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再现性文学样式，也伴随产生了再现性文学语言——那一套相对稳固的、自成体系的语言表现系统。如同艺术再现生活本身不可能是绝对的“镜映式”一样，再现性文学语言也无力达到与现实生活形态的同构。再现性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再缩小范畴，说它是艺术表现甚至文学表现之一种，而最终形成了文学艺术的再现性表现特征。文学，融内容与形式为一体的美学形态，必要以语言表述为实现，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首先和最终都体现为再现性语言结构的特征，即以语言操作赋予作品以真实性或典型性意义，我们说《白鹿原》是作者对现实主义小说新的突破和超越，那么，其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突破与超越莫不是在语言创造的突破和超越中完成的。

传统的再现性文学具有一个相对完整、自足和封闭的语言系统，就语言形式来讲，它与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相类似，其全部构成应是一个“模糊集合体”，但一定要以具备某种确定的主旨和内涵为前提。再现性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尽量贴近生活本身的描绘生活的功能，具体为叙述语言的冷静客观和人物语言的充分个性化。陈忠实冲破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表面诗化、浅层次主观化倾向，把冷静客观的语言态度当作构筑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首要环节。作家不轻易流露感情倾向，而且整体上也不强制性规范作品的主旨和读者的接受意向，叙述语言温和中立，人物语言则交给人物自己，在语言表层，隐藏主观而高密集度地涌现客观，这里，着意于随意结合得恰到好处。明显地，作家很看重语言模式的再构造，但以达到随意与天然为目的。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语言系统的基础上，陈忠实营建出了属于自己或者说属于《白鹿原》的一套语言体系，在语言本体愈来愈显示其独立意识与显要功能价值的今天，这对于作家的独一无二与作品的独一无二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忠实不同于柳青，不时地出面参与故事，或进行激情议论，然而，陈忠实操纵语言时却进行了深层的、透彻的、精神统领般的参与。传统小说中的情感往往带有普泛性，是时代情感在作家身上的投影，是有别于客观的另一种存在或实体。但《白鹿原》写实语言中的客观却很难成为实体，它往往是作家主观情志的外化。小说中许多虚玄情节，冷静道来，“和真的一样”，语言表层为实，深层为虚，虚实相间，看似平淡，实则诡奇。小说开端第一章写白嘉轩六房女人之死，是纯客观的叙述语言，语言有别于传统小说，并没有意义的阐释，只叙述经过，六房女人死了，个个死有病因，谓为实。但房房必死谓为虚，之后关于主人公的命运与生理秘闻的探究更为玄。如此开头真是匠心独运，引导读者进入白鹿原世界的不是故事，而是作家。作家精心策划玄虚的故事以控制读者，于是，客观化的叙述语言带有作家浓厚的主体感受。“这个女人从下轿顶着红绸盖巾进入白家门楼到躺进一具薄板棺材抬出这个门楼，时间尚不足一年，是害痨病死的。”前一长句详叙过程，不厌其烦，而且是带有作家感受过程的现象交代，后一句因果交代则异常简明，给读者留下空白，留下期待。类似这样的语句结构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某些大的故事情节在详尽叙述之后戛然中断，原委待后来回溯。作家有自觉且自信的语言意识，除了以充分感觉化、情绪化的叙述语言去感染读者以外，还把握着读者的阅读节奏与阅读速度，个体的介入真是无时有，时时有；无处在，处处在。

但读者并不被动，一旦读者被作家导入小说的情境中，读者很快便能获得极大的审美自由，因为作家虽然不时有情感与价值取向的流露，但绝不会也不能强加于读者，而且在陈忠实笔下，再现性语言形式不再是公众的和浅表的，而是个体的和深层的，它重视体验，充满了弹性与张力，在语言的原生态气氛中，读者完全进入再度体验之中，并进行合于读者个体再创造的阐释。一种叙述语言的成熟确能够促进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成熟。

小说广义的叙述语言已经包容了人物语言。基于此种关系，人物语言也完全应和着以上所述的本体语言追求。不同的是，人物语言一定要在充分个性化的基础上显示作家的主体意识，即语言带有双重个性。《白鹿原》人物语言的精妙之处在于以活灵活现的动作感觉切入对话，并赋予人物语言以丰富的潜台词。从人物对话中不仅仅见到性格，而且见到关系与整体，使语言更具穿透力。朱先生、白嘉轩等成为象征性人物形象，得力于他们的语言表达，作家在此把汉语言的象征性优长发挥得淋漓尽致，简洁、含蓄，积淀着深厚的哲学、文化社会内涵，真正的“意”大于“言”。此外，人物语言双重个性的实现又来自于作家对语言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的运用。古语古韵和方言土语，既属于人物个体，又属于作家个体，陈忠实终于用独特的语言模式收拢了他方方面面的艺术创造，形成了自己开放而富有独创性的现实主义风格。

《白鹿原》的问世，在现实主义文学演变过程中或者说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现实主义特别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在经过多次的反拨与整合之后，面临着再度成熟状态的出现，即史诗的诞生，这是读者的期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或必然。文学思潮嬗变的规律即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交替递进的过程，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相互交织，又相互取代，而最终的融合与统一必定是历史阶段上文学成果的出现，新的转折由此开始。《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恰可作如是观。它以一种融合的气度立于文学史新的生长点上，既全方位吸收传统文学精华与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经验，又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既超越了作家自身，又超越了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现实主义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是对美的新领域的征服。”^[2]《白鹿原》在突破与超越传统中创造出传统理论范畴所不能概括的陌生新鲜的艺术新质，它是一个可供我们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复杂文本。在本体意义上研究文学，即意味着在审美的层面上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绝不是逃避社会矛盾，追求绝对的空灵与超然。《白鹿原》深情地呼唤着纯文学理性精神的回归，它摒弃形式主义，以神圣、崇高、庄严的理性精神来支撑自身的美学品格；同时，《白鹿原》以文学性与可读性的成功结合为我们展现出纯文学发展的美好前景，《白鹿原》美学上的高品位与接受上的轰动效应足以说明，纯文学做到雅俗共赏、曲高和众不再仅仅是诱人的理想。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美]芬克斯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M].赵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