚的一生，纪晓岚毕竟没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晓岚一生的西学主张是“西洋科技实有益于民生日用”，“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这就是纪晓岚对待西方的观点和立场。
让人感慨不已的是，直到74年后，另一位同样被贬谪到了新疆的林则徐，方才成为中国史学界公认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应该说，这是纪晓岚个人的遗憾，同时，也是历史的遗憾和纪晓岚那个时代的遗憾。大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早一点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
那所谓的天朝，那所谓的上国，那所谓的皇帝，那所谓的朝廷，遮挡和阻碍了多少优秀的华夏儿女们的目光啊。
而眼下的情形是，纪晓岚在挥手告别了前来送行的大将军温福等人之后，就带着“华华”等踏上了东归之路。
然而，东归之路却并不好走，或者说是充满了艰辛和困苦。那些道路的崎岖和险峻，还有那些道路雨后的泥泞和湿滑等自不必多说；除了各种各样横亘在东归之路上的艰难险阻之外，这一路之上，竟然也有神奇之处和美妙之处。这些神奇和美妙，就集中发生在“华华”身上。
“华华”当真是一条十分了不起的狗啊。
这东归的一路之上，“华华”始终十分忠实且勇敢地陪伴在纪晓岚的身边，不离不弃。“华华”不仅为纪晓岚消解和减轻了路途上的孤寂与冷清，给纪晓岚带来了许多的乐趣与快活，与此同时，“华华”在看护纪晓岚及纪晓岚的那些行李行装行囊时，更是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机灵，忠于职守，表现出色。在那荒山野岭的路途之上，只要稍稍一有动静和声响，只要稍稍一有人靠近，“华华”就会竖起耳朵，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十分凶悍地瞪视着来人，并朝着来人“汪、汪、汪”地大叫不止。
如果这般凶猛的警示和威吓依然毫无效果，来人还要执迷不悟地继续往前行走的话，那么，“华华”就会愤怒地直扑上去，冲着来人狂啃乱咬……如此一来，不要说是陌生人了，哪怕就是纪晓岚的一些个仆人，也都无法伤害纪晓岚或是取走纪晓岚的任何一点点东西。只有纪晓岚本人亲自到场去拿物品，“华华”才会变得特别温顺和乖巧。
为此，纪晓岚的好几个仆人都曾经受到过“华华”的惊吓和吠叫，甚至是不顾一切地扑咬。而每每到了这个时候，纪晓岚都会及时出面喝止“华华”的扑咬行动，并跟随着大家一起用手指点着凶恶的“华华”，哈哈大笑。
众人都觉得“华华”这条狗实在是太逗了，都可爱到了霸道的份儿上了，一点道理都不讲。在它的眼里，只有纪晓岚一个人。除了纪晓岚之外，它谁都不认。它谁都敢扑，敢咬，敢吠，敢叫。
且说1771年的这一天，纪晓岚等一行十余人的东归队伍，带着四辆装满行李的板车，行走到了一个名叫“七达岭”的地方。这个“七达岭”，是一处天险之地，四辆板车行走得很缓慢。待到天色渐渐黑下来之后，纪晓岚他们的四辆车，其中的两辆车已经翻过岭北，另外的两辆车还在岭南。而天色此时已然完全黑透了，无可奈何，只能这样了，只得就地歇息一晚。
纪晓岚一行人就地歇宿一夜，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问题是，车队的一半在岭南，一半在岭北。这一下子可就为难了“华华”了啊，只见“华华”这个时候竟兀自站到了高高的山巅之上，左右兼顾着，同时看护着山岭两边的车辆。一旦若是发现了哪边有了什么可疑的动静，“华华”便会飞跑过去，细细嗅闻和巡察一番。
这一夜，“华华”始终都没有合眼睡觉，忙了个不亦乐乎。
“华华”的忠诚与坚毅，深深感动了纪晓岚，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纪晓岚潜藏于胸中的澎湃诗情。于是，纪晓岚为“华华”写下了两首诗歌：
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余。
夜深奴子酣睡后，为守东行数辆车。
这是纪晓岚为“华华”写的第一首诗。
空山明月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
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也太痴生。
这是纪晓岚为“华华”写的第二首诗。
由于东归的一路之上，有“华华”忠实的守护与悉心的陪伴，再加上备受煎熬和磨难的纪晓岚这一次毕竟是被朝廷“赐还”回京，犹如李白遇赦时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和杜甫北归时的“漫卷读书喜欲狂”的激动，这个时候的纪晓岚的心情，也是相当不错的。于是，在由新疆东归北京的一路之上，纪晓岚竟然是诗兴大发，那些抒发人生感悟和情怀的各类诗歌，一写而不可收，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让后人大为惊诧的是，就是在这次东归的路上，纪晓岚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一百六十首诗歌，那些广为后世所传诵的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就是这么诞生和写就的。
不过，在说到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时，有那么一首情真意切的诗歌，是不能不提到的：
一笑挥鞭马似飞，梦中驰去梦中归。
人生事事无痕过，蕉鹿何须问是非。
这一首诗，可谓阅尽人世沧桑，在悲喜交加之中，既显露出诗人情怀的苍凉与旷达，同时，又闪烁出诗人生命的空透与明澈。
由此可见，纪晓岚在东归路途上所写作的这一百六十首的《乌鲁木齐杂诗》不论是在诗意的开拓方面，还是在美学的挖掘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传播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也是值得后人研究和传承的。
而事实上，就在纪晓岚东归之时，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也已然到了如火如荼、流血牺牲的时刻。
1771年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渥巴锡当时率领着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这时带头点燃了他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随后也都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将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底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辽阔的草原。可是，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却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大批成群成群的牲畜前进的，当时根本就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有九千名战士及乡亲们壮烈牺牲在了哥萨克骑兵的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